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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大利亚渐进发展模式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模式之一。200多年来，以社会的繁荣、变革与转型为主要内容的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是恢宏而深刻的，它呈自然与平静状态下的演进，表现为各种社会机制在渐进中改进、提升与完善，以相对极低的损失屡屡完成发展性质变。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相比较，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创造发明，或是深邃莫测的理论创新，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和自身情况，务实而具体地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局部、甚至是很小的一个部分的改进与创新。关键词 澳大利亚 现代化模式 本土化 和平环境 渐进发展
【作者简介】
王宇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英联邦国家历史、澳大利亚现代化问题。
主要著作：《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移植与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路》、《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合著）等。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然而，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在这阶段的发展情况多有差异。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完全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的国家，①进而成为后起的现代化发展国家中的先行者之一，自然而顺利的发展与理智而明确的选择是其现代化发展的显著特点与表象。然而，其变化与发展非但未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就连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未感觉到。②和谐渐进构成了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发展轨迹：从“海外监狱”到现代化国家
英国建立澳洲殖民地的初衷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本土在押罪犯羁押难题。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到达悉尼，759名罪犯在646名军人及20名官员的押解下登岸。这不仅是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流放犯殖民地的开始，而且也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起点，澳洲由土著原始社会一步迈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继新南威尔士之后建立的5个英属澳洲殖民地在形成方式与类型属性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人们的自觉行为都是效仿英国，认定澳洲势必“从一个罪犯惩治地成长为一个自由社会”，③即以自由主义为基准的英式社会。
19世纪上半期，“牧羊业大潮”使澳洲经济突飞猛进，大有成为“大英帝国内最伟大的殖民地之一”之势。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繁荣，进而自然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刑释人员增多、自由移民增加，澳大利亚民族由此生成。蓬头垢面的罪犯与低俗粗暴的军人已成为“完全成熟的白种英国国民”，适用于“海外监狱”的现行管理制度对于澳大利亚现实社会日趋显得相形见绌。于是，以伸张作为英国人“天赋权利”为核心内容的自治运动应运而生。英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在澳洲得以顺理成章地移植与复制，澳洲社会在渐进中转型为英属公民殖民地。然而，“在新大陆，所有由母国漂洋过海而来的东西无不发生本质性的变化”，④本土化现象明显。例如，在19世纪中期相继成立的澳洲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在职权、职能与结构上无一不是移植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但在社会管理中，它们逐渐取代了英国派遣的总督，“澳洲人管理澳洲”的诉求渐渐成为社会现实。
运作于19世纪后50年的联邦运动，起源与终结于澳洲各殖民地之间联合的逐渐形成与澳洲统一在法律意义上的趋于确立，澳洲社会形态由公民殖民地逐渐转型为民族国家。它的核心内容同样是伸张“天赋权利”，但此时的“天赋权利”具有愈加鲜明的澳洲色彩，而非自治运动所追求的“故乡的权利”，它所主张的“自主”与“自治”的内涵实为独立。尽管母国情结深厚，但人们无意“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⑤在对维护权利与扩大利益的追求中，“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隔阂的消除对于社会经济是有益”的观念⑥逐步成为澳洲社会的共识，而各地区之间的合作往来正愈加明显地演变为政治上的联合，澳洲统一成为大势所趋。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澳大利亚以自治领的形式转型为拥有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相比较，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创造发明，或是深邃莫测的理论创新，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和自身情况，务实而具体地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局部、甚至是很小的一个部分的改进与创新。回顾这些改进与创新，其中有的立竿见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有的则具有开辟某种或某一领域先河的作用和价值；有的却见效于后来，给人以细水长流的感觉。舶来品会因澳大利亚人的追求与磨砺而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价值；并又因这样的变化，舶来品的创造者与创造国又反过来从澳大利亚移植舶来品的创新部分。
因此，虽然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并无重大的首创之举，但在具有扬弃功能的本土化作用下，被移植而来的西方文明转变为一种适合澳大利亚国情的新文明。换言之，澳大利亚人在事无巨细地仿效以英国为主的欧美国家来设计与建设澳洲的同时，又在自然地根据客观现实和需要修改着“舶来品”，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属性与特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但又有越来越明显的差别。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1901年前，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系列旨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建立起一个新国家——澳大利亚联邦；之后，澳大利亚进一步移植、兼容和扬弃了西方的多种制度，致力于建设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国家的独立与社会的成熟在平稳的渐进中加强，澳大利亚逐步成为后起的发达国家，跻身于现代化国家排名前列。根据《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世界120个国家（地区）现代化水平得分和排序”，澳大利亚得208.8分，列第18位。⑦
实质考察：稳定与和谐的现代化模式
本土化是澳大利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实质表象。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主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及经济体系被自然而系统地移植于澳洲，进而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状态下孕育出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澳大利亚也由此逐步与母国分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澳大利亚社会变革的基调与主题由此构成，并作用于澳洲社会的屡次转型。换言之，澳大利亚现代化模式就是英国现代化模式的澳洲本土化版。 传统问题是各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却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英国的传统在澳大利亚无处不在，以致人们时常视其为英国的“海外部分”，“一块被放错地方的欧洲土地”。然而，本土化如同一只过滤器，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扬弃，根据澳洲的现实，取其精华。17至18世纪，历史教训使英国人认识到和平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并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的努力使它成为运用和平方式解决内部冲突的典范。⑧而澳洲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恰在此时与其后，和平方式自然植根澳洲，并造就出了更为稳健的和平发展模式。此外，西方国家的种种弊端虽然时常出现于澳洲社会，甚至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些糟粕往往能够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步被淘汰。源于欧洲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与国家形成中产生过巨大的凝聚作用，但它对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种移民的伤害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其严重性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将其唾弃。1972年，联邦总理惠特拉姆明确表示：“种族或肤色将不再成为进入澳洲的一种标准。”⑨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澳大利亚已达到了无需借助本土化也能持续发展的程度。这表明本土化终将在未来尽其功能，但本土化毕竟影响了澳大利亚社会两个世纪，使澳大利亚从英国的“海外监狱”步入发达的现代国家行列。
“澳大利亚渐进发展模式”的最显著特征是稳定与和谐。它表现为：
第一，澳大利亚社会一直处于安定之中。从1788年至今，澳大利亚没有发生过战乱或社会动荡，外界的动乱不仅没有侵扰这块孤悬南太平洋上的大陆，反而为它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内部的各种关系易于协调，人们习惯于不使用激进的方式解决矛盾。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仅1854年12月发生过一次金矿工人暴动——尤里卡起义，造成30名工人和5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轰动一时。这是澳洲历史上的唯一一次造成伤亡的政治性社会冲突事件。⑩
1788年以来的澳洲史，就是一部既循序渐进又持续不断的澳洲社会变革史。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转型中，还是在同一形态的社会政治变革里，社会观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与更改基本上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完善，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否定。这就保证了澳洲社会发展是在风平浪静中演进，而不是在天翻地覆中震荡。如对英国代议制度的移植是自治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在之后的社会改革与转型中，它的充实与完善过程表现为其澳洲属性的愈加鲜明。这种良好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使澳大利亚社会得以稳步而持续发展。
应予指出的是，澳洲白人对土著人及有色人种移民曾有的暴行虽令人发指，但由于后者人数不多并长期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这类行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荡。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纵观今昔，澳大利亚竟没有一组足以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在这个国度里，宗教问题简单，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劳资矛盾与冲突可以调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谋利”是澳大利亚人共有的社会意识与共同的行为规范，因此，维护和谐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的行动。简言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族和谐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必备条件，而澳大利亚恰巧都具备这些条件。
近代以来，因社会结构复杂而导致的利益相悖是造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社会变革中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紧随唇枪舌剑之后的往往是刀光剑影，乃至兵戎相见。而审视200多年来的澳洲主流社会，情况则大相径庭，涉及社会问题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但仅限于口诛笔伐，尤其是在尤里卡起义之后，人们自觉排斥暴力，对冲突升级多加防范。1891年，在制定《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联邦会议”上，与会者围绕国名“澳大利亚联邦”中的“commonwealth”一词展开激烈辩论，其原因仅是人们心有余悸地由此联想到凭借暴政维系的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最后，利益与共识使这个未来国家的名字“只是勉强地被（制宪）委员会接受了……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
渐进改革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移植到澳大利亚后，则造就出更为平稳的“澳大利亚渐进改革模式”，铺设出平坦的澳大利亚现代化之路。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推崇印度“圣雄”甘地的原因在于他倡导与领导了导致印度独立的“非暴力运动”，并认为这是他的首创。然而，考察澳大利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早在19世纪，这种运动形式已经出现在澳洲，并卓有成效。因而，澳大利亚应是第一个以非暴力形式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也导致了一个澳大利亚与众不同的现象：其他国家与民族往往因拥有成千上万捐躯的英烈而自豪，可是，澳大利亚人则为在其历史中仅发生过一次造成几十人伤亡的冲突事件而得意。
从民族意识和民族秉性方面而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民族禀承了英吉利民族的求稳心态，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同样以稳重守成而著称。这并不是一味顽固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谨慎与持重的态度。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共和运动已在澳大利亚酝酿了半个世纪，尽管澳大利亚迟早将实行共和政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92年2月至1994年2月的5次民意测验结果来看，支持共和制的比例分别为57%、56%、66%、62%和63%。在1998年2月召开的宪政会议上，152名代表围绕建立共和国问题舌战10天，最终以89票赞成、52票反对和1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同意在澳大利亚建立共和国。投下反对票的联邦总理霍华德说道：“我本人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一共和模式已得到一个明确多数的赞同，可以交由明年全民公决。”然而，在1999年11月6日举行的全澳全民公决中，澳大利亚人却明确无误地拒绝了共和制，致使孕育已久的“共和婴儿”胎死腹中，尽管之后仍有75%的人支持在澳实现共和制，90%的人主张由澳大利亚人出任国家元首，仅有9%拥护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其原因则相当简单：一是澳大利亚人认为共和制还有一些不完备之处，尚需进一步完善，不能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社会波动；二是求稳心态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霍华德的一席话道出了原委：现成的君主制“只要没有破碎，就不必修理它”，澳大利亚“何必劳民伤财，为变而变”？然而，共和运动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一向倡导共和制的工党总结了经验与教训，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共和事业，“直到一个工党政府的总理带领我们走进共和国那一天为止”。 成因解读：理性、传承与融合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可谓是缓慢的，难觅具有标志性的突变事件，它的任何变化都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有所发现，但是，它的发展和变革则是深刻的。回首这200多年的历史，澳大利亚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质变，形成一个连一个的飞跃，从而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状态。所以，从实质上看，澳大利亚的发展又是迅速的，它用20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了更长的时间还未走完的路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年轻民族，英吉利民族的民族精神对澳大利亚民族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作为现代化先驱民族国家的一种“精神产品”，英国的“绅士风度”在澳洲得以移植、继承与本土化，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等方面与英国人如出一辙。而注重平等与公正、讲究理性主义、崇尚稳重与平和、厌恶暴力，则是澳大利亚人尤为注重的内容。这种文明的传承对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它可以顺利具备现代化发展必备条件的一大因素。
第二，澳大利亚社会发展是在稳扎稳打中进行的，没有出现在别国常见的大起大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可观的发展前景。无论是19世纪的“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还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使澳大利亚在经济领域出现惊人的“大起”，然而，事后却没有出现可怕的“大落”，反而是在“大起”基础上的再继续发展，从而使澳大利亚大受其益。平稳与协调使社会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微乎其微，几近可被忽略。澳大利亚的仲裁制度“涉及范围之广，为任何国家前所未有”，它的移植、建立与完善已历时百余年，各届政府对其态度大致相同。这一连续性使因制度变革所造成的损失仅表现为少数人在心理上的一时不适应。
第三，澳大利亚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因英国而面向世界，并愈加融于全球化。这在客观上使澳大利亚有条件鉴别、筛选、借鉴和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在很短的时间里移植别国的成功举措和成熟体制，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从而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速度。例如，在建立福利制度问题上，澳大利亚人目睹西方工业化中严重的社会分化而迫切要求背上这“文明的包袱”。联邦总理迪金在1906年写道：美国的效率是以“人们体质和生命的骇人牺牲作为代价换取的”，决不能使澳大利亚人“陷入这种可怜而绝望的境地”。在福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澳大利亚人并没有着力创建有关理论，而是借鉴英国人耗费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光阴”而探索出的理论，经过本土化改造，建立起了适合澳大利亚社会的福利制度。
（本文系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以澳大利亚为范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JA770045）
注释
至二战结束前，因受种族主义的影响，社会观念与社会制度使澳洲社会分为由白人构成的主流社会与由土著和有色人种构成的非主流社会。战后，随着种族主义的蜕化，土著和有色人种的权益逐步得到认可与尊重，这一社会界限逐渐消失。文中所论述的战前澳洲社会为主流社会。
W. J. Hudson
【作者简介】
王宇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英联邦国家历史、澳大利亚现代化问题。
主要著作：《澳大利亚——在移植中再造》、《移植与本土化——大洋洲文明之路》、《渐进中的转型——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世界现代化历程·大洋洲卷》（合著）等。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然而，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在这阶段的发展情况多有差异。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完全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的国家，①进而成为后起的现代化发展国家中的先行者之一，自然而顺利的发展与理智而明确的选择是其现代化发展的显著特点与表象。然而，其变化与发展非但未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就连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未感觉到。②和谐渐进构成了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发展轨迹：从“海外监狱”到现代化国家
英国建立澳洲殖民地的初衷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本土在押罪犯羁押难题。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到达悉尼，759名罪犯在646名军人及20名官员的押解下登岸。这不仅是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流放犯殖民地的开始，而且也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起点，澳洲由土著原始社会一步迈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继新南威尔士之后建立的5个英属澳洲殖民地在形成方式与类型属性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人们的自觉行为都是效仿英国，认定澳洲势必“从一个罪犯惩治地成长为一个自由社会”，③即以自由主义为基准的英式社会。
19世纪上半期，“牧羊业大潮”使澳洲经济突飞猛进，大有成为“大英帝国内最伟大的殖民地之一”之势。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繁荣，进而自然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刑释人员增多、自由移民增加，澳大利亚民族由此生成。蓬头垢面的罪犯与低俗粗暴的军人已成为“完全成熟的白种英国国民”，适用于“海外监狱”的现行管理制度对于澳大利亚现实社会日趋显得相形见绌。于是，以伸张作为英国人“天赋权利”为核心内容的自治运动应运而生。英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在澳洲得以顺理成章地移植与复制，澳洲社会在渐进中转型为英属公民殖民地。然而，“在新大陆，所有由母国漂洋过海而来的东西无不发生本质性的变化”，④本土化现象明显。例如，在19世纪中期相继成立的澳洲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在职权、职能与结构上无一不是移植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但在社会管理中，它们逐渐取代了英国派遣的总督，“澳洲人管理澳洲”的诉求渐渐成为社会现实。
运作于19世纪后50年的联邦运动，起源与终结于澳洲各殖民地之间联合的逐渐形成与澳洲统一在法律意义上的趋于确立，澳洲社会形态由公民殖民地逐渐转型为民族国家。它的核心内容同样是伸张“天赋权利”，但此时的“天赋权利”具有愈加鲜明的澳洲色彩，而非自治运动所追求的“故乡的权利”，它所主张的“自主”与“自治”的内涵实为独立。尽管母国情结深厚，但人们无意“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⑤在对维护权利与扩大利益的追求中，“澳洲各殖民地之间的隔阂的消除对于社会经济是有益”的观念⑥逐步成为澳洲社会的共识，而各地区之间的合作往来正愈加明显地演变为政治上的联合，澳洲统一成为大势所趋。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澳大利亚以自治领的形式转型为拥有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相比较，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创造发明，或是深邃莫测的理论创新，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和自身情况，务实而具体地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局部、甚至是很小的一个部分的改进与创新。回顾这些改进与创新，其中有的立竿见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有的则具有开辟某种或某一领域先河的作用和价值；有的却见效于后来，给人以细水长流的感觉。舶来品会因澳大利亚人的追求与磨砺而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价值；并又因这样的变化，舶来品的创造者与创造国又反过来从澳大利亚移植舶来品的创新部分。
因此，虽然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并无重大的首创之举，但在具有扬弃功能的本土化作用下，被移植而来的西方文明转变为一种适合澳大利亚国情的新文明。换言之，澳大利亚人在事无巨细地仿效以英国为主的欧美国家来设计与建设澳洲的同时，又在自然地根据客观现实和需要修改着“舶来品”，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属性与特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但又有越来越明显的差别。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1901年前，澳大利亚出现了一系列旨在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建立起一个新国家——澳大利亚联邦；之后，澳大利亚进一步移植、兼容和扬弃了西方的多种制度，致力于建设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国家的独立与社会的成熟在平稳的渐进中加强，澳大利亚逐步成为后起的发达国家，跻身于现代化国家排名前列。根据《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世界120个国家（地区）现代化水平得分和排序”，澳大利亚得208.8分，列第18位。⑦
实质考察：稳定与和谐的现代化模式
本土化是澳大利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实质表象。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主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及经济体系被自然而系统地移植于澳洲，进而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状态下孕育出新生的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澳大利亚也由此逐步与母国分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澳大利亚社会变革的基调与主题由此构成，并作用于澳洲社会的屡次转型。换言之，澳大利亚现代化模式就是英国现代化模式的澳洲本土化版。 传统问题是各国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澳大利亚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却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英国的传统在澳大利亚无处不在，以致人们时常视其为英国的“海外部分”，“一块被放错地方的欧洲土地”。然而，本土化如同一只过滤器，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进行扬弃，根据澳洲的现实，取其精华。17至18世纪，历史教训使英国人认识到和平解决冲突的必要性，并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的努力使它成为运用和平方式解决内部冲突的典范。⑧而澳洲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恰在此时与其后，和平方式自然植根澳洲，并造就出了更为稳健的和平发展模式。此外，西方国家的种种弊端虽然时常出现于澳洲社会，甚至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些糟粕往往能够在本土化过程中逐步被淘汰。源于欧洲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虽然在澳大利亚民族与国家形成中产生过巨大的凝聚作用，但它对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种移民的伤害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澳大利亚人意识到其严重性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将其唾弃。1972年，联邦总理惠特拉姆明确表示：“种族或肤色将不再成为进入澳洲的一种标准。”⑨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澳大利亚已达到了无需借助本土化也能持续发展的程度。这表明本土化终将在未来尽其功能，但本土化毕竟影响了澳大利亚社会两个世纪，使澳大利亚从英国的“海外监狱”步入发达的现代国家行列。
“澳大利亚渐进发展模式”的最显著特征是稳定与和谐。它表现为：
第一，澳大利亚社会一直处于安定之中。从1788年至今，澳大利亚没有发生过战乱或社会动荡，外界的动乱不仅没有侵扰这块孤悬南太平洋上的大陆，反而为它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内部的各种关系易于协调，人们习惯于不使用激进的方式解决矛盾。在澳大利亚历史上，仅1854年12月发生过一次金矿工人暴动——尤里卡起义，造成30名工人和5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轰动一时。这是澳洲历史上的唯一一次造成伤亡的政治性社会冲突事件。⑩
1788年以来的澳洲史，就是一部既循序渐进又持续不断的澳洲社会变革史。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转型中，还是在同一形态的社会政治变革里，社会观念与国家政策的变化与更改基本上是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和完善，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否定。这就保证了澳洲社会发展是在风平浪静中演进，而不是在天翻地覆中震荡。如对英国代议制度的移植是自治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在之后的社会改革与转型中，它的充实与完善过程表现为其澳洲属性的愈加鲜明。这种良好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使澳大利亚社会得以稳步而持续发展。
应予指出的是，澳洲白人对土著人及有色人种移民曾有的暴行虽令人发指，但由于后者人数不多并长期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这类行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荡。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纵观今昔，澳大利亚竟没有一组足以导致社会不安定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在这个国度里，宗教问题简单，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劳资矛盾与冲突可以调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谋利”是澳大利亚人共有的社会意识与共同的行为规范，因此，维护和谐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觉的行动。简言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民族和谐是当今各国现代化发展的必备条件，而澳大利亚恰巧都具备这些条件。
近代以来，因社会结构复杂而导致的利益相悖是造成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社会变革中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紧随唇枪舌剑之后的往往是刀光剑影，乃至兵戎相见。而审视200多年来的澳洲主流社会，情况则大相径庭，涉及社会问题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但仅限于口诛笔伐，尤其是在尤里卡起义之后，人们自觉排斥暴力，对冲突升级多加防范。1891年，在制定《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联邦会议”上，与会者围绕国名“澳大利亚联邦”中的“commonwealth”一词展开激烈辩论，其原因仅是人们心有余悸地由此联想到凭借暴政维系的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最后，利益与共识使这个未来国家的名字“只是勉强地被（制宪）委员会接受了……仅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
渐进改革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移植到澳大利亚后，则造就出更为平稳的“澳大利亚渐进改革模式”，铺设出平坦的澳大利亚现代化之路。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们推崇印度“圣雄”甘地的原因在于他倡导与领导了导致印度独立的“非暴力运动”，并认为这是他的首创。然而，考察澳大利亚的历史，不难发现，早在19世纪，这种运动形式已经出现在澳洲，并卓有成效。因而，澳大利亚应是第一个以非暴力形式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也导致了一个澳大利亚与众不同的现象：其他国家与民族往往因拥有成千上万捐躯的英烈而自豪，可是，澳大利亚人则为在其历史中仅发生过一次造成几十人伤亡的冲突事件而得意。
从民族意识和民族秉性方面而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民族禀承了英吉利民族的求稳心态，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同样以稳重守成而著称。这并不是一味顽固地反对进步，而是对变革的进程和方式持谨慎与持重的态度。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共和运动已在澳大利亚酝酿了半个世纪，尽管澳大利亚迟早将实行共和政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92年2月至1994年2月的5次民意测验结果来看，支持共和制的比例分别为57%、56%、66%、62%和63%。在1998年2月召开的宪政会议上，152名代表围绕建立共和国问题舌战10天，最终以89票赞成、52票反对和1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同意在澳大利亚建立共和国。投下反对票的联邦总理霍华德说道：“我本人毫无疑义地认为这一共和模式已得到一个明确多数的赞同，可以交由明年全民公决。”然而，在1999年11月6日举行的全澳全民公决中，澳大利亚人却明确无误地拒绝了共和制，致使孕育已久的“共和婴儿”胎死腹中，尽管之后仍有75%的人支持在澳实现共和制，90%的人主张由澳大利亚人出任国家元首，仅有9%拥护英国女王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其原因则相当简单：一是澳大利亚人认为共和制还有一些不完备之处，尚需进一步完善，不能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社会波动；二是求稳心态影响了人们的行为，霍华德的一席话道出了原委：现成的君主制“只要没有破碎，就不必修理它”，澳大利亚“何必劳民伤财，为变而变”？然而，共和运动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一向倡导共和制的工党总结了经验与教训，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共和事业，“直到一个工党政府的总理带领我们走进共和国那一天为止”。 成因解读：理性、传承与融合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可谓是缓慢的，难觅具有标志性的突变事件，它的任何变化都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观察才能有所发现，但是，它的发展和变革则是深刻的。回首这200多年的历史，澳大利亚在一个又一个不显眼的渐变中，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质变，形成一个连一个的飞跃，从而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状态。所以，从实质上看，澳大利亚的发展又是迅速的，它用20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了更长的时间还未走完的路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脱胎于英吉利民族的年轻民族，英吉利民族的民族精神对澳大利亚民族的影响深远而重大。作为现代化先驱民族国家的一种“精神产品”，英国的“绅士风度”在澳洲得以移植、继承与本土化，表现为澳大利亚人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等方面与英国人如出一辙。而注重平等与公正、讲究理性主义、崇尚稳重与平和、厌恶暴力，则是澳大利亚人尤为注重的内容。这种文明的传承对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也是它可以顺利具备现代化发展必备条件的一大因素。
第二，澳大利亚社会发展是在稳扎稳打中进行的，没有出现在别国常见的大起大落，表现出较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可观的发展前景。无论是19世纪的“牧羊业大潮”和“淘金热”，还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使澳大利亚在经济领域出现惊人的“大起”，然而，事后却没有出现可怕的“大落”，反而是在“大起”基础上的再继续发展，从而使澳大利亚大受其益。平稳与协调使社会变化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微乎其微，几近可被忽略。澳大利亚的仲裁制度“涉及范围之广，为任何国家前所未有”，它的移植、建立与完善已历时百余年，各届政府对其态度大致相同。这一连续性使因制度变革所造成的损失仅表现为少数人在心理上的一时不适应。
第三，澳大利亚的发展不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因英国而面向世界，并愈加融于全球化。这在客观上使澳大利亚有条件鉴别、筛选、借鉴和汲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在很短的时间里移植别国的成功举措和成熟体制，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从而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速度。例如，在建立福利制度问题上，澳大利亚人目睹西方工业化中严重的社会分化而迫切要求背上这“文明的包袱”。联邦总理迪金在1906年写道：美国的效率是以“人们体质和生命的骇人牺牲作为代价换取的”，决不能使澳大利亚人“陷入这种可怜而绝望的境地”。在福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澳大利亚人并没有着力创建有关理论，而是借鉴英国人耗费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光阴”而探索出的理论，经过本土化改造，建立起了适合澳大利亚社会的福利制度。
（本文系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以澳大利亚为范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YJA770045）
注释
至二战结束前，因受种族主义的影响，社会观念与社会制度使澳洲社会分为由白人构成的主流社会与由土著和有色人种构成的非主流社会。战后，随着种族主义的蜕化，土著和有色人种的权益逐步得到认可与尊重，这一社会界限逐渐消失。文中所论述的战前澳洲社会为主流社会。
W. J. Hud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