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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教育援助是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核心行动之一，推进相关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研究对WoS数据库中258篇英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和内容分析后发现：（1）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成果体量较小，但文献数量和被引次数增长显著，揭示出该领域的受关注度不断提升;（2）该领域研究成果具备稳定的知识传播平台，如《国际教育发展》等比较教育刊物;（3）该领域研究主体以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高校的研究者为主，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援国的研究者暂处边缘位置，研究者布局揭露结构局限性;（4）在1990-2020年间，该领域研究热点包括援助成效、高质量教学、课程改革和技术赋能等，热点话题具有持续性和发展性。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加强我国国际教育援助实践和研究布局的规划、提升对相关实践活动的危机管理等对策。
关键词：国际教育援助;主体;热点;教育对外开放
国际教育援助是教育对外开放中最为核心的行动之一，对提升受援国教育发展水平、扩大援助国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顾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历史可知，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是重要的发起力量和推进力量。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发展形势下，深化对国际教育援助实践与研究的理解，是加快和扩大我国面向国际社会的教育援助及其研究时一项紧要的课题。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在以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国门服务“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亟需加强相关研究方法或理论的创新，扩展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通道。[1]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文献可视化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呈现和解读近30年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研究主体、主题热点以及研究脉络，试析国际教育援助与特定背景、阶段各因素间的关系。具体研究分为数据收集与清洗、数据录入与分析、分析结果解读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完成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的检索、筛选和整合。该阶段对所选文献进行严格筛选，以保障数据的质量及结果的可靠性。第二阶段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分析，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V5.7 R2（以下简称CiteSpace）和WoS统计分析手段完成分析工作。第三阶段结合对重要文献的内容分析，对数据的可视化结果进行分项解读。这样的分析既能够在已有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还可以从数据多样性和方法上进行创新，弥补以往研究中对于经典文献剖析不足的缺憾。
（二）数据来源
WoS数据库是收录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核心合集所收录的文献在同行评价、下载和引用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是分析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发展的优质数据源。本研究以WoS核心合集为数据检索来源，按主题①检索了199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24日的英文期刊论文（journal article），手动筛选后最终获得258条文献作为分析数据，其中包括248篇研究论文（article）、5篇主编评论（editorial）、3篇文献综述（review）和2篇书评（book review）。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文献的分布
1.年度分布
对国际教育援助研究发文量和文献被引频次的比较分析可以说明该领域文献的年分布概况（见图1）和研究成果的增长趋势：一是年度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具有不同程度的浮动，最低发文量仅为1篇，最高发文量为26篇，2006年后的发文量上升明显，但在2009、2011和2017年出现过较为明显的下降。二是所选文献的年被引频次亦在微弱的浮动中不断上升，在2005年上涨至10次，随后在2008、2010和2018年出现过较为明显的下降，2019年达到最高的417次。与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大规模实践相比[2]，该领域研究的发文总量和被引频次相对较小。
2.期刊分布
学术期刊是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通过了解刊发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重要期刊，研究者可精准定位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高效学习本领域的科研成果，及时追踪本领域的发文动态和成果展示平台变化。本研究统计出在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靠前的10份期刊（见表1），由此发现：其一，重要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的累计发文比例悬殊，《國际教育发展》在30年间刊发相关研究57篇，遥遥领先发文量处在第二位的《比较教育》（15篇）;排在第三至十位的八份期刊发文量分别为5篇或3篇。然而在发展导向的基础上，不能忽视高发文量和期刊成立时间的相关性，例如《国际教育发展》的出刊时间至少可追溯至1981年。[3]其二，比较教育学届对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关注程度较高。在前10份期刊中，《比较教育》、《比较教育评论》和《比较：比较与国际教育》三份期刊上刊发的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文献占检索文献总数（258篇）的8.915%，共有23篇。其三，从期刊关注的学科与主题类型看，教育与教育研究、发展（学）研究和经济学是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要学科支撑。以《国际发展评论》[4]、《实践发展》[5]和《发展研究》[6]为代表的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重要刊物长期关注国际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近年它们对教育援助的关注是一个新特征。
除期刊发文量等指标以外，我们通过对期刊的共被引分析探寻了期刊与学科间的知识流动，深入了解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布结构与流向，在静态的发文量等结果之上探讨期刊间的动态关系。在期刊共被引分析结果中，网络模块化的Q值为0.9767，该值大于0.3即表明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用于衡量网络同质性的加权平均S值为0.709，该值大于0.05即表明聚类稳定。从图2期刊共被引分析表明由上之下查看，发现社会学类期刊（如《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展（学）研究期刊（如《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经济学类期刊（如《Journal of Econometrics》）以及国际组织发布的《全面教育监测报告》（Education for All Monitoring Report）和工作文件（working paper）成为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视知识分布载体或来源。 另外，对期刊进行突现性分析发现，《论文》（Thesis）、《国际发展评论》、《世界银行经济评论》（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共5份刊物从2015年至今获得了较多关注（见图3），是这一研究领域知识传播中不可小觑的新力量。这5份期刊主要关注国际发展问题，凸显出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多学科特性，同时也和上文表1中所发现的国际教育援助研究以教育与教育研究、发展（学）研究和经济学为主要学科支撑的结论相呼应。
（二）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体
1.高发文量研究者
高发文量研究者在论文发表或被引次数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他们的学术工作通常成为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发展的推动力。根据WoS发文量统计发文量排在前20位的研究者（见表2），结合对这20位研究者的论文内容和相关研究经历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发文量研究者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发表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期刊论文量超过5篇的研究者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传统发达国家，澳大利亚虽有四位研究者发表了本领域的文章，但均为2篇;总体来说，排在前20名的研究者均属于发达国家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其二，20位高产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包括它们的交叉学科），说明国际教育援助研究具备且需要较强的专业特性，有主要的学科支撑。其中，有11位研究者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耕耘多年，说明了比较教育学界对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持续关注。其三，这些研究者普遍具有丰富的国际援助和教育援助实践经验。在国际教育援助方面，他们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大学机构有着紧密的合作，或（曾）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部门以及国际组织中任职。其四，这20位研究者在研究国际教育援助时对非洲最为关注，其次是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工作所在国家与研究关注的地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来自英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五位研究者主要关切非洲和南亚，美国和加拿大的六位研究者关注拉丁美洲、东南亚、南亚、非洲以及美国的边缘群体，四位澳大利亚研究者主要关注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欧盟国家的四位研究者主要方向为全球视域和国际组织。
2.高被引作者和研究者集群
共被引作者分析和作者合作聚类分析能够定位国际教育援助研究中的高被引作者和研究者集群。共被引作者分析中Q值為09329，加权平均S值为08337;作者合作聚类分析中的Q值为09747，加权平均S值为07059，依次说明网络社团结构显著和聚类分析可信。共被引作者分析结果表明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高被引研究者主要供职于两类机构：一类为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欧盟、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其所属机构，如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研究成果被引频次较多的高影响力研究者阿比·瑞德尔（Abby Riddell），曾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英国政府。另一类高被引研究者主要供职于高等教育机构，如前文提到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高发文量研究者肯尼斯·金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凯伦·穆迪、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安托尼·维格（Antoni Verger）、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德雷埃尔·阿克塞（Dreher Axel）、美国耶鲁大学和瑞典苏黎世大学同时聘用的卡姗德拉·博奇勒（Kassandra Birchler）、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马丁·卡诺（Martin Carnoy）和乔·萨莫弗（Joel Samoff）等。
国际教育援助研究者的合作聚类指出了该领域的研究者集群，有助于我们认识该领域的主要合作关系，深入分析相关研究的背景、内容和特征。以机构划分具有两个稳定的研究者集群，一个由剑桥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哈佛大学、诺丁汉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高校构成;另一个由悉尼大学、多伦多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开普敦大学等高校构成。以学者划分则有3个较为明显的合作集群。其一，以弗朗辛·梅纳什、安托尼·维格、凯伦·穆迪、赞比亚教育部的菲力克斯·皮里（Felix Phiri），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阿伦·贝纳瓦（Aaron Benavot）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小布伦特·爱德华（Brent Edwards D.Jr.）为代表的研究者所构成的学术团体，关注全民教育计划（Education for all）全球监测、教育援助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国际教育援助中的捐赠者决策等问题。其二，迪格尼塔斯国际（Dignitas International）②和多伦多大学的迈克尔·舒尔（Michael J.Schull）、瑞典卡罗琳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梅里克·瓦伦斯特恩（MerrickZwarenstein）和马拉维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 Malawi）的马修斯·约书亚（MartiasJoshua）等人以合作者的身份集体发表文章，他们在健康教育干预措施及成效方面的研究引起了较大关注。其三，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的圭拉默·列夫菲尔（Guillaume Lefevre）、弗雷德·阿普尔（Fred S.Apple）和阿兰·嘉菲（Allan S.Jaffe）等人，关注临床医学教育以及相关教育资料的国际援助，彰显出医学教育援助在国际教育援助中的重要影响。
（三）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热点
研究热点来源于对文献主题词（term）和关键词（keyword）的可视化分析，用以反映共时性维度下国际教育援助的研究和实践热点，以及历时性维度下研究热点的转向与变化。对258篇文献的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后，Q值为0.9715，加权平均S值为0.7208，均达到了网络结构稳定和集群显著的要求。分析得出了多个关键词集群，此处选取3个大规模的稳定集群（编号分别为39、45、46），以展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见表3）。表中S值代表集群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平均时间说明集群形成的时间，LSI、LLR和MI标签词则是以不同算法计算主题词后的结果，不同算法之间相互印证以说明研究热点的具体内容。从表3中可以发现：一，集群45形成时间最早，集群稳定性最强。从这一集群的标签词中可知2005年左右形成的研究热点包括英国双边援助、教育部门、援助成效、交易成本和课程改革，这与本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热潮等事件不无关系[7]。二，在2010年左右形成的集群46关注英语读写能力、高质量教学和课程改革等，其背后的原因或与国际教育援助制度建设中对基础教育、读写能力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的重视存在关联[8]。三，最近形成的集群39关注高等教育（尤其是融合信息通讯技术优势的研究生教育）、竞争性预期、援助成效等主题，凸显了教育援助中技术与技术-经济基础设施（techno-economic infrastructure）的重要性[9]。值得注意的是，三个集群不仅说明了不同时期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热点的多样性，也清楚呈现了研究热点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性。例如，研究者们在21世纪的头十年对国际教育援助中的课程改革话题有持续的研究热情，这与当时教育研究领域的整体兴趣是一致的;再如，英国双边援助和援助成效等则是近三十年该领域研究中长期重要的主题。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教育及发展援助不断削减，改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及社会发展水平亟需更多资源[10]，相关研究投入即是一项关键资源。逆全球化阻力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凸显了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价值和需求。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集中分析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体力量、热点问题及其变化，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体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援国的研究者参与度虽逐步提高，但影响力有限。该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是教育援助的主要发起者和提供者，具有先发优势、科研实力优势和长期影响力;其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成果传播平台是学术研究的现实环境，受援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受到语言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其三，国际教育援助本身具有明显的国际性或跨国性，与单独研究一个国家的教育相比研究成本更高。
第二，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的主题愈发多样，表现出持续性和发展性特征。研究主题的聚类与变化分析表明，1990-2020年间的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既有受到持续性关注的主题，例如教育援助中的后殖民、可持续性课程发展和教育援助成效，也有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热点问题，例如信息技术优越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以及教育援助中的南北合作等。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热点的发展在反映了教育援助实践变化的同时，还体现出相关研究分析教育援助实践的视角与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视角包括“依附理论”“后殖民主义”“批判教育学”和“教育援助与公平、民主”，等等。
（二）研究启示
我国在构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中，需要对国际教育援助作出新的学理思考与实践变革。基于本研究的结论与分析，我们建议从以下方面提高我国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水平，优化国际教育援助的实践。
首先，合理规划国际教育援助的实践和研究布局，提升对相关实践活动的危機管理。合理规划有助于增强我国教育援助的透明度与认可度，维护和宣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国际教育援助中充满着不同国家间对外战略的角力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影响[11]，国际援助一方面可赋能国家对外战略的实施，为宣传积极的中国影响、提高受援国教育发展水平做出关键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为国际意识形态较量中的“火力集中点”，备受质疑。为此，我国的国际教育援助实践应加强战略布局，在援助的对象和方式选择上做好充分的调查和筛选，以合乎双方实际的方式开展教育援助，并全面考虑国际准则的影响。[12]此外，政府和高校应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提供数据、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以科学研究保证我国国际教育援助的合理决策和宣传推广。
其次，明确我国在双边多边国际教育援助中的受援国和施援国身份，增强我国在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体性。我国在1950年便开始向周边国家提供对外援助，通过援建学校、培养师资、扩大奖学金规模等方式，提升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13]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双边多边国际教育援助中扮演愈发多样的角色，如在接受国际教育援助的同时，还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援助。我国应增强和坚持在相关实践和研究中主体身份的多样性，准确判断客观事实和自身作用，通过开发国际教育公共产品等共同应对全球教育难题。
再次，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学习和借鉴，探索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新主题和发展方向。一方面，我国教育援助研究需要继续向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习，加强相关的实践与研究合作，保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探讨前沿议题的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我国研究者应跳出过去的研究框架，探索新的主题和发展方向，积极响应国家外交战略布局，基于已有发展援助工作积极探索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援助研究新主题和发展方向，同时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形成错位发展态势，以反哺教育援助的实践发展。
最后，重视培养我国国际教育援助实践与研究高层次人才。本研究表明，国际组织人才和高校高层次研究人才是一国开展国际教育援助研究和落实国际教育援助实践的中坚力量。与之相比，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国际教育援助高层次研究人才十分匮乏，对新时代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亦未跟上对外开放的新需求。目前，我们需要结合我国教育及发展援助的最新需求，把握我国作为国际组织重要成员国的贡献与影响力，培养大量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国际组织高层次人才。此外，为满足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深入受援国开展实地调查的需要，还须关注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构建语言与专业结合、国别和区域结合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注释：
①为保障所选文献的全面性，在设定文献类型和时间等检索条件的情况下，以“education* AND aid*/assistance*/ODA AND international/global/foreign/overseas”的形式进行主题检索，并通过学科分类标准、人工筛选以及交叉比对的形式删去与本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ODA指的是“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此外，鉴于国际上对教育援助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以英文发表，本研究仅选择英文文献。
②迪格尼塔斯国际（Dignitas International）是一个医学类研究组织，开展国际教育援助相关工作，尤其是致力于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改善对艾滋病、肺结核和相关疾病的救生治疗和护理。
参考文献：
[1]杨体荣，赵芮，吴坚.21世纪以来东南亚教育研究进展与趋势：基于WoS核心期刊论文的可视化分析[J].高教探索，2019（6）：127.
[2]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Inclusion and Education：All means all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2020）[R].Paris：UNESCO，2020：324-325. [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Volume 1，Issue1（April 1981）[EB/OL].[2021-01-11].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international-journal-of-educational-development/vol/1/issue/1.
[4]Wiley Online Libra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bout[EB/OL].[2021-01-1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page/journal/10991328/homepage/productinformation.html.
[5]Taylor & Francis Online.Development in Practice-About this journal[EB/OL].[2021-01-11].https：//www.tandfonline.com/action/journalInformation？show=aimsScope&journalCode=cdip20.
[6]Taylor & Francis Online.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EB/OL].[2021-01-11].https：//www.tandfonline.com/action/journalInformation？show=aimsScope&journalCode=fjds20.
[7]ABBY R，MIGUEL N.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to Education：What Can be Learne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16，48：23-24.
[8]STEPHEN P H，BOMMI 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ssist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16，48：10.
[9]DONGSUKK，MIN JAE P.Competitive Prospects of Graduate Program on the Integration of ICT Superiority，Higher Education，and International Aid[J].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2017，34（8）：1625.
[10]YASMIN A，EMILY B，ELEANOR C，et al.Six Decades of ODA：Insights and outlook in the COVID-19 crisis[EB/OL].[2021-02-02].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5e331623-en/index.html？itemId=/content/component/5e331623-en#chapter-d1e20.
[11]RAYMOND Y.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Southeast Asia：A Threat to Japanese Interests？[J].Asian Survey，2020，60（2）：323.
[12]谷贤林.法国教育援助的基点、特征与诉求[J].外国教育研究，2020，47（12）：44.
[13]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EB/OL].[2021-02-12].http：//www.cidca.gov.cn/2021-01/10/c_1210973082.htm.
（責任编辑 赖佳）
关键词：国际教育援助;主体;热点;教育对外开放
国际教育援助是教育对外开放中最为核心的行动之一，对提升受援国教育发展水平、扩大援助国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顾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历史可知，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是重要的发起力量和推进力量。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新发展形势下，深化对国际教育援助实践与研究的理解，是加快和扩大我国面向国际社会的教育援助及其研究时一项紧要的课题。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在以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国门服务“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亟需加强相关研究方法或理论的创新，扩展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通道。[1]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计量、文献可视化分析和内容分析法，呈现和解读近30年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研究主体、主题热点以及研究脉络，试析国际教育援助与特定背景、阶段各因素间的关系。具体研究分为数据收集与清洗、数据录入与分析、分析结果解读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完成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的检索、筛选和整合。该阶段对所选文献进行严格筛选，以保障数据的质量及结果的可靠性。第二阶段进行数据的录入和分析，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V5.7 R2（以下简称CiteSpace）和WoS统计分析手段完成分析工作。第三阶段结合对重要文献的内容分析，对数据的可视化结果进行分项解读。这样的分析既能够在已有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还可以从数据多样性和方法上进行创新，弥补以往研究中对于经典文献剖析不足的缺憾。
（二）数据来源
WoS数据库是收录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数据库，该数据库的核心合集所收录的文献在同行评价、下载和引用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是分析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发展的优质数据源。本研究以WoS核心合集为数据检索来源，按主题①检索了199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24日的英文期刊论文（journal article），手动筛选后最终获得258条文献作为分析数据，其中包括248篇研究论文（article）、5篇主编评论（editorial）、3篇文献综述（review）和2篇书评（book review）。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文献的分布
1.年度分布
对国际教育援助研究发文量和文献被引频次的比较分析可以说明该领域文献的年分布概况（见图1）和研究成果的增长趋势：一是年度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具有不同程度的浮动，最低发文量仅为1篇，最高发文量为26篇，2006年后的发文量上升明显，但在2009、2011和2017年出现过较为明显的下降。二是所选文献的年被引频次亦在微弱的浮动中不断上升，在2005年上涨至10次，随后在2008、2010和2018年出现过较为明显的下降，2019年达到最高的417次。与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大规模实践相比[2]，该领域研究的发文总量和被引频次相对较小。
2.期刊分布
学术期刊是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通过了解刊发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重要期刊，研究者可精准定位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高效学习本领域的科研成果，及时追踪本领域的发文动态和成果展示平台变化。本研究统计出在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发文量排名靠前的10份期刊（见表1），由此发现：其一，重要学术期刊相关研究的累计发文比例悬殊，《國际教育发展》在30年间刊发相关研究57篇，遥遥领先发文量处在第二位的《比较教育》（15篇）;排在第三至十位的八份期刊发文量分别为5篇或3篇。然而在发展导向的基础上，不能忽视高发文量和期刊成立时间的相关性，例如《国际教育发展》的出刊时间至少可追溯至1981年。[3]其二，比较教育学届对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关注程度较高。在前10份期刊中，《比较教育》、《比较教育评论》和《比较：比较与国际教育》三份期刊上刊发的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文献占检索文献总数（258篇）的8.915%，共有23篇。其三，从期刊关注的学科与主题类型看，教育与教育研究、发展（学）研究和经济学是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要学科支撑。以《国际发展评论》[4]、《实践发展》[5]和《发展研究》[6]为代表的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重要刊物长期关注国际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近年它们对教育援助的关注是一个新特征。
除期刊发文量等指标以外，我们通过对期刊的共被引分析探寻了期刊与学科间的知识流动，深入了解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布结构与流向，在静态的发文量等结果之上探讨期刊间的动态关系。在期刊共被引分析结果中，网络模块化的Q值为0.9767，该值大于0.3即表明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用于衡量网络同质性的加权平均S值为0.709，该值大于0.05即表明聚类稳定。从图2期刊共被引分析表明由上之下查看，发现社会学类期刊（如《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展（学）研究期刊（如《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经济学类期刊（如《Journal of Econometrics》）以及国际组织发布的《全面教育监测报告》（Education for All Monitoring Report）和工作文件（working paper）成为国际教育援助的重视知识分布载体或来源。 另外，对期刊进行突现性分析发现，《论文》（Thesis）、《国际发展评论》、《世界银行经济评论》（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共5份刊物从2015年至今获得了较多关注（见图3），是这一研究领域知识传播中不可小觑的新力量。这5份期刊主要关注国际发展问题，凸显出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多学科特性，同时也和上文表1中所发现的国际教育援助研究以教育与教育研究、发展（学）研究和经济学为主要学科支撑的结论相呼应。
（二）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体
1.高发文量研究者
高发文量研究者在论文发表或被引次数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他们的学术工作通常成为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发展的推动力。根据WoS发文量统计发文量排在前20位的研究者（见表2），结合对这20位研究者的论文内容和相关研究经历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发文量研究者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发表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期刊论文量超过5篇的研究者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传统发达国家，澳大利亚虽有四位研究者发表了本领域的文章，但均为2篇;总体来说，排在前20名的研究者均属于发达国家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其二，20位高产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主要是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包括它们的交叉学科），说明国际教育援助研究具备且需要较强的专业特性，有主要的学科支撑。其中，有11位研究者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耕耘多年，说明了比较教育学界对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持续关注。其三，这些研究者普遍具有丰富的国际援助和教育援助实践经验。在国际教育援助方面，他们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大学机构有着紧密的合作，或（曾）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部门以及国际组织中任职。其四，这20位研究者在研究国际教育援助时对非洲最为关注，其次是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工作所在国家与研究关注的地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关性。来自英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五位研究者主要关切非洲和南亚，美国和加拿大的六位研究者关注拉丁美洲、东南亚、南亚、非洲以及美国的边缘群体，四位澳大利亚研究者主要关注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欧盟国家的四位研究者主要方向为全球视域和国际组织。
2.高被引作者和研究者集群
共被引作者分析和作者合作聚类分析能够定位国际教育援助研究中的高被引作者和研究者集群。共被引作者分析中Q值為09329，加权平均S值为08337;作者合作聚类分析中的Q值为09747，加权平均S值为07059，依次说明网络社团结构显著和聚类分析可信。共被引作者分析结果表明国际教育援助领域的高被引研究者主要供职于两类机构：一类为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欧盟、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其所属机构，如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研究成果被引频次较多的高影响力研究者阿比·瑞德尔（Abby Riddell），曾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英国政府。另一类高被引研究者主要供职于高等教育机构，如前文提到的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高发文量研究者肯尼斯·金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凯伦·穆迪、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安托尼·维格（Antoni Verger）、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德雷埃尔·阿克塞（Dreher Axel）、美国耶鲁大学和瑞典苏黎世大学同时聘用的卡姗德拉·博奇勒（Kassandra Birchler）、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马丁·卡诺（Martin Carnoy）和乔·萨莫弗（Joel Samoff）等。
国际教育援助研究者的合作聚类指出了该领域的研究者集群，有助于我们认识该领域的主要合作关系，深入分析相关研究的背景、内容和特征。以机构划分具有两个稳定的研究者集群，一个由剑桥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哈佛大学、诺丁汉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高校构成;另一个由悉尼大学、多伦多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开普敦大学等高校构成。以学者划分则有3个较为明显的合作集群。其一，以弗朗辛·梅纳什、安托尼·维格、凯伦·穆迪、赞比亚教育部的菲力克斯·皮里（Felix Phiri），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的阿伦·贝纳瓦（Aaron Benavot）和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小布伦特·爱德华（Brent Edwards D.Jr.）为代表的研究者所构成的学术团体，关注全民教育计划（Education for all）全球监测、教育援助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国际教育援助中的捐赠者决策等问题。其二，迪格尼塔斯国际（Dignitas International）②和多伦多大学的迈克尔·舒尔（Michael J.Schull）、瑞典卡罗琳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的梅里克·瓦伦斯特恩（MerrickZwarenstein）和马拉维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 Malawi）的马修斯·约书亚（MartiasJoshua）等人以合作者的身份集体发表文章，他们在健康教育干预措施及成效方面的研究引起了较大关注。其三，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linical Chemistry and Laboratory Medicine）的圭拉默·列夫菲尔（Guillaume Lefevre）、弗雷德·阿普尔（Fred S.Apple）和阿兰·嘉菲（Allan S.Jaffe）等人，关注临床医学教育以及相关教育资料的国际援助，彰显出医学教育援助在国际教育援助中的重要影响。
（三）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热点
研究热点来源于对文献主题词（term）和关键词（keyword）的可视化分析，用以反映共时性维度下国际教育援助的研究和实践热点，以及历时性维度下研究热点的转向与变化。对258篇文献的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后，Q值为0.9715，加权平均S值为0.7208，均达到了网络结构稳定和集群显著的要求。分析得出了多个关键词集群，此处选取3个大规模的稳定集群（编号分别为39、45、46），以展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见表3）。表中S值代表集群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平均时间说明集群形成的时间，LSI、LLR和MI标签词则是以不同算法计算主题词后的结果，不同算法之间相互印证以说明研究热点的具体内容。从表3中可以发现：一，集群45形成时间最早，集群稳定性最强。从这一集群的标签词中可知2005年左右形成的研究热点包括英国双边援助、教育部门、援助成效、交易成本和课程改革，这与本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热潮等事件不无关系[7]。二，在2010年左右形成的集群46关注英语读写能力、高质量教学和课程改革等，其背后的原因或与国际教育援助制度建设中对基础教育、读写能力和职业技能等方面的重视存在关联[8]。三，最近形成的集群39关注高等教育（尤其是融合信息通讯技术优势的研究生教育）、竞争性预期、援助成效等主题，凸显了教育援助中技术与技术-经济基础设施（techno-economic infrastructure）的重要性[9]。值得注意的是，三个集群不仅说明了不同时期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热点的多样性，也清楚呈现了研究热点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性。例如，研究者们在21世纪的头十年对国际教育援助中的课程改革话题有持续的研究热情，这与当时教育研究领域的整体兴趣是一致的;再如，英国双边援助和援助成效等则是近三十年该领域研究中长期重要的主题。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教育及发展援助不断削减，改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及社会发展水平亟需更多资源[10]，相关研究投入即是一项关键资源。逆全球化阻力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凸显了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价值和需求。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集中分析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体力量、热点问题及其变化，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体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研究者，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受援国的研究者参与度虽逐步提高，但影响力有限。该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是教育援助的主要发起者和提供者，具有先发优势、科研实力优势和长期影响力;其二，以英语为媒介语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成果传播平台是学术研究的现实环境，受援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受到语言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其三，国际教育援助本身具有明显的国际性或跨国性，与单独研究一个国家的教育相比研究成本更高。
第二，国际教育援助研究领域的主题愈发多样，表现出持续性和发展性特征。研究主题的聚类与变化分析表明，1990-2020年间的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既有受到持续性关注的主题，例如教育援助中的后殖民、可持续性课程发展和教育援助成效，也有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热点问题，例如信息技术优越性、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以及教育援助中的南北合作等。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热点的发展在反映了教育援助实践变化的同时，还体现出相关研究分析教育援助实践的视角与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视角包括“依附理论”“后殖民主义”“批判教育学”和“教育援助与公平、民主”，等等。
（二）研究启示
我国在构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中，需要对国际教育援助作出新的学理思考与实践变革。基于本研究的结论与分析，我们建议从以下方面提高我国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水平，优化国际教育援助的实践。
首先，合理规划国际教育援助的实践和研究布局，提升对相关实践活动的危機管理。合理规划有助于增强我国教育援助的透明度与认可度，维护和宣传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国际教育援助中充满着不同国家间对外战略的角力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影响[11]，国际援助一方面可赋能国家对外战略的实施，为宣传积极的中国影响、提高受援国教育发展水平做出关键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容易成为国际意识形态较量中的“火力集中点”，备受质疑。为此，我国的国际教育援助实践应加强战略布局，在援助的对象和方式选择上做好充分的调查和筛选，以合乎双方实际的方式开展教育援助，并全面考虑国际准则的影响。[12]此外，政府和高校应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国际教育援助提供数据、经费等方面的支持，以科学研究保证我国国际教育援助的合理决策和宣传推广。
其次，明确我国在双边多边国际教育援助中的受援国和施援国身份，增强我国在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主体性。我国在1950年便开始向周边国家提供对外援助，通过援建学校、培养师资、扩大奖学金规模等方式，提升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13]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双边多边国际教育援助中扮演愈发多样的角色，如在接受国际教育援助的同时，还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教育援助。我国应增强和坚持在相关实践和研究中主体身份的多样性，准确判断客观事实和自身作用，通过开发国际教育公共产品等共同应对全球教育难题。
再次，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学习和借鉴，探索国际教育援助研究的新主题和发展方向。一方面，我国教育援助研究需要继续向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习，加强相关的实践与研究合作，保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探讨前沿议题的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我国研究者应跳出过去的研究框架，探索新的主题和发展方向，积极响应国家外交战略布局，基于已有发展援助工作积极探索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援助研究新主题和发展方向，同时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形成错位发展态势，以反哺教育援助的实践发展。
最后，重视培养我国国际教育援助实践与研究高层次人才。本研究表明，国际组织人才和高校高层次研究人才是一国开展国际教育援助研究和落实国际教育援助实践的中坚力量。与之相比，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国际教育援助高层次研究人才十分匮乏，对新时代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亦未跟上对外开放的新需求。目前，我们需要结合我国教育及发展援助的最新需求，把握我国作为国际组织重要成员国的贡献与影响力，培养大量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国际组织高层次人才。此外，为满足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深入受援国开展实地调查的需要，还须关注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构建语言与专业结合、国别和区域结合的高层次人才队伍。
注释：
①为保障所选文献的全面性，在设定文献类型和时间等检索条件的情况下，以“education* AND aid*/assistance*/ODA AND international/global/foreign/overseas”的形式进行主题检索，并通过学科分类标准、人工筛选以及交叉比对的形式删去与本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ODA指的是“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此外，鉴于国际上对教育援助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以英文发表，本研究仅选择英文文献。
②迪格尼塔斯国际（Dignitas International）是一个医学类研究组织，开展国际教育援助相关工作，尤其是致力于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改善对艾滋病、肺结核和相关疾病的救生治疗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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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