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写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这话颇有哲理，48年前，我就因为大队会计的一个口信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一名“牛倌”变身为产业工人。
　　因为家庭变故，我幼年随母亲从上海到慈溪农村落户。读完四年初小辍学后，回生产队劳动。也许是“基因”所致，我对农活一窍不通，技术含量高的我学不会，粗笨农活我没力气，最后只好当了“牛倌”，与一头绰号“摇铃角”的老黄牛相伴了四五年。
　　1969年冬大兴水利，在离家10多公里的杜湖建水库，调集全县数万民工“大会战”，16周岁以上青壮年每人一个月轮流参加。
　　轮到我已是农历腊月，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水库主体工程是修筑一道长1200多米、高20多米、底宽30米的大坝。主要机械设备就是2台履带式推土机，采用的是最原始施工方式：大家在两侧山坡取土装入畚箕，由数万民工浩浩荡荡排着长队挑到坝基上，一层层往上垒。每垒放二三十厘米厚，2台推土机用履带往复压实；再由打夯组再次夯实。这打夯既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
　　每组七八人，每人一根绳索，系在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饼上，号子声中齐力提起，再重重夯下。这活需要爆发力，更需要高度默契，如果动作不协调，就可能有人受伤，我自然干不了。挑土没有技术含量，每担百来斤，距离1.5公里，一天挑6次，总行程超过18公里。装土的看我瘦弱，总是少装几锹，纵使如此，我挑运时畚箕擦着地面，跌跌撞撞到目的地，土几乎已撒去三分之一……
　　苦熬了十来天，肩膀红肿破皮，脚上也磨出几个大血泡。收工后我躺在地铺上暗自焦虑，不知如何去撑过剩下的几天？
　　此时，大队宓会计捎来一个紧急口信：省里搞夺煤大会战，到我公社招煤矿工人，明天是最后一天报名期。宓会计原是上海某厂干部，1960年代初“精简”回乡，也是个不谙务农的“白脚梗”，因打得一手好算盘，才当上大队会计。他同情我这“小白脚梗”，一听到招工消息，赶紧托人给我带口信。
　　我喜出望外，一路狂奔去报名。原来长广煤矿要招360名复退军人，但报名并不踊跃。因为当地种植经济作物，那几年收成还不错，没人愿到外乡谋生，更何况是危险系数很高的下井挖煤。这使省里招工人员和县里领导都很尴尬，为了招满人数，决定延长几天、放宽招收18至25周岁的贫下中农。

　　农村论虚岁，宓会计帮我在报名表填上18岁。体检标准身高需1.65米、体重50公斤以上，我因从小吃不饱饭，身高只有1.63米、体重仅48公斤。眼看过不了体检关，我急得大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央求医生让我参加夺煤大会战。医生看我态度坚决，也明白这点“缺陷”只要多吃几个月饱饭就能弥补，就爽快地在体检表填上身高1.65米、体重50公斤字样。
　　记得那天是1970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一，公社革委会举行仪式，我与9名同乡披红戴花，乡亲们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县城，360名战友会合，一起奔赴浙皖交界的奪煤大会战“前线”。这一天，离我17周岁还有2个月。
　　虽只有400多公里路程，却须在杭州住一宿。次日天蒙蒙亮，大家分乘9辆大客车从杭州出发，带队干部一再告诫，不可上错车。起初不知其意，后来才知道，我们中三分之二下井挖煤，三分之一到铁路管理处，在长兴至牛头山的煤矿铁路上工作。
　　9辆大客车鱼贯而行，车队开过长兴县城，就在如今著名的“十里银杏长廊”附近的草子槽道口，我与乘坐前三辆车的116名同事，往北开往5公里外的煤山铁路管理处；另外6辆车，拉着240多名同事，往西拐过道口，继续开往40多公里外的独山井，“人生轨迹”出现了又一次转折点。
　　此后不久，长牛铁路先后延长到湖州、杭州，从煤矿铁路变身地方铁路，1972年3月，又纳入全国铁路网，我也从此成为一名国铁员工。这些变化都源于一个突如其来的“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