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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先生的《来燕榭书跋》凝聚数十载心力结集而成，形似日记，随想随记得书始末，版本源流，书林掌故，其间折射出乾坤流转、世事沧桑。
黄裳奋力收书时适逢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兵火过后，新旧交替，百废待兴，大批古旧书星散而出，他最初垂青于明刻本，不屑于司空见惯的清刻本，这也许让当今玩民国版甚至玩“十七年”的书友们艳羡不已吧，而他与三二故交的访书行迹更令人神往：“二十年前游吴下，同行者有郑西谛、叶圣陶、吴春晗诸君。抵苏时已傍晚，饮于市楼。秋风初起，鲃正肥。圣陶取一尾于掌中按之，腹大如鼓，诸君顾而乐之。饭罢已昏黑，西谛访书之兴大豪，漫步护龙街上，呼门而入，凡历数家。后于玄妙观李姓肆中见此小册，索巨直，西谛时方奇穷，顾谓余曰，此可得也。喧笑而去。”黄裳惦记上了那本书，果然，“又十日，余更过吴门，更见此书，尚无售主，还价携归，以为帐秘”。纪游之后，笔锋一转而怀人：“二十年前事，依稀如昨，而西谛墓有宿草，同游星散，人事变换，几如隔世。重阅此卷，感念无已，漫书。”（《谈野翁试验小方》）
黄裳遍访江南书肆，淘书其间，时有意外惊喜，如遇故知，那种遇合之巧、书缘之美、得书之快是当今古籍拍卖会上举牌竞价者所无法体味的。每有奇遇，其题跋中便用“惊喜逾望”、“不禁狂喜”等语形容激动莫名之感。对于认准的善本佳刻，黄裳又往往倾其所有，在所不惜，时有豪举，如拜经楼钞本《汲古阁书目两种》，“估人要索重直，知余之不忍轻弃也，乃以旧本数百种易之，真痴绝也”。
张岱是黄裳非常欣赏的古代散文家。黄裳先后收得《史阙》稿本、《琅嬛文集》稿本、康熙凤嬉堂原刊《西湖梦寻》、王见大巾箱本《陶庵梦忆》，所藏可谓富矣。他有心写一篇《张岱四种》记其事，惜久久未成。康熙刻本《西湖梦寻》，传世绝罕，黄裳戊戌年十月跋曰：“得此书于今七年矣。……五年前郑西谛过我观书，亟叹此本之佳，向余索赠，未即许之。今西谛死矣，重展此卷，不禁黄垆腹痛之感。”他在书中数次抒发郑振铎仙逝后的人琴之感，书中涉笔西谛处亦颇多，西谛是黄裳的前辈、知音，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手”。黄裳曾在北京藏书家傅惜华家中见过一本《陶庵梦忆》，是周作人的旧藏。知堂有题跋文《王见大本〈梦忆〉》收入其自编文集《书房一角》，述及版本和得书经过。黄裳在作文方面受到周作人的影响（钱锺书有“深得苦茶庵法脉”语），虽然他从未明说。他的题跋文《宋姜白石集》、《冬心先生集》与知堂的《白石诗词题记》、《金冬心题记》可作对读，殊为有趣。
张岱的朋友祁彪佳累世藏书也是黄裳收书的重点和一大亮点：“余得澹生堂藏书，上下凡五世。祁氏世泽清芬毕集斋中，岂非藏书绝妙之事乎。”（《祁宗规奏疏》）这被他看作收书以来最得意的事，非常珍重。《指月录》亦山阴祁氏遗书，黄裳跋曰：“此一明刻而经祁氏五六两公子手批几满，故国之情，手足之痛皆具于是，为谢山撰志所不及知，所不敢志，岂非书林尤物。”祁氏为山阴望族，明亡后有反清复明之举，事情败露，家破人亡。书运、家运、国运三位一体。
黄裳收藏明清易代之际诗文集很多，这些作者抒发了家国之感，故国之思；遗民心事，悲歌慷慨。他着意搜求，一是看重它们有真情实感，二是为研究、作文做准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黄裳访书收书的好时光结束了，其书跋中有语：“此一年中风雨如晦，世情甚恶。唯仍不废丹黄，积习殆未易除也。”“近来心境甚恶。”“今后殆亦不复能购书矣。念之怅惘。”“文革”期间他下放干校劳动改造，藏书悉数没收充公，所幸后来绝大多数被归还，陪伴他度过无数个良宵永昼。
黄裳一辈子痴迷于书，是一位纯粹的爱书人，他终其一生在书籍上注入的时间、心血非常人所能比。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藏书家，他藏书是为了读书、写书，书跋是他研读的印迹，他在书跋中月旦人物、品评诗文，常有真知灼见。他的书跋经常记下读书之乐、愉悦之情：“悦目赏心，抚掌称快。”（《皇朝文鉴》）“灯前展卷，漫阅一过，古香袭人，心目俱爽，烦虑都尽。念‘书味夜灯知’之句，不禁怡然有感于心也。”（《张愈光诗文选》）行文率性见情、了无滞碍，显见出其乐陶陶、怡然自得的心境。他的题跋文尾常有随手拈来的闲笔，而意味无穷，令人甘之如饴，如：“岁暮理书及此，漫跋数行。适去巴金家求得绿萼梅三枝，供之几案，时有暗香来也。”（《楚辞集解》）
黄裳说：“书跋在我看来也是散文，并无二致。”（《后记》）其实，这一观点他并非原创，知堂说过：“题跋向来算是小品文。”题跋（题记、书跋）虽是小众文体，在古代文学中却也源远流长，成绩卓然。在新文学家中，周作人是这一文体的新的开创者，他继往开来，使这一文体在新文学中复活、再生，他的自编文集《书房一角》、《药堂语录》收录了一部分题跋、读书题记，遗憾的是因其藏书星散，无法观其题跋全貌了。郑振铎继其后，生前出版《劫中得书记》，数十万字的《西谛题跋》经整理后上世纪末得以出版。黄裳是这一文体的殿军，题跋文到他这儿成了绝响，《来燕榭书跋》的价值恐在此吧。
（《来燕榭书跋》，黄裳著，中华书局二零一一年版，68.00元）
黄裳奋力收书时适逢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兵火过后，新旧交替，百废待兴，大批古旧书星散而出，他最初垂青于明刻本，不屑于司空见惯的清刻本，这也许让当今玩民国版甚至玩“十七年”的书友们艳羡不已吧，而他与三二故交的访书行迹更令人神往：“二十年前游吴下，同行者有郑西谛、叶圣陶、吴春晗诸君。抵苏时已傍晚，饮于市楼。秋风初起，鲃正肥。圣陶取一尾于掌中按之，腹大如鼓，诸君顾而乐之。饭罢已昏黑，西谛访书之兴大豪，漫步护龙街上，呼门而入，凡历数家。后于玄妙观李姓肆中见此小册，索巨直，西谛时方奇穷，顾谓余曰，此可得也。喧笑而去。”黄裳惦记上了那本书，果然，“又十日，余更过吴门，更见此书，尚无售主，还价携归，以为帐秘”。纪游之后，笔锋一转而怀人：“二十年前事，依稀如昨，而西谛墓有宿草，同游星散，人事变换，几如隔世。重阅此卷，感念无已，漫书。”（《谈野翁试验小方》）
黄裳遍访江南书肆，淘书其间，时有意外惊喜，如遇故知，那种遇合之巧、书缘之美、得书之快是当今古籍拍卖会上举牌竞价者所无法体味的。每有奇遇，其题跋中便用“惊喜逾望”、“不禁狂喜”等语形容激动莫名之感。对于认准的善本佳刻，黄裳又往往倾其所有，在所不惜，时有豪举，如拜经楼钞本《汲古阁书目两种》，“估人要索重直，知余之不忍轻弃也，乃以旧本数百种易之，真痴绝也”。
张岱是黄裳非常欣赏的古代散文家。黄裳先后收得《史阙》稿本、《琅嬛文集》稿本、康熙凤嬉堂原刊《西湖梦寻》、王见大巾箱本《陶庵梦忆》，所藏可谓富矣。他有心写一篇《张岱四种》记其事，惜久久未成。康熙刻本《西湖梦寻》，传世绝罕，黄裳戊戌年十月跋曰：“得此书于今七年矣。……五年前郑西谛过我观书，亟叹此本之佳，向余索赠，未即许之。今西谛死矣，重展此卷，不禁黄垆腹痛之感。”他在书中数次抒发郑振铎仙逝后的人琴之感，书中涉笔西谛处亦颇多，西谛是黄裳的前辈、知音，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手”。黄裳曾在北京藏书家傅惜华家中见过一本《陶庵梦忆》，是周作人的旧藏。知堂有题跋文《王见大本〈梦忆〉》收入其自编文集《书房一角》，述及版本和得书经过。黄裳在作文方面受到周作人的影响（钱锺书有“深得苦茶庵法脉”语），虽然他从未明说。他的题跋文《宋姜白石集》、《冬心先生集》与知堂的《白石诗词题记》、《金冬心题记》可作对读，殊为有趣。
张岱的朋友祁彪佳累世藏书也是黄裳收书的重点和一大亮点：“余得澹生堂藏书，上下凡五世。祁氏世泽清芬毕集斋中，岂非藏书绝妙之事乎。”（《祁宗规奏疏》）这被他看作收书以来最得意的事，非常珍重。《指月录》亦山阴祁氏遗书，黄裳跋曰：“此一明刻而经祁氏五六两公子手批几满，故国之情，手足之痛皆具于是，为谢山撰志所不及知，所不敢志，岂非书林尤物。”祁氏为山阴望族，明亡后有反清复明之举，事情败露，家破人亡。书运、家运、国运三位一体。
黄裳收藏明清易代之际诗文集很多，这些作者抒发了家国之感，故国之思；遗民心事，悲歌慷慨。他着意搜求，一是看重它们有真情实感，二是为研究、作文做准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黄裳访书收书的好时光结束了，其书跋中有语：“此一年中风雨如晦，世情甚恶。唯仍不废丹黄，积习殆未易除也。”“近来心境甚恶。”“今后殆亦不复能购书矣。念之怅惘。”“文革”期间他下放干校劳动改造，藏书悉数没收充公，所幸后来绝大多数被归还，陪伴他度过无数个良宵永昼。
黄裳一辈子痴迷于书，是一位纯粹的爱书人，他终其一生在书籍上注入的时间、心血非常人所能比。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藏书家，他藏书是为了读书、写书，书跋是他研读的印迹，他在书跋中月旦人物、品评诗文，常有真知灼见。他的书跋经常记下读书之乐、愉悦之情：“悦目赏心，抚掌称快。”（《皇朝文鉴》）“灯前展卷，漫阅一过，古香袭人，心目俱爽，烦虑都尽。念‘书味夜灯知’之句，不禁怡然有感于心也。”（《张愈光诗文选》）行文率性见情、了无滞碍，显见出其乐陶陶、怡然自得的心境。他的题跋文尾常有随手拈来的闲笔，而意味无穷，令人甘之如饴，如：“岁暮理书及此，漫跋数行。适去巴金家求得绿萼梅三枝，供之几案，时有暗香来也。”（《楚辞集解》）
黄裳说：“书跋在我看来也是散文，并无二致。”（《后记》）其实，这一观点他并非原创，知堂说过：“题跋向来算是小品文。”题跋（题记、书跋）虽是小众文体，在古代文学中却也源远流长，成绩卓然。在新文学家中，周作人是这一文体的新的开创者，他继往开来，使这一文体在新文学中复活、再生，他的自编文集《书房一角》、《药堂语录》收录了一部分题跋、读书题记，遗憾的是因其藏书星散，无法观其题跋全貌了。郑振铎继其后，生前出版《劫中得书记》，数十万字的《西谛题跋》经整理后上世纪末得以出版。黄裳是这一文体的殿军，题跋文到他这儿成了绝响，《来燕榭书跋》的价值恐在此吧。
（《来燕榭书跋》，黄裳著，中华书局二零一一年版，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