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汤恩的成长轨迹

　　汤恩家族大多是新教徒，最早居住在法国的加斯科涅，16世纪时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举族迁往英国，其中一支在17世纪时定居都柏林。沃尔夫·汤恩的父亲彼得·汤恩是一位马车制造商，他的母亲来自一个天主教商人家庭，在沃尔夫出生后皈依了新教。1763年6月20日沃尔夫·汤恩出生在都柏林，较为优越的家庭条件使得沃尔夫从小就获得了良好的教育。1781年2月，沃尔夫进入了著名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学习法律，在校期间他总是能够获得丰厚的奖学金。此外他还经常参加各种辩论活动，与同学一起针砭时弊。1785年沃尔夫加入了该校的历史协会，并担任该组织的审计员。1786年沃尔夫·汤恩顺利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接下来的两年他一直在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进修，最终于1789年2月被授予律师资格。旅居伦敦期间，沃尔夫一直给欧洲的杂志撰稿，一方面为自己挣取生活费，另一方面也锻造了他出色的文笔。他曾经给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写信，建议在夏威夷建立一个军事殖民地，以保持英国海军的优势地位，但没有获得支持。沃尔夫本人也曾计划投身军营，但遗憾地错过了征兵时间。
　　回到都柏林后，沃尔夫一边从事律师工作，一边独立思考爱尔兰的政治问题，慢慢萌生了爱尔兰应当独立的想法。在他看来，英国对爱尔兰的巨大影响力是当前最大的弊端，只要这种影响不消除，爱尔兰永远不会自由、繁荣和幸福。除非爱尔兰能够获得独立，然而独立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现实中爱尔兰与英国的联系非常紧密。从此沃尔夫政治行为的目的性越来越明确，那就是改变爱尔兰完全依附于英国的状况。
　　1789年法国爆发了震撼欧陆的大革命，这一事件对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通过法国大革命而广泛传播的激进原则给爱尔兰带来了诸多启示，爱尔兰的报纸，特别是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报纸，对法国正在讨论的政治问题和天赋人权原则展现出了极其浓厚的兴趣，越来越多的爱尔兰知识分子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不断胜利也让爱尔兰看到了消除英国权力和影响的机会。1790年的冬天，沃尔夫·汤恩和他的朋友约翰·斯塔克、威廉·德伦南、托马斯·罗素等人一起组成了一个讨论政治和文学的俱乐部。他们经常以俱乐部的名义聚会，讨论各种有关爱尔兰前途的政治问题。

創建爱尔兰人联合会

　　1791年，沃尔夫·汤恩以“一个北方辉格党人”的笔名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 《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申辩》。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敦促爱尔兰新教徒立即结束对天主教徒的不信任，支持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议会公民权。要知道当时的爱尔兰宗教分裂十分严重，天主教徒普遍受到新教徒的歧视，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为天主教徒发声，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在教派平等的基础上，汤恩进一步呼吁爱尔兰所有的教派应当联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促使当局进行公平有效的议会改革。尽管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并不尽善尽美，但依然被广泛阅读且深受欢迎。许多新教改革派人士在汤恩的影响下转变了打压天主教徒的想法，支持给予大部分爱尔兰人公民权，无论他们属于何种宗教派别。自此汤恩在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都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汤恩本人由于文笔出色，法律素养深厚，被天主教委员会的领袖爱德华·伯恩和约翰·基奥任命为该组织的秘书，汤恩从此开始了更加积极有为的政治活动。
　　1791年10月，汤恩受邀来到了贝尔法斯特，成为一些改革派人士的座上宾。1791年10月18日在沃尔夫·汤恩、塞缪尔·尼尔森和托马斯·拉塞尔的共同努力下，贝尔法斯特爱尔兰人联合会宣告成立。该组织致力于弥合教派分歧，倡导所有的爱尔兰人团结起来，以此推动爱尔兰选举体制的全面改革，最终消除英国对爱尔兰的强大影响力。这年11月份，退伍老兵纳珀·坦迪在汤恩的影响下，说服了一些倾向于改革的同僚，在都柏林组建了都柏林爱尔兰人联合会。这两大联合会紧密协作，并逐渐把爱尔兰人联合会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扩展，使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该组织的结构相当严谨，从地方分支到郡分支再到省分支，最后是全国性的机构，每一层都会派出代表参加上一级的会议，共同商讨政策协调活动。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成员分布广泛，有绅士、律师、医生、教师、商人等社会中上层，也有处于较低社会等级的小旅店老板、小店主、小商贩以及纺织业中的技工等。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北极星报》，编辑部位于贝尔法斯特，塞缪尔·尼尔森任主编，每期报纸共4页，价格为2便士。这份报纸一直跟踪报道法国大革命的新闻，同时宣扬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主张和活动。汤恩为报纸写了大量的稿子，他以出色的文笔、雄辩的口才为爱尔兰人联合会赢得了声誉。虽然当时的交通并不便利，但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却很大，一度达到4000份。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了解到这个组织的存在，数以十万计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成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会员、同情者和支持者。
　　此时的爱尔兰人联合会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组织，一直处于公开活动的状态。汤恩等领导人只想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全体爱尔兰人当家作主的理想。虽然他们时刻关注法国大革命、赞扬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基于法国革命原则的激进的政治改革计划。汤恩等人还是更多地受到了古典共和思想的影响，提倡通过宪政手段实现全体爱尔兰人的和解，推进爱尔兰议会改革，最终实现爱尔兰的独立自主。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爱尔兰当局将爱尔兰人联合会定性为激进的危险社团，时刻加以提防。爱尔兰政府宣称联合会是一个极力挑起法国式暴力革命的叛国组织，勾结境外势力，图谋不轨，决心采用一切手段彻底摧毁整个联合会。1793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了《集会法案》，宣布除爱尔兰议会以外的任何政治协会都是非法的，这就使得爱尔兰人联合会成了非法组织。不久之后，迫害进一步加剧，爱尔兰人联合会的许多领导，如奥利弗·邦德、西蒙·巴特勒和威廉·德雷南等人遭到了逮捕。联合会举办的报纸也面临厄运，许多报社被封，印刷机器被捣毁。在生死存亡时刻，摆在爱尔兰人联合会面前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放弃所有的希望，停止一切活动就地解散；要么立即实现转型，从一个公开的组织变成一个靠着誓言约束的秘密组织，同时争取获得广大爱尔兰人的支持，推翻亲英当局。显然共和主义的道路已经失败，汤恩等人被迫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

沃尔夫·汤恩与1798年爱尔兰革命

　　经过大革命洗礼的法国也在高度关注着爱尔兰局势。当时英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法国一直在找机会，试图削弱英国。如果能在英国的后院，策应爱尔兰人起义间接打击英国，那么国际局势将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1794年4月同情法国大革命的英国人威廉·杰克逊牧师受命从法国来到爱尔兰，杰克逊牧师此行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和爱尔兰人联合会取得联系以摸清他们的态度。同时杰克逊牧师还要对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组织动员能力进行评估，一旦法国出兵，他们能否做好准备以接应法国军队。汤恩和杰克逊牧师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谈，并提醒后者注意他的同伴英国人科坎。果不其然，科坎最终背叛了杰克逊牧师，他宣称作为一个英国人，他要么背叛他的祖国，要么背叛他的朋友。很快杰克逊牧师遭到逮捕，被判叛国罪，后由于自杀而免遭行刑。杰克逊牧师的死让汤恩异常自责，此时他自己的处境也非常不妙，由于和杰克逊牧师接触频繁，他被流放了，必须立即离开爱尔兰。
　　1795年6月，汤恩被迫离开爱尔兰去往美国，他在普林斯顿附近买了一个农场，并开始考虑作为一个美国农民定居下来。这年秋天，他收到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来信，信中诉说了爱尔兰目前高涨的革命形势，并恳求他亲自去一趟法国，争取法国的直接援助。在强烈的爱国责任感的鼓舞下，汤恩肩负了这一重大使命。1796年1月1日，他从纽约启航，经过一段充满艰险的冬季航程后，汤恩于1796年2月2日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港，之后前往巴黎与法国督政府会谈。汤恩此行被赋予了非常大的权力，能够根据自己的方针与法国达成协议。他在法国积极奔走，成功影响了法国的爱尔兰政策，并最终促成了法国出兵爱尔兰。

　　1796年12月，法国派出了一支由35艘舰船和上万名士兵组成的庞大舰队，这些法国人受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邀请前来协助爱尔兰人发动共和革命。沃尔夫·汤恩身着法国军服，搭乘法国舰队一同来到了班特里湾，看着近在咫尺的故土，汤恩心潮澎湃。然而在接下来的航行中，舰队遇到了大风暴，法军司令拉扎尔·奥什将军乘坐的旗舰失踪，法国人不得不撤退回国。英国人对法国的入侵毫无察觉，也没有做一丝的准备，完全是天气拯救了他们。而在此前的10月份贝尔法斯特报纸的各个栏目还在不断地宣示着阿尔斯特各个城镇和教区对王室和政府的忠诚，现在突然冒出了一支法国远征军，英国当局的愤怒可想而知。很快他们就展开了针对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军事报复。那些打入到协会内部的间谍不断将情报传给英军，在1798年3月的一次搜捕行动中，整个协会的领导层几乎被一网打尽。此外为了获得更多有关该协会的详细情报，英军甚至采用了鞭刑来逼供，很多被捕者被打得皮开肉绽，和解已经不再可能。
　　虽然爱尔兰人联合会的许多领导人被捕，但起义还是在1798年5月24日爆发了，标志是当晚驶离都柏林的邮车被当局扣押。这场起义很快就席卷了整个东海岸地区，西北和西南部地区相对来说规模要小一点。爱尔兰起义的突然发生令法国人大吃一惊，在两年前的失败之后，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再一次踏入爱尔兰，只有一小股法国远征军被迅速动员，最终他们在爱尔兰的西海岸登陆，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着英军增援部队的到来，法国远征军只能选择投降。10月份，勇敢的沃尔夫·汤恩独自率领一支法国部队来到爱尔兰，试图配合起义的爱尔兰民众夺取胜利，然而汤恩又一次失败了，他在斯威利湾被击败，遭逮捕入狱。
　　身陷囹圄的汤恩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但这些刑具并不能掩盖他追求国家自由的崇高品质。“我感到更加自豪的是我戴着这些链子，因为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我所拥抱的事业，而不是去追求英格兰的星章和绶带。”11月份，汤恩被押送到伦敦并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在庭审时，汤恩身着法国军服，发表了震撼人心的辩护演说：“为了爱尔兰的自由独立，我成了一个流放者；我屈服于贫困；我离开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以及所有使生活变得美好的东西。在一场光荣的战斗中，我想要和我勇敢的同胞们一样不畏牺牲。在这场战斗中，我被迫服从，被押往全国各地，与其说是为了羞辱我，不如说是为了展示这个男子汉的坚韧和不屈。”审判的结果是叛国罪，四十八小时内执行绞刑。在行刑的前一晚，汤恩选择了自杀，静悄悄地离开了他所挂念的国家和人民。汤恩一生都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宗教和解，以建立共和国为人生目标，为此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戈德温·史密斯在谈到汤恩时评论道：虽然他的名字在英国人中鲜为人知，但他勇敢、乐观、坚毅并且心地善良，他几乎是英格兰的死敌，就像汉尼拔是罗马的敌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