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政府与市场深度合作能够成功,是因为政府成功模仿了市场
　　
　　
　　当柏林墙在1989年倒下时,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20年后,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系统,承担过量财政支出。
　　
　　今天,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坦诚地说,他们的银行系统完全是私有的。很多银行仍然依靠巨额的存款担保和低息的央行贷款才能存活,其中很多银行都有大量的政府股权。另外,为了保证就业率,政府大量投资,产生巨额的财政支出。
　　
　　在整个经济中,政府应该占多大规模?越发达的国家,越有可能拥有大政府。法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50%,美国占40%。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政府支出只占GDP的20%左右。
　　
　　政府服务至少有国防、治安、医疗、法律、基础设施和教育。政府收入来源不只税收。历史上,政府曾通过垄断一些行业的经营权获得收入。因此,如果把国有企业加入政府的话,就会增加公共部门的规模。
　　
　　随着亚洲的发展速度超过西方,亚洲国家的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更有侵入性,也更看重商业,所以感到明显的不适。当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时,日本政府热衷于推广日本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强调公共部门要发挥积极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资助世界银行研究亚洲经济的奇迹。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积极地建立基础设施、把资源投入教育和医疗、提供政治稳定和增强产权保护,亚洲经济不会增长得这么快。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承认,在亚洲,政府与市场的深度合作能够成功,是因为政府成功模仿了市场。
　　
　　即使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不喜欢政府“选择优胜者”的想法,但是他们也承认,亚洲的政府专家确实选对了重要的行业,但是大多数的投入都来自市场,政府只是从政策上促进行业发展。政府也没有凭空挑选行业,而是参与市场,获得反馈,从而知道进入和退出的时机。
　　
　　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自由市场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主张降低政府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对于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建议是私有化;对于发达国家,他们的建议是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把政府之前的活动转变成合资企业。当政府无法承担任何基础设施的投资时,就通过签订建造、运营及移交的合同,请私人企业来投资。
　　
　　在很多国家,这种策略发挥了作用,并且效果在增强。但是在其他国家,私有化变成了“强盗化”,很多政治关系的精英分享了改革的果实——以巨额公共支出的代价获得私人利益。事实上,经济学家在为自由市场辩护,但是政府的行动却是相反的——政府干预更多,以处理社会公平问题、保护环境和建造更好的基础设施。
　　
　　全球的金融危机揭露了自由市场的教条主义。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市场自身很可能导致过量性,这需要被限制。如果监管过于宽松,那么系统可能会被绑架,因为“太大而不能倒”的公司要让全国承担损失。现实中,五年内,美国的公共债务增长了1倍,达到GDP的100%。由于道德风险的高成本,政府必须更多地参与市场。
　　
　　亚洲政府的成功之处,不在于政府是否引导了正确的道路,而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微妙平衡。政府知道如何让市场发挥最大作用,并且专注于在职责之内做到最好。香港被认为是最自由的市场,但香港有一半公民住在政府的廉租房里,并且政府提供很好的社会福利。积极的不介入政策不等于不干预。这意味着,政府为私有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但是不直接与私有企业竞争。
　　
　　最近的报告显示,美国监管者开始要求对冲基金保留欧元的交易纪录,以便欧洲和美国加快审查基金在希腊债务危机中的角色。
　　
　　我仍然记得,当亚洲政府要求发达国家调查对冲基金时,发达国家的监管者不相信市场操纵行为的存在,因此他们成立了工作小组,以证明对冲基金在亚洲的市场动荡中没有责任。
　　
　　相反,中国在最近批准了卖空机制,丰富了投资者的选择。而在2008年,主要的西方银行抱怨他们的监管者,为了防止崩溃,禁止无券卖空。
　　
　　对于调查对冲基金投机欧元的监管者而言,更明智的做法是,先调查大银行和主要经纪商的交易头寸,以查明这些银行的头寸是否超过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发现,损害你利益的不只是你的敌人。因为你的“朋友”也可能是敌人的盟友。■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