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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固然无法改变战争大势，无法左右战局成败，甚至不能拖延战争爆发的一分一秒。但正是他们真实的生命，组成了战争中每一个具体的瞬间。本文将以1939年中这些小人物的生命经历为针线，穿过战争的缝隙，寻找二战那些失落的碎片。
绑架：二战的第一名受害者
子弹从正面射进头颅时，弗兰茨·霍尼克还活着，但早已失去知觉。他的身体被套进一件波兰军服里，像沙袋一样重重地放在那个早已安排好的位置上——距德波边境4英里的德国小城格莱维策无线电广播站大门口的台阶上。
恐怕霍尼克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会成为自己的丧命之地。他只是个普通农夫，住在距离格莱维策百里之遥的波罗米亚镇，像当地许多村民一样信奉天主教，未婚。在他43年的平凡一生中，唯一引人注意的亮点就是曾参加过1919年至1921年间的西里西亚起义。但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普通，又是一名没有家庭牵挂的单身汉，所以才被选中成为这场密谋中的一个角色。
对绑架他的这群人来说，霍尼克不仅普通，甚至根本不算是人。他被称为“罐头货”。就在他躺在台阶上奄奄一息之时，一只手扒开了他的眼睛。他叫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纳粹党卫队保安处特务，不久前刚刚晋升为中尉，是党卫队头目海德里希面前的红人。也是这场密谋的执行者。20天前，他从海德里希那里收到指示，要策划一起行动，让外界相信波兰人故意对德国进行挑衅。具体方案是让党卫队保安处的人员身穿波兰军服对德国一些边境设施发动佯攻。格莱维策的无线电广播站正是这次行动策划的佯攻地点之一。根据指示，“为了对付外界新闻界和德国进行宣传的需要，必须要出示波兰人进攻的真凭实据”。
霍尼克正是这件“真凭实据”。按照计划，他被麻醉后套上波兰军服带到现场后杀死，充当波兰人进攻电台时被德国国防军击毙的伤亡人员。
为了让这场佯攻“逼真”，格莱维策电台的工作人员毫不知情，他们真的把闯进来的身穿波兰军装的党卫军特务当成了波兰人。瑙约克斯的手下花了很大一番气力才制服了三名电台工程师。接下来，他们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同样是基于逼真考虑，所以事先并未踩点。慌慌张张找了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才发现一个紧急状况下进行大风暴预报的麦克风。
“注意，这里是格莱维策，广播电台已落入波兰人手中！”瑙约克斯的一名手下对着麦克风用波兰语大声吼道。但他刚刚吼完，一名勇敢的电台工程师在“爱国”热忱的激励下，为了反抗入侵的波兰人，居然中断了传输设备，导致这份处心积虑准备的波兰挑衅德国的声明就未传出这间广播室。
瑙约克斯和他的手下朝天放了几发空包弹后匆匆撤离，当他们离开大门时，刚好跨过台阶上霍尼克正在渐渐死亡的躯体。他抬眼看了看手表，准确的时间是1939年8月31日晚7点27分。
9个小时后，9月1日凌晨4点45分，停泊在但泽港的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离开但泽港锚地，向维斯特布拉德半岛的波兰要塞射出了第一发炮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仇恨：规训的头脑
在德国小城弗伦斯堡，格哈特·M是一名年轻的消防员;而在波兰瓦尔塔河畔战事前线，他是一名纵火犯。他和他的部队亲手点燃了一座波兰人的农舍。农舍燃烧起来时，里面还有一名波兰妇女：“我们不让她出来，这真残酷……她的惨叫声很长时间一直回响在我的耳朵里。”格哈特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亲手制造的这一惨剧，“燃烧的房屋，哭泣的妇女，号啕的孩子，看到这些真让人绝望”。但他仍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波兰人这是自作自受。”
仇恨消灭了人性的憐悯，也消除了内心的负罪感。可以说，仇恨是治疗屠杀恐惧症、泯灭人性的灵丹妙药。对格哈特这些进军波兰的士兵来说，仇恨原料就是波兰人对波兰境内德裔民众的屠杀。
1939年9月3日，后撤的波兰军队在比得哥什，遭到隐藏在当地德裔人中的狙击手的袭击。因败仗恼怒的波兰军队出于报复，处决了三百名德裔。尽管事后德国人以牙还牙，在进城后又屠杀了数百名波兰人泄愤，但希特勒却抓住机会，把波兰人对德裔的报复性处决渲染为“血腥星期日”，声称这是骇人的暴行，并且又杜撰出波兰德裔长期受到恐怖虐杀的谣言。
纳粹投放的仇恨妙药可谓“点铁成金”，恰到好处地将德国士兵对波兰人的侵略杀戮粉饰为正义之举。而种族主义非人化的说辞，又摘掉了德国士兵心头最后一根良知的倒刺。在纳粹的种族主义宣传中，波兰人被贬斥为“披着日耳曼皮囊的肮脏杂种”，是“人皮野兽”，根本不配作为人类看待。波兰沦陷后，党卫军头领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冯·阿芬斯立本亲自到波兰负责组建德意志自卫民兵，他对这些民兵说：“现在，你们是这里的优等种族……不要软弱，要残忍。”在这一命令的指导下，整个波兰成为了一座屠宰场，仅从10月12日到11月11日，在克拉默地区，就有2000名波兰儿童遭到杀害。上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德意志民兵集体射杀。
受难：清除知识分子
1939年11月6日，纳粹党卫军指控雅盖隆大学是波兰仇德主义的巢穴，逮捕了183名教授，其中168人被送往达豪集中营。
毁灭知识的地方，注定也会毁灭生命。扎莫希奇的医院院长克鲁科斯基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德国人如何以各种借口虐待波兰人。他自己一度被德国秘密警察逮到俘虏收容所。在那里，被关押的波兰人经常受到“棍棒、皮鞭和拳头”的殴打。
毒打还算是较好的情况。在霍恩沙查的一所监狱，一名德国骑兵队长喝得酩酊大醉后，把波兰囚犯拖出来当场射杀了35人。在格丁尼亚附近的欧布鲁策，因为一名波兰男孩打破了警察局的窗户，50名波兰男孩被捕。因为这些男孩拒绝出卖自己的朋友，党卫军抓来了男孩儿们的父母，命令他们在当地教堂门前殴打自己的孩子。在这些父母拒绝后，党卫军亲自施以辣手，他们用枪托施以重击，射杀了其中十名男孩儿。他们的尸体被扔在教堂门前整整一天。
在德国统治波兰期间，平均每天都有3000人因各种非正常原因致死。而最让他们痛恨的就是波兰的知识精英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被视为波兰文化的承载者，所以必须遭到清除。1940年夏天，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3000名知识分子在华沙郊外的森林里被处决。
这场恐怖的精英净化运动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自诩肩负在波兰地区传播“日耳曼文明”使命的德国少女团官员梅里塔·马诗曼回忆说：“人们从未遇到过波兰上流人士，这使我产生错觉，以为波兰人都是无产者、农民和穷人。”
（《新京报》）
绑架：二战的第一名受害者
子弹从正面射进头颅时，弗兰茨·霍尼克还活着，但早已失去知觉。他的身体被套进一件波兰军服里，像沙袋一样重重地放在那个早已安排好的位置上——距德波边境4英里的德国小城格莱维策无线电广播站大门口的台阶上。
恐怕霍尼克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会成为自己的丧命之地。他只是个普通农夫，住在距离格莱维策百里之遥的波罗米亚镇，像当地许多村民一样信奉天主教，未婚。在他43年的平凡一生中，唯一引人注意的亮点就是曾参加过1919年至1921年间的西里西亚起义。但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普通，又是一名没有家庭牵挂的单身汉，所以才被选中成为这场密谋中的一个角色。
对绑架他的这群人来说，霍尼克不仅普通，甚至根本不算是人。他被称为“罐头货”。就在他躺在台阶上奄奄一息之时，一只手扒开了他的眼睛。他叫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纳粹党卫队保安处特务，不久前刚刚晋升为中尉，是党卫队头目海德里希面前的红人。也是这场密谋的执行者。20天前，他从海德里希那里收到指示，要策划一起行动，让外界相信波兰人故意对德国进行挑衅。具体方案是让党卫队保安处的人员身穿波兰军服对德国一些边境设施发动佯攻。格莱维策的无线电广播站正是这次行动策划的佯攻地点之一。根据指示，“为了对付外界新闻界和德国进行宣传的需要，必须要出示波兰人进攻的真凭实据”。
霍尼克正是这件“真凭实据”。按照计划，他被麻醉后套上波兰军服带到现场后杀死，充当波兰人进攻电台时被德国国防军击毙的伤亡人员。
为了让这场佯攻“逼真”，格莱维策电台的工作人员毫不知情，他们真的把闯进来的身穿波兰军装的党卫军特务当成了波兰人。瑙约克斯的手下花了很大一番气力才制服了三名电台工程师。接下来，他们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同样是基于逼真考虑，所以事先并未踩点。慌慌张张找了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才发现一个紧急状况下进行大风暴预报的麦克风。
“注意，这里是格莱维策，广播电台已落入波兰人手中！”瑙约克斯的一名手下对着麦克风用波兰语大声吼道。但他刚刚吼完，一名勇敢的电台工程师在“爱国”热忱的激励下，为了反抗入侵的波兰人，居然中断了传输设备，导致这份处心积虑准备的波兰挑衅德国的声明就未传出这间广播室。
瑙约克斯和他的手下朝天放了几发空包弹后匆匆撤离，当他们离开大门时，刚好跨过台阶上霍尼克正在渐渐死亡的躯体。他抬眼看了看手表，准确的时间是1939年8月31日晚7点27分。
9个小时后，9月1日凌晨4点45分，停泊在但泽港的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离开但泽港锚地，向维斯特布拉德半岛的波兰要塞射出了第一发炮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仇恨：规训的头脑
在德国小城弗伦斯堡，格哈特·M是一名年轻的消防员;而在波兰瓦尔塔河畔战事前线，他是一名纵火犯。他和他的部队亲手点燃了一座波兰人的农舍。农舍燃烧起来时，里面还有一名波兰妇女：“我们不让她出来，这真残酷……她的惨叫声很长时间一直回响在我的耳朵里。”格哈特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亲手制造的这一惨剧，“燃烧的房屋，哭泣的妇女，号啕的孩子，看到这些真让人绝望”。但他仍然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波兰人这是自作自受。”
仇恨消灭了人性的憐悯，也消除了内心的负罪感。可以说，仇恨是治疗屠杀恐惧症、泯灭人性的灵丹妙药。对格哈特这些进军波兰的士兵来说，仇恨原料就是波兰人对波兰境内德裔民众的屠杀。
1939年9月3日，后撤的波兰军队在比得哥什，遭到隐藏在当地德裔人中的狙击手的袭击。因败仗恼怒的波兰军队出于报复，处决了三百名德裔。尽管事后德国人以牙还牙，在进城后又屠杀了数百名波兰人泄愤，但希特勒却抓住机会，把波兰人对德裔的报复性处决渲染为“血腥星期日”，声称这是骇人的暴行，并且又杜撰出波兰德裔长期受到恐怖虐杀的谣言。
纳粹投放的仇恨妙药可谓“点铁成金”，恰到好处地将德国士兵对波兰人的侵略杀戮粉饰为正义之举。而种族主义非人化的说辞，又摘掉了德国士兵心头最后一根良知的倒刺。在纳粹的种族主义宣传中，波兰人被贬斥为“披着日耳曼皮囊的肮脏杂种”，是“人皮野兽”，根本不配作为人类看待。波兰沦陷后，党卫军头领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冯·阿芬斯立本亲自到波兰负责组建德意志自卫民兵，他对这些民兵说：“现在，你们是这里的优等种族……不要软弱，要残忍。”在这一命令的指导下，整个波兰成为了一座屠宰场，仅从10月12日到11月11日，在克拉默地区，就有2000名波兰儿童遭到杀害。上万名波兰人和犹太人被德意志民兵集体射杀。
受难：清除知识分子
1939年11月6日，纳粹党卫军指控雅盖隆大学是波兰仇德主义的巢穴，逮捕了183名教授，其中168人被送往达豪集中营。
毁灭知识的地方，注定也会毁灭生命。扎莫希奇的医院院长克鲁科斯基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德国人如何以各种借口虐待波兰人。他自己一度被德国秘密警察逮到俘虏收容所。在那里，被关押的波兰人经常受到“棍棒、皮鞭和拳头”的殴打。
毒打还算是较好的情况。在霍恩沙查的一所监狱，一名德国骑兵队长喝得酩酊大醉后，把波兰囚犯拖出来当场射杀了35人。在格丁尼亚附近的欧布鲁策，因为一名波兰男孩打破了警察局的窗户，50名波兰男孩被捕。因为这些男孩拒绝出卖自己的朋友，党卫军抓来了男孩儿们的父母，命令他们在当地教堂门前殴打自己的孩子。在这些父母拒绝后，党卫军亲自施以辣手，他们用枪托施以重击，射杀了其中十名男孩儿。他们的尸体被扔在教堂门前整整一天。
在德国统治波兰期间，平均每天都有3000人因各种非正常原因致死。而最让他们痛恨的就是波兰的知识精英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被视为波兰文化的承载者，所以必须遭到清除。1940年夏天，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3000名知识分子在华沙郊外的森林里被处决。
这场恐怖的精英净化运动做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自诩肩负在波兰地区传播“日耳曼文明”使命的德国少女团官员梅里塔·马诗曼回忆说：“人们从未遇到过波兰上流人士，这使我产生错觉，以为波兰人都是无产者、农民和穷人。”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