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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通过探讨孔子才艺思想和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出古代士大夫的人格特点。在历史的长河中,孔子才艺思想深深影响古代士大夫的人格建构,一方面,培养其积极从政,正直不阿的品质,另一方面,又形成其保守,顽固的性格特点。正确地把握孔子才艺思想,对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培养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六艺 人格 士大夫 才艺
儒家美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高度重视审美和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伦理道德情感,协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能,把审美和艺术看作是实现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手段。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虽然没有专门的有关艺术的系统论述,但是他对有关诗,乐和绘画的片言只语才艺思想,却弹奏出了儒家传统艺术哲学的理论基调。在历史的长河中,其才艺思想对儒家士大夫人格建构起到了积极影响,推动了社会进步,同时,其消极一面也在历史中有其负面效应,正确地认识孔子的才艺思想和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健康地发展才艺、对于现代化人才的培养、个性的塑造有着及其深远的意义。
应该认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孔子认识到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试图通过教育来启发人内心的性,重塑人们的道德品质,进而改变社会的风气。其基本思路是从个体的人格修养做起,最后以这种培养起来的人格力量来改良与改造社会。自然而然,人格修养成了首要的条件。一方面,孔子以德教人,提倡德教为先,“言思忠”、“与人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臣事君以忠”。从而规定了有利于奴隶主贵族的价值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对待“知”的问题上,他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以致用”、达到仁知相统一的精神境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在当时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孔子以“六艺”育人,以诗言志、以乐感化、以礼规范,最终都归结到“仁”上。孔子论艺其实是为仁,是为了修身,培养克己复礼的人格,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伦理,从而有利于治国,平天下。总而言之,孔子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思想冗杂、社会混沌的年代。他的思想从宏观上看就是一个字“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近仁。”这个仁带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规范了社会道德观,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它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意志,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他的思想从微观上说,体现在他论“才”、论“艺”、论“政”、论“天”等等之中,就其论“才艺”而言,对古代士大夫的人格建构起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具体探讨。
古代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官僚人文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其形成提供制度保证。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可以说古代士大夫群体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社会集团。自汉代的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封建王朝绝大多数时期的主流哲学。孔子才艺思想对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具有其积极的一面。
在政治上,培养了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政治抱负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士不仅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承担天下与社会责任的人。为了此,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之所以敢于“入世”的积极进取精神,就在于孔子才艺思想的引导。“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 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句话是说,学成者自然要入世,否则就是违背道义。“学而优则仕”成为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使知識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轨道,而呈现出“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积极人生态度。既使没有机会参政或有意避开坏的政治,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总难忘情于国家大事,总与政治相关连,这是儒学传统,也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之一。士大夫们都是经过“仁、义、礼、智”的思想发展而来,他们秉承孔子的道义,终身守道,遵循儒家经典。而儒家倡导是一种“王道”,是一种重义轻利的政治,这区别于“霸道”,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社会的矛盾。
在思维方式上,孔子在关于艺的论述中显现了中庸的思想,这深深影响了士大夫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中庸即中和之道,它反对“过”和“不及”,要求居中不偏。孔子极其推崇中庸之道,曾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艺术方面,他主张艺术的表达应该有所克制,适度。曾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艺术的表达应该适度,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处的,而过分的显现则起到反作用,和社会、个人的意愿相违背。中庸的思想渗透在“六艺”的教授之中,士大夫在治理国家和处世为人中也崇尚中庸之道,在交际中把握分寸,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协调、缓和各种矛盾冲突;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提倡过份亲昵繁琐,以便创造一种良好的政治交际环境。在利益不均封建社会,能有这种交际水平是积极的。一方面,士大夫之间的交往有了尺度,避免了党派之争,集团之斗,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治理国家时这种中庸之道是“王道”政治的一部分,对待百姓有所缓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阶级冲突。
就士大夫自身素质而言,通过孔子才艺思想教育和熏陶,在以后入世的道路上,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准备和文化积淀。孔子论“才”,提高了他们的“知”,论“艺”则修了他们的身。首先,孔子言传身教,倡导“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知新”、“学以致用”等等。这些经典的论述,深深影响了士大夫阶层,他们以读书为君子所应该从事的首要职责,积极好学,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风气,从而古代士大夫普遍对四书五经无所不通,博览群书,有很高的学识。孔子推崇“六艺”,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通过六艺来感化人,启发人们的良知,培养人的技能,提高人的修养。士大夫们在学习中特别注意修身,认为只有有“温、良、恭、谦、让”这样的礼仪规范才能有望成为君子,走上入世的道路。而这种礼仪规范就要靠“六艺”来培养,所以孔子关于“六艺”的论述,对士大夫风范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培养了有品行有礼仪的统治阶层。就时代标准而言,任何时代都需要有知识有道德有风范的人来担当官员,即是“真”、“善”、“美”的统一的人才。就士大夫自身素质而言,孔子的才艺思想培养了士大夫阶层美的一面,而美的这一面又影响着真和善。 孔子以礼以德来教育弟子,灌输周礼,宣扬道义,主张王道,这影响他的学生,使学生在日后的入世道路上,坚守道义,以王道治理国家,行仁政,使百姓安居乐业,当然这是积极的。以他们善的本性,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先进的文人雅士,并在提供了些政治后备力量。另一方面,孔子论“艺”,通过“六艺”来重塑人们心中善的观念,这个善的观念就是“仁”,他非常重视六艺的伦理教化和政治辅助作用。他曾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通过六艺的教育是为了感化人们,使人们认识到“克己复礼”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六艺的学习能提高人的修养,能培养出“温、良、恭、谦、让”这样精神风貌的人才,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风貌。
孔子处在当时新的封建因素正孕育在奴隶制的母体中的时期,当新兴势利发展到要打破旧体制的时候,孔子看到社会上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难以消除,但孔子想用调和的办法使矛盾和谐化,所以孔子主张人们要中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以缓和社会矛盾。这种精神渗透在孔子论才艺之中,从而萌发了“愚忠现象”。“与人忠”被孔子当作人的最高道德品质“仁”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一再教育弟子“主忠信”、“言忠信”、“言思忠”。孔子的思想并不主张愚忠,而后世弟子一味的教条孔子的思想,强调“君权神授”,“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君有绝对权力控制着臣民的生、杀、予、夺。从而在后世的封建王朝里面,忠臣殉国似乎成为了普遍公式,臣受命任官,便是承受了浩荡皇恩,由此,即便是皇帝昏庸无道,做忠臣的也要竭力维护早已腐朽的政权,甚至以身殉国,报效皇恩。
文化和人格双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文化是人格的放大,是人格的外部投射;另一方面,文化也影响和塑造着人格。可以说一定时期,一定历史阶段文化塑造着人格。孔子的才艺思想集中体现在“六艺”上,“六艺”的表述重在强调全才,并非偏才。正确把握孔子的才艺思想和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的关系,有助于我們树立正确的人才观。21世纪中国,处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下,那就需要全面的人才,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通过学习孔子的才艺思想及其影响,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一方面,培养积极入世,为国为民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摒弃消极保守,顽固缺乏创新的缺点,对我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肖萧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
[6]《庄子·天下》
[7]《论语·季氏》
[8]《论语·子路》
[9]《论语·泰伯》
[10]《论语·八佾》
[11]《论语·颜渊》
[12]《论语·先进》
[13]《论语·阳货》
【关 键 词】六艺 人格 士大夫 才艺
儒家美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高度重视审美和艺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伦理道德情感,协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功能,把审美和艺术看作是实现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手段。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虽然没有专门的有关艺术的系统论述,但是他对有关诗,乐和绘画的片言只语才艺思想,却弹奏出了儒家传统艺术哲学的理论基调。在历史的长河中,其才艺思想对儒家士大夫人格建构起到了积极影响,推动了社会进步,同时,其消极一面也在历史中有其负面效应,正确地认识孔子的才艺思想和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健康地发展才艺、对于现代化人才的培养、个性的塑造有着及其深远的意义。
应该认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孔子认识到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试图通过教育来启发人内心的性,重塑人们的道德品质,进而改变社会的风气。其基本思路是从个体的人格修养做起,最后以这种培养起来的人格力量来改良与改造社会。自然而然,人格修养成了首要的条件。一方面,孔子以德教人,提倡德教为先,“言思忠”、“与人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臣事君以忠”。从而规定了有利于奴隶主贵族的价值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对待“知”的问题上,他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以致用”、达到仁知相统一的精神境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在当时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孔子以“六艺”育人,以诗言志、以乐感化、以礼规范,最终都归结到“仁”上。孔子论艺其实是为仁,是为了修身,培养克己复礼的人格,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伦理,从而有利于治国,平天下。总而言之,孔子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思想冗杂、社会混沌的年代。他的思想从宏观上看就是一个字“仁”。“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近仁。”这个仁带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规范了社会道德观,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它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意志,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而他的思想从微观上说,体现在他论“才”、论“艺”、论“政”、论“天”等等之中,就其论“才艺”而言,对古代士大夫的人格建构起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具体探讨。
古代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官僚人文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是一个精英社会群体,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其形成提供制度保证。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可以说古代士大夫群体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社会集团。自汉代的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封建王朝绝大多数时期的主流哲学。孔子才艺思想对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具有其积极的一面。
在政治上,培养了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政治抱负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士不仅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承担天下与社会责任的人。为了此,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之所以敢于“入世”的积极进取精神,就在于孔子才艺思想的引导。“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 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句话是说,学成者自然要入世,否则就是违背道义。“学而优则仕”成为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使知識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轨道,而呈现出“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积极人生态度。既使没有机会参政或有意避开坏的政治,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总难忘情于国家大事,总与政治相关连,这是儒学传统,也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之一。士大夫们都是经过“仁、义、礼、智”的思想发展而来,他们秉承孔子的道义,终身守道,遵循儒家经典。而儒家倡导是一种“王道”,是一种重义轻利的政治,这区别于“霸道”,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社会的矛盾。
在思维方式上,孔子在关于艺的论述中显现了中庸的思想,这深深影响了士大夫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中庸即中和之道,它反对“过”和“不及”,要求居中不偏。孔子极其推崇中庸之道,曾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艺术方面,他主张艺术的表达应该有所克制,适度。曾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艺术的表达应该适度,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处的,而过分的显现则起到反作用,和社会、个人的意愿相违背。中庸的思想渗透在“六艺”的教授之中,士大夫在治理国家和处世为人中也崇尚中庸之道,在交际中把握分寸,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协调、缓和各种矛盾冲突;讲究“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提倡过份亲昵繁琐,以便创造一种良好的政治交际环境。在利益不均封建社会,能有这种交际水平是积极的。一方面,士大夫之间的交往有了尺度,避免了党派之争,集团之斗,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治理国家时这种中庸之道是“王道”政治的一部分,对待百姓有所缓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阶级冲突。
就士大夫自身素质而言,通过孔子才艺思想教育和熏陶,在以后入世的道路上,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准备和文化积淀。孔子论“才”,提高了他们的“知”,论“艺”则修了他们的身。首先,孔子言传身教,倡导“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知新”、“学以致用”等等。这些经典的论述,深深影响了士大夫阶层,他们以读书为君子所应该从事的首要职责,积极好学,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风气,从而古代士大夫普遍对四书五经无所不通,博览群书,有很高的学识。孔子推崇“六艺”,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通过六艺来感化人,启发人们的良知,培养人的技能,提高人的修养。士大夫们在学习中特别注意修身,认为只有有“温、良、恭、谦、让”这样的礼仪规范才能有望成为君子,走上入世的道路。而这种礼仪规范就要靠“六艺”来培养,所以孔子关于“六艺”的论述,对士大夫风范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培养了有品行有礼仪的统治阶层。就时代标准而言,任何时代都需要有知识有道德有风范的人来担当官员,即是“真”、“善”、“美”的统一的人才。就士大夫自身素质而言,孔子的才艺思想培养了士大夫阶层美的一面,而美的这一面又影响着真和善。 孔子以礼以德来教育弟子,灌输周礼,宣扬道义,主张王道,这影响他的学生,使学生在日后的入世道路上,坚守道义,以王道治理国家,行仁政,使百姓安居乐业,当然这是积极的。以他们善的本性,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先进的文人雅士,并在提供了些政治后备力量。另一方面,孔子论“艺”,通过“六艺”来重塑人们心中善的观念,这个善的观念就是“仁”,他非常重视六艺的伦理教化和政治辅助作用。他曾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通过六艺的教育是为了感化人们,使人们认识到“克己复礼”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六艺的学习能提高人的修养,能培养出“温、良、恭、谦、让”这样精神风貌的人才,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风貌。
孔子处在当时新的封建因素正孕育在奴隶制的母体中的时期,当新兴势利发展到要打破旧体制的时候,孔子看到社会上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难以消除,但孔子想用调和的办法使矛盾和谐化,所以孔子主张人们要中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以缓和社会矛盾。这种精神渗透在孔子论才艺之中,从而萌发了“愚忠现象”。“与人忠”被孔子当作人的最高道德品质“仁”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一再教育弟子“主忠信”、“言忠信”、“言思忠”。孔子的思想并不主张愚忠,而后世弟子一味的教条孔子的思想,强调“君权神授”,“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君有绝对权力控制着臣民的生、杀、予、夺。从而在后世的封建王朝里面,忠臣殉国似乎成为了普遍公式,臣受命任官,便是承受了浩荡皇恩,由此,即便是皇帝昏庸无道,做忠臣的也要竭力维护早已腐朽的政权,甚至以身殉国,报效皇恩。
文化和人格双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文化是人格的放大,是人格的外部投射;另一方面,文化也影响和塑造着人格。可以说一定时期,一定历史阶段文化塑造着人格。孔子的才艺思想集中体现在“六艺”上,“六艺”的表述重在强调全才,并非偏才。正确把握孔子的才艺思想和古代士大夫人格建构的关系,有助于我們树立正确的人才观。21世纪中国,处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交融的历史背景下,那就需要全面的人才,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通过学习孔子的才艺思想及其影响,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一方面,培养积极入世,为国为民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摒弃消极保守,顽固缺乏创新的缺点,对我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肖萧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4.
[6]《庄子·天下》
[7]《论语·季氏》
[8]《论语·子路》
[9]《论语·泰伯》
[10]《论语·八佾》
[11]《论语·颜渊》
[12]《论语·先进》
[13]《论语·阳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