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整个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诗学视作一种碎片化的痴妄诗学，它惶惶不可终日地背离了作为上帝整全性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的整体诗学。痴妄诗学以作为个体的存在为最终的意义来源，抹杀整体性的世界的意义与价值，充满了对于他者和最高他者的暴力。而这说到底是因为整体的大写的人的缺失，人成为失去人之为人的结构中的一个环节，显得孤立无助。越是孤立无助，就越是迷恋于螺丝眼般的自恋画像，认为这个失序和错序的零碎而小写的人能成为世界的中心，且在这种自恋画像中沉溺至深至远而忘怀血肉根相的真实，忘掉道成肉身的元象，其终极结果便是划地自狱，走向无名无命，在无拯救的孤独中沉沦，成就主体黄昏和自我死亡的加速到临。在如此灾难性的世纪遭遇中，能够具备超强能量和被整体的世界诗学拣选的诗人，便走在了筑建磅礴的内驱力和生命力、澎湃的成就力与赋思力并存的整体与无限诗学的路上。这种世界性诗学需要极大的思诗合力来完成，它是一次性的向着巨大主体的回归，是诗学成为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囊括科学、历史、经济、政治、哲学诸多人世存在的生命形态，已而到达大写的人在天地之间的与诸神、神物共处栖居的世界。
　　在我目前看来，这件伟大工程的核心部分只能靠诗学来完成。诗，作为与人心最近的路途，能够直抵本质去改造小知与小行的愚昧方式，改变小写的人的碎片状。在诗学意义上，形成这种小诗人的主要破相是，他们以某种自认为权威的和流行的同一杀死诸多可能的差异，以自我吞没他者，凭此消灭异在。而我的同代诗人曹谁，却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自名的大诗主义。这大诗主义的诗学实践是集合全人类的文明遗产，实现整体的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东西的全新秩序。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者，和至高他者，遭到了质疑，目前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也恰恰是失去对整体性世界和对他者的信任。我们通过仔细辨认胡塞尔绝对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列维纳斯无自由权伦理学，可以发掘形而上学与暴力之间具有深刻的同谋关系，现象学和本体论都承诺和执行了形而上学的暴力：光。本雅明也操作了某种光晕意义上的思想暴力。这个叫逻各斯的光，一直作为话语权力主宰西方语言的境遇，笼罩着最纯粹的暴力者尼采谓之的西方虚无主义历史生活的世界。我们在这种光的隐喻中接受了暴力诗学，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我怀疑一切，但我不怀疑怀疑本身”中，在尼采的“权力意志与虚无主义超人”中，在胡塞尔“回到事实本身的现象”中，我们全程接受了这些，并以此传达那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霸权，用各种语言策略执行其思想权力的扩张。这种扩张在翻译中实现了光的正义，使我们蒙昧的旧式汉语获得脱胎换骨，成为了被此光“延异”了的新汉语和新汉语诗学。对于整个西方体系来说，如何行动，如何流转，都有他作为希腊思学和基督神学背景的规律性，也是整个西方古典本体论酝酿了两千年的劫数，而汉语诗学内部，却并非只是劫数，我们因劫得救。
　　新汉语诗的心脏、呼吸、长相、节奏均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而使旧体诗转为新诗的基本要素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是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在中国的传播。在新诗诞生之初，鲁迅《野草》为其现代性精神开辟了道路，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昌耀用他未分行的大诗体承接了这一传统。与法国出现了列维纳斯去世之后再无哲人的状况一样，昌耀谢世之后，在中国则出现大诗人的缺失。新千年过去快要二十年了，我很少发现一种整全性和无限性诗的诞生，目前的诗人不是在处理细小的经验，就是在摆置精致的情感。我渴望看到，一个诗人不要仅仅是个写分行句子的人。而诗歌的功能，不仅有布罗茨基所说的“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而且是要渗透到人世存在的方方面面，以重新安排世界秩序。诗歌和诗人的任务应该是抗衡这个腌臜世俗的社会和无聊狡猾的时代。新汉语诗学正是在经历了从现代启蒙者鲁迅、到前仆后继者昌耀、到太阳学王子海子、到沉思澄明者张枣、到生命诗学者陈超……中间有诸多仁人志士，为新诗的生命谱写灿烂的、忧郁的篇章。到了我的同时代青年里，诗人曹谁走在了这条烈士在前，斗士继后的诗学重建道路上。
　　这样一条诗学重建的道路，是整体与无限的诗学道路。他所要求的是退思——退抒情——退象征——退隐喻——退表现，是从当下科学的语境中退回来，退到连续的退思道场上，从作为碎片的小写之人退到主体性的大写之人上，甚至退到人的存在的原始性上，退到神语世界，从人对语言的主宰中退出，退到神对物及物之于人的自行言说中来。这种诗学的言说，必然要回到那些久远的人类历史命运的最初，浸染其每一种文明的秘密，成为可再生的无限的延续性，这就要求，诗人得成为一个整体的人。
　　曹谁的诗学结构不单单是以普通诗人供奉的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为背景，在地域层面上讲，他将此扩展为一个更大的世界疆域：希腊、犹太、埃及、华夏、波斯、印度。在其诗学评述和诗歌创造中都试图在世界地域背景下展开言说，他以抒情诗的方式，实践着我在早期设置的世界诗学的理想。他是世界文明的孩子，他激烈地痴爱着全地上的文明。我在上文中主要论及的希腊原本是一个过去的存在，《圣经》中的犹太也是一个过去的存在，雄壮而思辨的埃及是一个过去的存在，遥远而神秘的波斯也是一个过去的存在，自由而奔放的印度更是一个过去的存在，曹谁在他的诗歌中采取了过去的时间与存在本身相近的处理方式：将它们全部作为一个整体，并置身于这个整体之中。
　　他在这个整体中不得不将自身诗学定义为大诗主义。但是，诗歌是作为整全性存在的文本，是能消解各种主义的。所谓大诗主义，重心在“大—诗”，可以理解为大的诗，大的诗就是给人类的诗，给人类精神建立秩序的诗，是献给掌管整体的神的诗。如此以来，他自然就与那些抒小情、造经验的小诗人拉开本质的距离，尤其是语言疆域的距离。他这样做的效果便是：他世界主义的声音越是清晰，便越是被小众的自私自利的诗歌团体所排斥，因为他们惧怕整体性的无限生殖。当一个诗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为了上文论及的那个异在，那个异体，将要对抗向他袭击而来的各项规则：制度，法的哲学，无聊的乌合之众，高科技的公司。
　　曹谁建造的这个世界大的足以招来一切质疑和抨击。因为，曹谁并不是一个被文明驯化的诗人，相反他是个为了文明和重建文明的诗人。曹谁的存在，只能证明汉语新诗在世界性方面的加速前进，他的语言天赋，他的高度精神自治，都澄明在他具有抒情天赋的诗行中：他的抒情诗不是他崇拜的游吟诗人荷马的抒情，不是他推崇的三界诗人但丁的抒情。他的抒情是诸多声音的共在状态：竹林有竹林的竹音，悲舞有悲舞的舞音，塔尖有塔尖的风音，所有的声音不对碰不撞击，各司其职。（此处须参读曹谁诗《风中听竹叫》《大悲舞》《各民族的人从世界各地聚向巴别塔尖》）这是他对世界声音秩序的安排。这样的安排体现着一种真理的对政治生活的重新规定。
　　真理在诗学层面需要实践某种新政治纪元。真理实现正义的方式依然是神秘的暴力，这种暴力也是一种诗的光学。诗学的神秘暴力，不是建立法律，而是毁灭法律，不是确立界限，而是泯灭界限。最重要的是，整体和无限的诗學袒护生命和捍卫生命，只为着生命总体的神圣，为着建立整体的大写的人，是给世界铺就天之为天、地之为地、诸神之为诸神、人之为人、时代之为时代的整体道场。大写的人在这一道场中是秩序的维持者。而大诗人谱写的诗篇则是这种新政治纪元的日历和记忆，是献给生产出整体性秩序的神和维持住无限性生殖的神的燔祭。世界的总局面是，人从多个方向抵达世界本质，从内心深处和黑洞世界，在宇宙的深处穿过一个个星系，建立人的大宇宙国：各民族的人从世界各地聚向终极的巴别塔尖。这也是诗人曹谁为精神世界和语言世界筑造的整体格局。
　　诗人曹谁，以返回人类原始家园的精神激情，重构着世界时间的秩序。激情使他以秩序性抒情方式为阵，从农业时代的抒情诗到工业时代的叙事诗，再到信息社会的影视诗，他对诗的伦理态度和历史态度也显现出历史整体性的诗史认识，他的诗写也正是在此间整体与无限轮回的诗学中展开，他终将会屹立于二十一世纪人类伟大诗人的行列。
　　责任编辑|李 东
　　苏明，1989年生于甘肃陇中。青年学者、诗人、批评家。著有诗集《秋变2009—2014年诗选》，诗论《诗神追踪——老乡和野诗全集论》《临源而居者，断难流离——论西棣》《龙驿诗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