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起接踵发生的安全事故刺痛了国人的心。8月24日，哈尔滨一座通车不到一年的大桥引桥因为“超载”而垮塌，造成3人死亡；8月26日凌晨，陕西延安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上，一场突如其来的追尾事故，夺走36条鲜活的生命。
　　旨在保障民众福祉的基础设施，却成为了突发夺命的罪魁。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两场事故绝非只是偶发的个案。包茂高速公路上的这起惨烈事故，是在已有多起重特大卧铺客车事故、几大部门出台多条安全举措的情况下发生的；哈尔滨断桥也是在全国接连发生类似事故背景下，陡增的又一个悲剧。试问：这些似曾相识的惨剧为什么会在不同时空相继上演？人们还得经历多少次这样的刺痛才能缓解对自身安全境况的焦虑？
　　追究事故原因，人们不难发现，其根源无非是职责懈怠、监管缺位、利益至上以及各种潜规则横行所结出的恶果。归根到底，是公共治理内在混乱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病症。可问题在于，经历多次病痛之后，有关部门其实早就看到病根所在，但却不以为然，非得在问题暴露后，在外界的催逼下才应急吃药，目的只是为了迅速平息高涨的民愤和舆论；而等热度消退之后，依旧如我，而没有真正对“避免悲剧再度发生”进行“长效治疗”，以致病患重重，悲剧层出不穷。有人感叹：生病的是政府部门，而忙着寻医问诊、把脉吃药的则是媒体和公众。这种错位和尴尬，恰恰暴露出了当下事故处理和责任追究的深层病症——官员问责的缺位与软弱无力。据媒体披露，截至目前，哈尔滨有关部门尚未启动塌桥事故的行政问责。
　　每一场事故都是对预防、监管、应急、救援、修正等公共治理机制的一次挑战和诘问。但是如果渎职者可以逍遥法外，失职者可以轻易逃脱追究，不作为者可以稳坐高位，那么又有谁会不遗余力地修复安全监管的漏洞？正如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在“8·26”特大交通事故调查会上所说：“我们这些年光特别重大事故已经查了150起左右，每一起事故都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建议，但没有人好好重视、好好落实，所以下次发生的事故还是这些原因，下次提的建议还是这些话，只不过是把词前后顺序颠倒颠倒。这反映了在这方面已经是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不能说不痛心。”
　　可见，安全事故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严厉的、制度性的问责，就铸造不出一个高效的监管团队和长效的监管机制；如果没有“犯了错就要付出代价”的逼迫，有关部门就不会使出浑身解数查找根源，堵上漏洞和强化监管，而只会“靠天吃饭”，得过且过，一旦遇到“麻烦”，也只是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因此，要让类似惨剧痛彻决策者、监管者的骨髓，鞭笞他们以重于泰山的高度责任感为人民的生命安全构筑起坚实屏障，一定要高扬“问责”的利剑，严厉追责。同时，要警惕运动式执法、“风暴型”问责；要积极构建问责的常态化机制，切实解决监管执行力不到位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有效遏制安全事故的频发，才能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平安、稳定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