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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同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差异表现在：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三次武装反蒋，对中共党员的同情与支持以及五十年代在香港组建“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运动乃当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副产品，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寄希望于既反共又反蒋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于是流亡香港的政客、败将、学者纷纷寻找挂靠对象，试图在国共之间另起炉灶，凭藉美援重返大陆。
第三势力的前身“自由民主大同盟”原本是1949年9月李宗仁在广州拨款20万港元创立的，其骨干分子是改组派与桂系立法委员，选出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等人为干事。由于李宗仁远走美国，这个大同盟名存实亡。第三势力诸团体在香港最具规模的是1952年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然而，张发奎坚持把李宗仁与桂系势力赶出了“战盟”。
据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说，“战盟”有四百多会员（但在香港报名暂候去塞班岛受训的流亡军人多达数千人），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在大陆曾是公教人员，其中还有军校学生，他们渴望打回老家去。只要经两位盟员介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批准，便正式成为盟员，被就近编入各地区的小组，每组不超过十人，光香港岛就有十多个小组。小组成员只知道组长是谁，组长只知道自己所属地区负责人，后者则是向组织部部长负责，组织关系是垂直单线的，一旦有人被捕，也不可能暴露整个组织。盟员只知同盟名称与最高领导人姓名，而这个领导人是享有豁免检控权的。
中情局以现金支援“战盟”活动
张发奎与美方挂钩最初由他的旧识、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香雅阁牵线，继由美国国务院巡回大使吉赛普（贬蒋的《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白皮书执笔人）以及东京盟军总部代表哈德曼跟进，最后由他的旧识、陈纳德麾下曾任南宁空军基地主管的飞虎队上校担任日常联络，在中情局情报经费项目内划拨每月一万多元，以现金支付。“战盟”支出分人事与宣传两部分：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可以月支津贴各一千二百港元。顾孟余、张发奎、张君劢自动放弃，但后者支领赴美旅费与治装费用。组织部长任国荣、财政部长邹安众、政治部长周天贤、军事部长邓龙光、华侨部长韩汉藩、宣传部长黄如今等月俸为六百元，副部长四百元。张国焘主办的《中国之声》月支两万、罗仁圃的《华侨通讯》、顾孟余的《独立论坛》以及张君劢的《再生》等刊物月支六千至八千元，总计每月支出八万元。当时香港银行经理月薪才四百元，如此高薪自然引起无休无止的内斗。
从蒲台岛反攻大陆两次流产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在台北复“总统”职，李宗仁心有不甘，便在美国公开宣称，他在华南有几十万游击队均已交张发奎统率，随时可以反攻大陆。张发奎不想打破他与港英之间的微妙平衡，埋怨李宗仁在大洋彼岸说话太鲁莽，遂在香港报纸辟谣，否认李宗仁的话。但是，“战盟”军事部的邓龙光（原广州行营副主任）还是有所动作的。邓龙光引见了他任35军军长时的麾下师长陈生，陈坦言“与其饿死在香港，宁可回老家战死”。于是，张发奎呈报美方出钱买了一艘机动船，又租了一艘。陈生在港九召集了七十多个粤西南籍的流亡军人，在新界一所牧场训练后，前往蒲台岛集合，领取了食物与人民币假钞，在一场暴风雨中登船开向大海。不巧美方运送武器的船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在公海出现，游击队不得不折回。第二次尝试仍是运蹇，一艘船在抵达国际水域前被香港水警截捕，另一艘由陈生指挥逃脱，在西贡上岸。港英当局想把被俘人员递解台湾，张发奎向港府交涉，要求撵到澳门（当时澳门左派力量甚微）去。港英警务处处长麦景陶给张面子，释放了所有人员，也归还了他们的装备。美国人吩咐张发奎卖掉那艘船，得款两万多元充作这支部队的遣散费。
副官华秉钺空投故乡被俘
派往塞班岛受训的同乡与同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四战区长官部做过张发奎副官的华秉钺声称故乡有几百名游击队员准备迎接空降，于是他被派往设在塞班岛的“自由中国运动军班干部训练学校”接受空投与游击战训练，结业后由日本茅崎基地起飞，空降在张发奎故乡粤北始兴县清化乡，还配备了一名报务员。刚着陆就被当地农民围捕。两人被押解到广州。华秉钺以“美蒋特务”罪被公审枪决。其实在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前，台湾没有美军驻扎，蒋介石与美国并无军事合作项目，华秉钺只能算是“美张特务”抑或“美蔡特务”（蔡指蔡文治——编者注）。最大一组是空投到海南岛的30多人，全部被俘处决，其中包括张发奎遴派到日本受训的几名无线电报务员。
“战盟”内部丑闻层出不穷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方解散塞班训练营，张发奎坚持要让受训盟员返回香港，而不是按蔡文治同郑介民签署的协议遣返台湾“归队”。鉴于这批人离港时，美方与港英默契，无须持有签证，所以返港也无须签证。报务员只有少数人归来，青年军人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回来了。
由于“战盟”内部流品复杂，分歧与丑闻陆续暴露了。最初是战盟中常委伍宪子悄悄访台接受蒋介石三万美金赠款，接着由在台湾的“立委”雷震透露：战盟中执委王同荣向调查局卖情报。不久，战盟秘书长程思远遗失了一份密件，还想不起丢在哪里。张发奎一怒之下将程开除出盟。程为此怀恨在心，略施小计便使“战盟”在菲律宾、日本设立总部的计划陆续夭折。有人反映：张国焘手脚不干净。他把家里女佣都列入《中国之声》的员工薪酬册中，一应开支虚报冒领，缺席会议也不请假，还反问张发奎：“向华，为什么你把政治弄得这么严肃呢？”气得张发奎叹息：“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而张国焘成为张国焘了！”
战盟五位首脑之一的张君劢接到了港英警务处政治部的传票，当局还搜查了张君劢居住的妹妹家；另一位首脑顾孟余被政治部传讯时，对方很不礼貌，自始至终不让顾坐下来谈，好像审犯人一样，有个洋人厉色云：“我们知道你在中国政府做过部长，可是这儿并非中国大陆地区，你来此地就得接受此地政府的约束，不能允许你有违背法令之自由，否则驱逐出境！”洋人对顾申斥一通后，挥手叫顾“回去吧！以后随传随到，不得有违！”顾孟余遭此侮辱，遂于1952年5月离港赴日。此后，在美、日的顾孟余、张君劢都怀疑“战盟”被台湾特务渗透，先后宣布退盟；至于蔡文治，自始至终只把张发奎当作挂名的傀儡，甚至不让他的名义上司——“自由中国运动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发奎踏上那两个太平洋小岛参观访问，后期还逮捕了胡越（司马长风）等20多名张发奎派去塞班协助训练工作的教官，连张发奎的副官余鸣皋与英秘林定宇以及前卫士都不能幸免。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同床异梦的组合，自然不可能撑持下去。1954年8月，张发奎决定改组同盟，这个“战斗同盟”就此名存实亡。为了寄托自己的理想，他带头出钱创办了一份《联合评论》，请青年党党魁左舜生担任总编。刊物维持到1964年10月，因友联机构拆股而停刊。顺带提一笔，友联机构当年接受美新处、亚洲基金会等美国机构津贴，每月逾万美元，而另一家自由出版社十年出书近三百种，接受美援共计港币两千八百万元。友联负责人邱然（燕归来）主张淡出联合评论，是旨在淡化国民党旧军人色彩、突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象。
忏悔自己崇拜的偶像均与常人无异
张发奎在其40万言口述回忆录中慨叹：“组织第三势力，我有否取得任何利益？没有！”六十年代他对哥伦比亚口述历史访谈人美籍夏莲瑛女士说：“离开国民党后，我第一次加入一个复杂的政治组织。早先一切都很简单，我一直认为只要追随孙中山的信徒汪精卫，我不会走错路。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是孙逸仙博士的追随者。在同盟组织起来时，我崇拜偶像，认为我们必须拥戴一些名人，如顾孟余、张君劢、张国焘、李璜、童冠贤来担任我们的领袖，因我尊敬他们。我甚至认为，许崇智往昔位高权重，理应成为领袖。陷入如此的偶像崇拜，我根本上错了。我把这些领袖当作庙宇中的佛像或教堂中的耶稣受难像。我曾认为，我们要有领袖，他们能筹集经费，同那些人合作，我们就可以发展一个组织，催生一支新生力量。抱着这种目的，我决心专心致志促成他们的合作。然而，我发现，所有这些人同常人无异。我的理想幻灭了！”
据顾维钧回忆，1970年他在香港一次午宴上同张发奎谈起大陆失败的原因，张说：“一是因为国民党的弊政，包括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和恶性通货膨胀；二是军事上无能，委员长常常越过国防部或参谋总部，直接向前线部队发号施令；国军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南京防守据点，毛泽东始终一清二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直把国军的作战计划、部队配备与驻地等种种重要情报，通过秘密途径送给毛泽东；三是委员长任命的军事长官贪污成风。委员长总以为自己的主张和指示是正确的，过分自信，在具体问题上不能容忍或不够耐心去听取别人意见。”
死后哀荣，两岸均有旌表
然他公私分明，虽在政治上反蒋，但在私谊上对蒋十分怀念，有一次在酒宴上率直说：“我今天能在香港做寓公安度晚年，都得感谢蒋公介石。我今天所有的财产都是蒋先生给的。记得第一次见面就赏了二十万，第二次十万，第三次……蒋先生给我的钱当时没有用处，都存在香港的银行里。1949年以后脱离军职来到香港，才发觉要靠这些钱生活了！”五十年代初，广东省省长叶剑英通过原国民革命军第5军党代表李郎如和李章达两人转告张发奎，盼张到广州叙晤。此后何香凝、李济深也先后去信，后者强调张“童年即兵，革命精神屈指有几人哉”，又赞他昔年“同情革命”，还动员他公开声明，“不赞成蒋介石反革命，赞成今日毛主席领导的革命”；1956年蔡廷锴受周恩来委托，让儿子绍昌带信给张邀他回大陆参观，接着程思远也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可是他一再向友侪表示：“我是国民党，不能向共产党投降！“1972年他由苏浙旅港同乡会理事长徐季良陪同，参观了金门防卫。蒋介石夫妇在士林官邸以茶会招待，互叙离衷，冰释前嫌。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他手中没有入台证就贸然购机票赴台吊唁，此后曾多次赴台晋谒陵寝。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香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即发唁电给张发奎家属，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在台湾方面，虽然他生前曾在《中国之声》上撰文（由康有为弟子李微尘执笔）痛骂蒋介石是“毒瘤”，但蒋经国仍颁褒扬令赞他“执节怀忠”，终其一生，最后卅年再也没有迈回大陆。
附记：《张发奎上将回忆录》已于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中文译本，全书55万字（其中15万字是注释），珍贵插图131幅，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甚具参考价值。
（作者为香港艺术发展局第三届文学委员会主席,现任香港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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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廷锴之后，受命继续做张发奎工作的是程思远。程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并说，周希望张能想起一张照片；抗战期间在汉口，合影者为郭沫若、陈铭枢、叶挺、黄琪翔、张发奎——周称之为“五虎将”——五个人站得很靠近，手互相搭在肩上，看上去非常亲密。周称，除了叶挺故去，张发奎在香港外，其他三人都在大陆。
周恩来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所提到的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春，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但是，张发奎已经完全想不起这张照片，他也不愿意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立场和观点。在程思远之后，似乎就没有人继续动员张发奎回归了。
——摘自杨天石《海峡两岸争取张发奎——读张发奎档案札记之一》
第三势力运动乃当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副产品，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寄希望于既反共又反蒋的“民主自由主义者”。于是流亡香港的政客、败将、学者纷纷寻找挂靠对象，试图在国共之间另起炉灶，凭藉美援重返大陆。
第三势力的前身“自由民主大同盟”原本是1949年9月李宗仁在广州拨款20万港元创立的，其骨干分子是改组派与桂系立法委员，选出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等人为干事。由于李宗仁远走美国，这个大同盟名存实亡。第三势力诸团体在香港最具规模的是1952年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然而，张发奎坚持把李宗仁与桂系势力赶出了“战盟”。
据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说，“战盟”有四百多会员（但在香港报名暂候去塞班岛受训的流亡军人多达数千人），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在大陆曾是公教人员，其中还有军校学生，他们渴望打回老家去。只要经两位盟员介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批准，便正式成为盟员，被就近编入各地区的小组，每组不超过十人，光香港岛就有十多个小组。小组成员只知道组长是谁，组长只知道自己所属地区负责人，后者则是向组织部部长负责，组织关系是垂直单线的，一旦有人被捕，也不可能暴露整个组织。盟员只知同盟名称与最高领导人姓名，而这个领导人是享有豁免检控权的。
中情局以现金支援“战盟”活动
张发奎与美方挂钩最初由他的旧识、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香雅阁牵线，继由美国国务院巡回大使吉赛普（贬蒋的《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白皮书执笔人）以及东京盟军总部代表哈德曼跟进，最后由他的旧识、陈纳德麾下曾任南宁空军基地主管的飞虎队上校担任日常联络，在中情局情报经费项目内划拨每月一万多元，以现金支付。“战盟”支出分人事与宣传两部分：十五名中央执行委员可以月支津贴各一千二百港元。顾孟余、张发奎、张君劢自动放弃，但后者支领赴美旅费与治装费用。组织部长任国荣、财政部长邹安众、政治部长周天贤、军事部长邓龙光、华侨部长韩汉藩、宣传部长黄如今等月俸为六百元，副部长四百元。张国焘主办的《中国之声》月支两万、罗仁圃的《华侨通讯》、顾孟余的《独立论坛》以及张君劢的《再生》等刊物月支六千至八千元，总计每月支出八万元。当时香港银行经理月薪才四百元，如此高薪自然引起无休无止的内斗。
从蒲台岛反攻大陆两次流产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在台北复“总统”职，李宗仁心有不甘，便在美国公开宣称，他在华南有几十万游击队均已交张发奎统率，随时可以反攻大陆。张发奎不想打破他与港英之间的微妙平衡，埋怨李宗仁在大洋彼岸说话太鲁莽，遂在香港报纸辟谣，否认李宗仁的话。但是，“战盟”军事部的邓龙光（原广州行营副主任）还是有所动作的。邓龙光引见了他任35军军长时的麾下师长陈生，陈坦言“与其饿死在香港，宁可回老家战死”。于是，张发奎呈报美方出钱买了一艘机动船，又租了一艘。陈生在港九召集了七十多个粤西南籍的流亡军人，在新界一所牧场训练后，前往蒲台岛集合，领取了食物与人民币假钞，在一场暴风雨中登船开向大海。不巧美方运送武器的船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在公海出现，游击队不得不折回。第二次尝试仍是运蹇，一艘船在抵达国际水域前被香港水警截捕，另一艘由陈生指挥逃脱，在西贡上岸。港英当局想把被俘人员递解台湾，张发奎向港府交涉，要求撵到澳门（当时澳门左派力量甚微）去。港英警务处处长麦景陶给张面子，释放了所有人员，也归还了他们的装备。美国人吩咐张发奎卖掉那艘船，得款两万多元充作这支部队的遣散费。
副官华秉钺空投故乡被俘
派往塞班岛受训的同乡与同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四战区长官部做过张发奎副官的华秉钺声称故乡有几百名游击队员准备迎接空降，于是他被派往设在塞班岛的“自由中国运动军班干部训练学校”接受空投与游击战训练，结业后由日本茅崎基地起飞，空降在张发奎故乡粤北始兴县清化乡，还配备了一名报务员。刚着陆就被当地农民围捕。两人被押解到广州。华秉钺以“美蒋特务”罪被公审枪决。其实在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前，台湾没有美军驻扎，蒋介石与美国并无军事合作项目，华秉钺只能算是“美张特务”抑或“美蔡特务”（蔡指蔡文治——编者注）。最大一组是空投到海南岛的30多人，全部被俘处决，其中包括张发奎遴派到日本受训的几名无线电报务员。
“战盟”内部丑闻层出不穷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方解散塞班训练营，张发奎坚持要让受训盟员返回香港，而不是按蔡文治同郑介民签署的协议遣返台湾“归队”。鉴于这批人离港时，美方与港英默契，无须持有签证，所以返港也无须签证。报务员只有少数人归来，青年军人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回来了。
由于“战盟”内部流品复杂，分歧与丑闻陆续暴露了。最初是战盟中常委伍宪子悄悄访台接受蒋介石三万美金赠款，接着由在台湾的“立委”雷震透露：战盟中执委王同荣向调查局卖情报。不久，战盟秘书长程思远遗失了一份密件，还想不起丢在哪里。张发奎一怒之下将程开除出盟。程为此怀恨在心，略施小计便使“战盟”在菲律宾、日本设立总部的计划陆续夭折。有人反映：张国焘手脚不干净。他把家里女佣都列入《中国之声》的员工薪酬册中，一应开支虚报冒领，缺席会议也不请假，还反问张发奎：“向华，为什么你把政治弄得这么严肃呢？”气得张发奎叹息：“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而张国焘成为张国焘了！”
战盟五位首脑之一的张君劢接到了港英警务处政治部的传票，当局还搜查了张君劢居住的妹妹家；另一位首脑顾孟余被政治部传讯时，对方很不礼貌，自始至终不让顾坐下来谈，好像审犯人一样，有个洋人厉色云：“我们知道你在中国政府做过部长，可是这儿并非中国大陆地区，你来此地就得接受此地政府的约束，不能允许你有违背法令之自由，否则驱逐出境！”洋人对顾申斥一通后，挥手叫顾“回去吧！以后随传随到，不得有违！”顾孟余遭此侮辱，遂于1952年5月离港赴日。此后，在美、日的顾孟余、张君劢都怀疑“战盟”被台湾特务渗透，先后宣布退盟；至于蔡文治，自始至终只把张发奎当作挂名的傀儡，甚至不让他的名义上司——“自由中国运动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发奎踏上那两个太平洋小岛参观访问，后期还逮捕了胡越（司马长风）等20多名张发奎派去塞班协助训练工作的教官，连张发奎的副官余鸣皋与英秘林定宇以及前卫士都不能幸免。
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同床异梦的组合，自然不可能撑持下去。1954年8月，张发奎决定改组同盟，这个“战斗同盟”就此名存实亡。为了寄托自己的理想，他带头出钱创办了一份《联合评论》，请青年党党魁左舜生担任总编。刊物维持到1964年10月，因友联机构拆股而停刊。顺带提一笔，友联机构当年接受美新处、亚洲基金会等美国机构津贴，每月逾万美元，而另一家自由出版社十年出书近三百种，接受美援共计港币两千八百万元。友联负责人邱然（燕归来）主张淡出联合评论，是旨在淡化国民党旧军人色彩、突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象。
忏悔自己崇拜的偶像均与常人无异
张发奎在其40万言口述回忆录中慨叹：“组织第三势力，我有否取得任何利益？没有！”六十年代他对哥伦比亚口述历史访谈人美籍夏莲瑛女士说：“离开国民党后，我第一次加入一个复杂的政治组织。早先一切都很简单，我一直认为只要追随孙中山的信徒汪精卫，我不会走错路。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是孙逸仙博士的追随者。在同盟组织起来时，我崇拜偶像，认为我们必须拥戴一些名人，如顾孟余、张君劢、张国焘、李璜、童冠贤来担任我们的领袖，因我尊敬他们。我甚至认为，许崇智往昔位高权重，理应成为领袖。陷入如此的偶像崇拜，我根本上错了。我把这些领袖当作庙宇中的佛像或教堂中的耶稣受难像。我曾认为，我们要有领袖，他们能筹集经费，同那些人合作，我们就可以发展一个组织，催生一支新生力量。抱着这种目的，我决心专心致志促成他们的合作。然而，我发现，所有这些人同常人无异。我的理想幻灭了！”
据顾维钧回忆，1970年他在香港一次午宴上同张发奎谈起大陆失败的原因，张说：“一是因为国民党的弊政，包括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和恶性通货膨胀；二是军事上无能，委员长常常越过国防部或参谋总部，直接向前线部队发号施令；国军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南京防守据点，毛泽东始终一清二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直把国军的作战计划、部队配备与驻地等种种重要情报，通过秘密途径送给毛泽东；三是委员长任命的军事长官贪污成风。委员长总以为自己的主张和指示是正确的，过分自信，在具体问题上不能容忍或不够耐心去听取别人意见。”
死后哀荣，两岸均有旌表
然他公私分明，虽在政治上反蒋，但在私谊上对蒋十分怀念，有一次在酒宴上率直说：“我今天能在香港做寓公安度晚年，都得感谢蒋公介石。我今天所有的财产都是蒋先生给的。记得第一次见面就赏了二十万，第二次十万，第三次……蒋先生给我的钱当时没有用处，都存在香港的银行里。1949年以后脱离军职来到香港，才发觉要靠这些钱生活了！”五十年代初，广东省省长叶剑英通过原国民革命军第5军党代表李郎如和李章达两人转告张发奎，盼张到广州叙晤。此后何香凝、李济深也先后去信，后者强调张“童年即兵，革命精神屈指有几人哉”，又赞他昔年“同情革命”，还动员他公开声明，“不赞成蒋介石反革命，赞成今日毛主席领导的革命”；1956年蔡廷锴受周恩来委托，让儿子绍昌带信给张邀他回大陆参观，接着程思远也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可是他一再向友侪表示：“我是国民党，不能向共产党投降！“1972年他由苏浙旅港同乡会理事长徐季良陪同，参观了金门防卫。蒋介石夫妇在士林官邸以茶会招待，互叙离衷，冰释前嫌。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他手中没有入台证就贸然购机票赴台吊唁，此后曾多次赴台晋谒陵寝。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香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即发唁电给张发奎家属，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在台湾方面，虽然他生前曾在《中国之声》上撰文（由康有为弟子李微尘执笔）痛骂蒋介石是“毒瘤”，但蒋经国仍颁褒扬令赞他“执节怀忠”，终其一生，最后卅年再也没有迈回大陆。
附记：《张发奎上将回忆录》已于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中文译本，全书55万字（其中15万字是注释），珍贵插图131幅，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甚具参考价值。
（作者为香港艺术发展局第三届文学委员会主席,现任香港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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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廷锴之后，受命继续做张发奎工作的是程思远。程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并说，周希望张能想起一张照片；抗战期间在汉口，合影者为郭沫若、陈铭枢、叶挺、黄琪翔、张发奎——周称之为“五虎将”——五个人站得很靠近，手互相搭在肩上，看上去非常亲密。周称，除了叶挺故去，张发奎在香港外，其他三人都在大陆。
周恩来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所提到的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春，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但是，张发奎已经完全想不起这张照片，他也不愿意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立场和观点。在程思远之后，似乎就没有人继续动员张发奎回归了。
——摘自杨天石《海峡两岸争取张发奎——读张发奎档案札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