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作品《妻子》具有朴素的打动读者的情感力量，这首先来自于作者对剧本核心矛盾的设计。对于一个以反腐倡廉、预防职务犯罪为主题的剧本创作比赛来说，许多参赛者自然而然地将故事张力集中在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贪欲和对该欲望成功或不成功的控制上。然而在《妻子》中，有可能导致主人公产生犯罪行为的动机并非来自于为满足自身私欲的欲念，反而是对妻子、对家庭强烈的爱。这引发了读者在阅读剧本过程中复杂的情感反应：依照法律的准绳，主人公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是必须被制止的；但从情感经验的角度，主人公在那样一种特定情况下产生类似的念头，仿佛又是可以理解的。
　　由此，作品的主题从简单的守法与非法、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转换为道德与情感、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之间纠缠复杂的关系。
　　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构造纠缠暧昧的情感线索、将人物置于艰难抉择的境地、赋予角色各种行为相对的正当性，都是难以克制的愿望。这种手段不仅便于树立起具有多重性格侧面的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且能够有效地拓展情节深度，有力地激发起读者的阅读动力。然而，作为一个限定主题的参赛作品，将主人公定义为并非黑白分明的角色是有风险的，因其有可能削弱赛事组织者所要求主题的表现力度。面对着创作冲动和主题要求所构成的两难境地，作者以婉转的手法对之进行了调和。作者小心翼翼地将主人公的犯罪动机限定在并不明朗的“可能性”的限度之内，始终避免对其进行正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处理相关情节时所进行的视角上的转换。在第五幕中，当S公司的项目经理找到男主角试图行贿时，女主角打断了事件的进程：“工作上的事你们出去谈吧，我要休息了。”由此实施贿赂的情节被安排在病房之外。而观众的视角被处理为处于病房内，和妻子的视角相重合：“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那个陌生男人将一个鼓鼓的信封袋递了过去。”观众因此只能看到行贿者的行为举动，但对两人交谈的具体内容以及男主角在这一事件中所做的反应都只能依靠想象来弥补。这一处理，从情节结构上来讲增强了悬念，促使观众产生追索事件后续发展的愿望。更重要的是，这一隐晦的手段将女主角放置在事件外，实际上避免了男主角在道德和情感之间直接作出抉择的激烈冲突的场面。如果对这一冲突场面进行表面化处理，男主角对妻子的爱将有可能被激化为法律和道德原则的反面：作者既不能过多地合理化男女主角之间情感线索，以至于弱化了比赛要求的主题呈现，又难以将夫妻之爱完全处理成违背法律原则的负面因素。由此可能导致整个作品在主题立意上发生偏向。通过上述对事件进行侧面处理的手段，作者一方面满足了对人物心理动因的立体描画，赋予主人公充足的、值得同情的行为逻辑；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将观众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情感线索，从而冲淡了剧本的主题要求。
　　同时，妻子这一人物的情感逻辑构成了剧本化解情与法矛盾的关键因素。按照情与法冲突的矛盾框架，妻子无疑处于情感力量一侧的中心位置。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并没有将妻子处理成一个仅仅处在等待救助位置的被动因素，而是赋予了她某种主动性。该主动性推动妻子角色在剧本所设置的矛盾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最终促使矛盾的两个方面融汇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中，合乎要求的作品主题被凸显出来。简单来说，妻子在罹患绝症的生死关头，并没有完全被求生的愿望所左右，仍然保有关注和理解自身生死之外的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对之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这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她丈夫坠入职务犯罪的深渊。作者在尝试构筑这条情感逻辑时做了一定程度的铺垫，力图避免给读者造成突兀的感觉。在剧本的第一幕中，妻子就提醒丈夫不要像自己单位里的药房主任一样受贿。这一伏笔为第五幕中妻子促使丈夫抵御受贿诱惑提供了合理性，令读者感到妻子拒绝用受贿所得来给自己治病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而是长久以来盘桓在妻子心头的一重忧虑。
　　有意思的是，作者为丈夫与妻子的忧虑产生互动的过程设计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这一渐进过程又和妻子的病情发展相互吻合。在第一幕中，当妻子首次向丈夫提及自己手臂上的病变时丈夫并不以为意。同样，对妻子要他警惕职务犯罪的提醒也并没有放在心上：对妻子的反复叮嘱只是回报以简短的回复。这里的对话设计虽然简单，但是却鲜明地表现出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对这一问题态度上的差异。当情节进行到第五幕，妻子的病情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而为妻子治病产生的经济压力同样导致了丈夫受贿的条件和动机浮出水面，不再仅仅是一种隐蔽的可能性。此时，妻子的告诫变得明确而直接，具有不同寻常的情感力度：“我是不想让你后半辈子没了我，也没了自由。”妻子对于病情、丈夫犯罪的忧虑从隐约的预感变成沉重的现实；丈夫对妻子的病情、自身犯罪的可能性从不以为意到面对的压力时产生真真切切的犯罪动机。这两个构成两条互相交织的弧线，在弧线定点的交汇处，恰恰就是故事情感发展的高潮点。此外，妻子对丈夫可能发生职务犯罪的担忧归根到底来源于对丈夫的爱和关心。如果说丈夫对妻子的爱导致了丈夫犯罪动机的产生，妻子对丈夫的爱恰恰消弭了产生犯罪恶果的可能。如果说丈夫对妻子的爱将人情置于法律的对立面，妻子对丈夫的爱则将人情与法理融合为一。由此，爱的能量最终加强了法律的正义性而不是相反，从而有效地凸显了作品的主题。
　　总之，通过妻子这一人物行为逻辑背后情感线索的设计，以及丈夫与妻子两者不同态度弧线的巧妙配合，作品在构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同时，又能够紧扣比赛所要求的主题内容，将生硬的法律原则通过有血有肉，富有情感力量和深度的方式表现出来，是这篇作品的特质。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