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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决，让这个超级大国迈出了巨大一步，而且对于各国彩虹人群的意义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它将会和联邦法院诸多著名判决一样被载入史册，为后世的历史、法律研究者所津津乐道。
然而，同样是这个判决，又多少显得有些无奈：5：4的投票结果，意味着只要5位大法官中仅需一人改变主意，判决就会截然不同。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异议，表明了至少有一部分美国人是反对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因此，不少国人或许本能地将此次“彩虹表决”的结果当作美国司法机制和民主程序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和承认。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这是一次不折不扣强势群体的胜利。
同性婚姻合法化正当其时？
要讨论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首先必须回答的是“婚姻是什么”。
在美国的这次判决中，大法官们以相当诗性的语言给出定义：“没有一种结合比婚姻更加深刻，因为婚姻象征了对爱情忠贞、奉献、牺牲和家庭的最高理想。通过组建婚姻关系，两人都比曾经的自己更加伟大，就像本案中的一些请愿者所证明的一样，婚姻象征着一份甚至超越死亡的永恒的爱。婚姻的本质是通过双方持久的纽带，两个人能够一起找到其他类型的自由，比如表达，亲密还有精神上的。无论他们的性取向如何，这些对于所有人都是合适的，说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不尊重婚姻的意义将是一种误解……他们向法律寻求平等的尊严，而宪法也赋予他们这份权利。”
相反，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对“婚姻”则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说“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性改变了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布须曼人，中国汉人，迦太基人，阿兹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
上古时期，普遍存在着“抢婚”的传统：青年男子带上几个伙伴，将其他部族的漂亮女子用暴力掳走，然后强迫其成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传统，在今天绝大多数地区已荡然无存，但在希腊神话中还能见到其遗迹。
随着历史的发展，婚姻变得稍微文明了一些，但实质依然是不需获得婚姻当事人（特别是女方）的同意，仅需其父母、监护人点头，婚姻即可成立——或说更像谈成了一桩买卖。无论是我国古代的“三书六礼”还是欧洲古代的“保护人”制度，看似繁琐严密的婚姻制度，所掩盖的不过是双方对于物质条件的考量，以及对婚姻当事人情感、权益的漠视。
此外，历史上有许多地区的婚姻在伴侣人数上是不平等的：男子可和多名女子同时缔结婚约，而女子则无一例外被规定只能对一名男子忠诚，如稍有出轨行为则会遭到残酷惩罚，甚至为避免这种风险，人为限制其日常活动范围（如裹小脚、戴面纱等等）；一些地区甚至认为女子可被作为遗产而在兄弟间进行继承，认为丈夫死后女子有殉葬道德义务，彻底的物化了女性。
在欧洲的一些地区，甚至曾经明确禁止离婚，因按照宗教上的解释，“神作之和，人不得离之”，所以不得不搞出“分居”这种变通模式。而在中国，离婚权利仅限于男方所有，所谓“七出”赋予了男性相当大的特权，即便是以“三不去”加以抗衡，也改变不了婚姻中女性一方的实质性弱势地位。
直到进入20世纪，这些不合理规定才在世界各国法律中渐渐消除，当事男女双方被赋予了婚姻自主权，只需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无需再获得其他人认可就能决定结婚和离婚，让婚姻复归于人性的范畴，剥离了附丽其上的宗教、宗族和阶层内容。
后来，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人类不断摸索着最适合自身、最能体现个人主体意志的婚姻制度，让婚姻服务于人，而非让人类充当婚姻制度的演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伯茨大法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婚姻制度一直没有停止过演进。即便是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也充当了这种演进中的助推器，如著名的“弗吉尼亚州诉洛文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弗吉尼亚州的法律禁止黑人和白人结婚，否则视为犯罪行为，联邦最高法院于1958年做出裁决，认定该法律无效。因此，当现有法律并不能符合民众期待，不再体现民众意志时，完全应对其做出修订，如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而本次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是回应了民众呼吁，所谓正当其时，并非5位大法官个人意志专断的结果。
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实际上，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经过了漫长的争取，包括一系列诉讼与裁决。更重要的是，许多公众人物的表态，对于同性婚姻的正当性、合理性有了极大帮助。曾几何时，同性性行为被视为一种犯罪，或一种精神疾病，即便是将其非罪化之后，依然被视为不名誉的、见不得光的行为，至少听起来没有异性性行为那么顺理成章、理所应当。
但是，随着一个个公众人物的出柜，社会舆论开始了潜移默化的转变，渐渐发现同性性行为并没有那么罕见，不那么古怪，更没有必要将其妖魔化。如社交媒体“脸谱”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CNN名嘴安德森·库珀、“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以及苹果公司现任老大库克，他们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不仅获得公众尊重与支持，也一次次抨击着“同性婚姻不受祝福”的坚冰，给彩虹群体做出了榜样，让更多同志坦白自己的取向，使美国社会开始正视这个并不算很小众群体的合理诉求，最终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回想一下，从图灵到劳伦斯，无论最终判决是否有利于彩虹人群，对公众而言都是一个讨论与思考的契机，渐渐产生了从“同性性行为并不应为法律谴责”到“同性婚姻也应得到法律保护”的跃迁，为今日法律裁决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因此，当美国同志群体在兴奋的挥舞彩虹旗时，似乎不应忘记为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而付出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联邦法院的判决不像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水到渠成、顺应民意的结果。
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反对该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此事根本不该由最高法院接手，而应由立法者——美国国会，通过修改、制定法律加以解决，这个判决实质上越权了。
在美国法制史上，“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家喻户晓，从中不难看出联邦最高法院对自身权力的谨慎和谦虚，轻易不愿代替国会和总统作出裁决。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美国立法程序相当冗长，往往还受制于两党意见分歧而久拖不决，一个法案从酝酿到总统签署，花几年时间相当正常。但是，美国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却已迫在眉睫，没时间再等下去。 联邦法院该不该管？
据悉，美国已出现过同性伴侣因不能继承遗产而入禀法院的案例，更多彩虹团体还在遭遇人身、财产上的歧视待遇（如不能以配偶身份获得绿卡，不能在缴税时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扣除等），让他们继续等待遥遥无期的国会立法似乎太过残忍，因为“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从这个角度说联邦法院担负起修正法律规定的重任是最佳选择。
另外，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多次举起社会变革大旗，在诸如消除种族隔离、保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保护爆料者身份安全等重大事件上，都起到鸣笛的作用并得到历史的肯定与赞许。尽管的确有超越立法机关权力的可能，但总体效果依然非常正面。所谓当仁不让，让联邦最高法院来充当改革的破冰船，并无不妥。
从媒体反馈看，目前美国和世界多数国家的民众，对这个判决相当赞赏，无论是同性恋群体还是异性恋群体。但这一判决还是遭到一些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认为“同性婚姻有违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派群体，也来自观念更为超前的新兴人类。
在本次判决中，多数派大法官的论证逻辑是：婚姻是具有各种美好价值的，同性婚姻并不妨碍这些价值的实现。彩虹人群也有权利获得同等婚姻价值，所以同性婚姻应当合法化。这种逻辑本身并无漏洞，从理论角度论证了改判决的依据与价值观。但这样一来，实质上就隐含着否定了另一个小众群体：单身者和不婚人士。
正如“和谁结婚”是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一样，“要不要结婚”也是每个社会成员自主决定的事，他人无权干涉。但在这个判决书中，用华丽而热情的语言讴歌了婚姻价值，全然不提婚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家庭内吵架甚至家庭暴力、个人时间碎片化与职业机会损失、个人生活习惯的被迫改变等），实际上还是将价值观强加于人，只不过是从“一男一女才能结婚”变成了“无论是男是女都应该结婚”。
随着时代的进步，婚姻社会职能一直在被弱化，如不再认为男女双方应承担不同的家庭职能（男主外女主内），不再认为婚姻就应产生下一代，也不再把不婚人士视为怪物，但不知不觉中，社会舆论对他们依然存在着深深的敌意，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有一种隐藏的自卑。“女汉子”、“剩女”和自嘲时的“单身狗”，这些称谓都反映了这种价值取向。在本次判决书公布后，似乎更会为这种歧视暗暗添上一段背书。
整体看，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顺应了民众呼声，也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并非仅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当然，其背后的说理逻辑未必严密完美，但这一步对彩虹群体、对公民权利的平等都有着积极作用，更让“人”的自主选择成为婚姻最重要的基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而，同样是这个判决，又多少显得有些无奈：5：4的投票结果，意味着只要5位大法官中仅需一人改变主意，判决就会截然不同。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异议，表明了至少有一部分美国人是反对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因此，不少国人或许本能地将此次“彩虹表决”的结果当作美国司法机制和民主程序对弱势群体的一种保护和承认。其实，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言，这是一次不折不扣强势群体的胜利。
同性婚姻合法化正当其时？
要讨论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首先必须回答的是“婚姻是什么”。
在美国的这次判决中，大法官们以相当诗性的语言给出定义：“没有一种结合比婚姻更加深刻，因为婚姻象征了对爱情忠贞、奉献、牺牲和家庭的最高理想。通过组建婚姻关系，两人都比曾经的自己更加伟大，就像本案中的一些请愿者所证明的一样，婚姻象征着一份甚至超越死亡的永恒的爱。婚姻的本质是通过双方持久的纽带，两个人能够一起找到其他类型的自由，比如表达，亲密还有精神上的。无论他们的性取向如何，这些对于所有人都是合适的，说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不尊重婚姻的意义将是一种误解……他们向法律寻求平等的尊严，而宪法也赋予他们这份权利。”
相反，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对“婚姻”则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说“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性改变了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布须曼人，中国汉人，迦太基人，阿兹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
上古时期，普遍存在着“抢婚”的传统：青年男子带上几个伙伴，将其他部族的漂亮女子用暴力掳走，然后强迫其成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传统，在今天绝大多数地区已荡然无存，但在希腊神话中还能见到其遗迹。
随着历史的发展，婚姻变得稍微文明了一些，但实质依然是不需获得婚姻当事人（特别是女方）的同意，仅需其父母、监护人点头，婚姻即可成立——或说更像谈成了一桩买卖。无论是我国古代的“三书六礼”还是欧洲古代的“保护人”制度，看似繁琐严密的婚姻制度，所掩盖的不过是双方对于物质条件的考量，以及对婚姻当事人情感、权益的漠视。
此外，历史上有许多地区的婚姻在伴侣人数上是不平等的：男子可和多名女子同时缔结婚约，而女子则无一例外被规定只能对一名男子忠诚，如稍有出轨行为则会遭到残酷惩罚，甚至为避免这种风险，人为限制其日常活动范围（如裹小脚、戴面纱等等）；一些地区甚至认为女子可被作为遗产而在兄弟间进行继承，认为丈夫死后女子有殉葬道德义务，彻底的物化了女性。
在欧洲的一些地区，甚至曾经明确禁止离婚，因按照宗教上的解释，“神作之和，人不得离之”，所以不得不搞出“分居”这种变通模式。而在中国，离婚权利仅限于男方所有，所谓“七出”赋予了男性相当大的特权，即便是以“三不去”加以抗衡，也改变不了婚姻中女性一方的实质性弱势地位。
直到进入20世纪，这些不合理规定才在世界各国法律中渐渐消除，当事男女双方被赋予了婚姻自主权，只需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无需再获得其他人认可就能决定结婚和离婚，让婚姻复归于人性的范畴，剥离了附丽其上的宗教、宗族和阶层内容。
后来，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人类不断摸索着最适合自身、最能体现个人主体意志的婚姻制度，让婚姻服务于人，而非让人类充当婚姻制度的演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伯茨大法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婚姻制度一直没有停止过演进。即便是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也充当了这种演进中的助推器，如著名的“弗吉尼亚州诉洛文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弗吉尼亚州的法律禁止黑人和白人结婚，否则视为犯罪行为，联邦最高法院于1958年做出裁决，认定该法律无效。因此，当现有法律并不能符合民众期待，不再体现民众意志时，完全应对其做出修订，如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而本次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是回应了民众呼吁，所谓正当其时，并非5位大法官个人意志专断的结果。
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实际上，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化运动，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经过了漫长的争取，包括一系列诉讼与裁决。更重要的是，许多公众人物的表态，对于同性婚姻的正当性、合理性有了极大帮助。曾几何时，同性性行为被视为一种犯罪，或一种精神疾病，即便是将其非罪化之后，依然被视为不名誉的、见不得光的行为，至少听起来没有异性性行为那么顺理成章、理所应当。
但是，随着一个个公众人物的出柜，社会舆论开始了潜移默化的转变，渐渐发现同性性行为并没有那么罕见，不那么古怪，更没有必要将其妖魔化。如社交媒体“脸谱”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CNN名嘴安德森·库珀、“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以及苹果公司现任老大库克，他们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不仅获得公众尊重与支持，也一次次抨击着“同性婚姻不受祝福”的坚冰，给彩虹群体做出了榜样，让更多同志坦白自己的取向，使美国社会开始正视这个并不算很小众群体的合理诉求，最终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回想一下，从图灵到劳伦斯，无论最终判决是否有利于彩虹人群，对公众而言都是一个讨论与思考的契机，渐渐产生了从“同性性行为并不应为法律谴责”到“同性婚姻也应得到法律保护”的跃迁，为今日法律裁决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因此，当美国同志群体在兴奋的挥舞彩虹旗时，似乎不应忘记为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而付出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联邦法院的判决不像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水到渠成、顺应民意的结果。
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反对该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此事根本不该由最高法院接手，而应由立法者——美国国会，通过修改、制定法律加以解决，这个判决实质上越权了。
在美国法制史上，“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家喻户晓，从中不难看出联邦最高法院对自身权力的谨慎和谦虚，轻易不愿代替国会和总统作出裁决。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美国立法程序相当冗长，往往还受制于两党意见分歧而久拖不决，一个法案从酝酿到总统签署，花几年时间相当正常。但是，美国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却已迫在眉睫，没时间再等下去。 联邦法院该不该管？
据悉，美国已出现过同性伴侣因不能继承遗产而入禀法院的案例，更多彩虹团体还在遭遇人身、财产上的歧视待遇（如不能以配偶身份获得绿卡，不能在缴税时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扣除等），让他们继续等待遥遥无期的国会立法似乎太过残忍，因为“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从这个角度说联邦法院担负起修正法律规定的重任是最佳选择。
另外，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多次举起社会变革大旗，在诸如消除种族隔离、保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保护爆料者身份安全等重大事件上，都起到鸣笛的作用并得到历史的肯定与赞许。尽管的确有超越立法机关权力的可能，但总体效果依然非常正面。所谓当仁不让，让联邦最高法院来充当改革的破冰船，并无不妥。
从媒体反馈看，目前美国和世界多数国家的民众，对这个判决相当赞赏，无论是同性恋群体还是异性恋群体。但这一判决还是遭到一些批评的声音，不仅来自认为“同性婚姻有违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派群体，也来自观念更为超前的新兴人类。
在本次判决中，多数派大法官的论证逻辑是：婚姻是具有各种美好价值的，同性婚姻并不妨碍这些价值的实现。彩虹人群也有权利获得同等婚姻价值，所以同性婚姻应当合法化。这种逻辑本身并无漏洞，从理论角度论证了改判决的依据与价值观。但这样一来，实质上就隐含着否定了另一个小众群体：单身者和不婚人士。
正如“和谁结婚”是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一样，“要不要结婚”也是每个社会成员自主决定的事，他人无权干涉。但在这个判决书中，用华丽而热情的语言讴歌了婚姻价值，全然不提婚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家庭内吵架甚至家庭暴力、个人时间碎片化与职业机会损失、个人生活习惯的被迫改变等），实际上还是将价值观强加于人，只不过是从“一男一女才能结婚”变成了“无论是男是女都应该结婚”。
随着时代的进步，婚姻社会职能一直在被弱化，如不再认为男女双方应承担不同的家庭职能（男主外女主内），不再认为婚姻就应产生下一代，也不再把不婚人士视为怪物，但不知不觉中，社会舆论对他们依然存在着深深的敌意，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有一种隐藏的自卑。“女汉子”、“剩女”和自嘲时的“单身狗”，这些称谓都反映了这种价值取向。在本次判决书公布后，似乎更会为这种歧视暗暗添上一段背书。
整体看，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顺应了民众呼声，也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并非仅是机缘巧合的产物。当然，其背后的说理逻辑未必严密完美，但这一步对彩虹群体、对公民权利的平等都有着积极作用，更让“人”的自主选择成为婚姻最重要的基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