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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同国民党内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一方面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坚决实行自卫；一方面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1月15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蒋介石—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电报指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进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同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了“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重要建议。中央非常重视刘少奇的意见，根据国内外的形势，确定了以“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月17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命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事法庭审判。
当晚，周恩来闻讯后，立即驱车抵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住处，向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该报于1月18日刊出了周恩来亲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周恩来和南方局工作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方人士宣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反共面目。
二、毛泽东发表讲话，要求国民党悬崖勒马
1月20日，中共中央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应对时局的办法。会议决定：政治上全面揭破蒋的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领导动员群众；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宣传上展开强大攻势；组织上拟撤退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为加强军委领导，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7个师和7個独立旅，共9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是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件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法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毛泽东还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在谈话中，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指出：“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
1月25日，周恩来将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引起国内外普遍反对和抗议，处境十分孤立。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决定转攻为守。
1月27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表示：“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队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
2月初，他又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延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此外，蒋介石又千方百计拉拢中共参政员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分割国共合作的真实面目，避免把局势推向极端，减轻国内外对他的指责。但他却拒绝对中共提出的12条作任何具体答复，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续对中共施以压力。
三、国共两党谈判，围绕国民参政会斗智斗法
鉴于国民党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这一关，就好办了。”
毛泽东在2月7日致周恩来电中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于是，双方都把目光注意到了原定于3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皖南事变前，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布了参政员名单，中共方面仍是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中共方面参不参加这次会议，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如何的温度表。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必不可少。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这样就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
为了摆脱困境，减轻来自国内外的责难与议论，蒋介石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因居里的介入，参政会上有无中共代表的身影，变得十分敏感，中共方面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蒋介石的这一弱点与其展开斗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另一方面还得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于是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会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个问题上来。
2月10日，周恩来同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钊、左舜生、张君励等会面，向他们说明中共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原因，他们表示谅解。会面后，周恩来接受沈钧儒等的建议，又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以中共方面7位参政员的名义将12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还提出准备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周恩来认为可取，当即电告延安。毛泽东回电，决定采纳这一建议，有利于参政会发起新的政治攻势。
2月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二届一次会议。同时将这封公函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政员20余人。
王世杰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具体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接到这封公函后，立刻找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
张冲也知事态严重，忙拿了公函去找周恩来，请求周恩来暂时收回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斡旋，请蒋介石约周恩来面谈。周恩来当即严词拒绝。为了能够说服周恩来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冲自己都不记得在这段时间来往红岩嘴（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的工作驻地）多少次了。不管张冲如何苦心劝说与苦苦哀求，甚至表示中共参政员若能参加会议，他就算“下跪也可以”。周恩来则始终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并且安慰张冲，表示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张冲见劝周不动，便提出可否让周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回答：“目前见蒋无意义，因为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张冲急忙说：“不然。”他表示，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思，可以有几项具体办法，要求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显然张冲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才讲出这几项具体办法的。
这些具体办法是：（一）军事上，18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完全留华中，再归还1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或冀察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显然，国民党方面开始软下来。
但周恩来不为所动，回答张冲：所提意见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必要收回公函，更没有必要见蒋。
四、中共拒绝出席参政会议，国民党谋求妥协
中央对于张冲所提的这几项具体意见很快就给予了回复：“（一）非12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7参政员公函不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应延期2个月开参政会，以解决12条及一切悬案，派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周恩来在得到中央的答复后，第一时间将中央的意见告知了张冲，一并将电文给张冲观看。张冲看后大为失落，说道：“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邓两位可出席参政会？”周恩来斩钉截铁的回答道：“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张冲又央求道：“即使董、邓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表示：“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污辱？”最后周恩来向张冲强调出席参政会是不可能的，张冲只得怏怏而回。
为了不使张冲太为难，为了多少照顾点蒋介石的面子，也为了继续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把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于2月28日提出了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它的全文内容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18集团军之外，再成立1个集团军，应共辖6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支；（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1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相对于先前的“12条”意见，中共已经做了比较大的让步，在“临时12条”中没有提及惩罚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也没有要求国民党公开宣布自己完全错了等条件。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3月2日中共驻重庆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正式提出了中共关于皖南事变的12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并表示“倘此12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又联名写信给黄炎培、张澜、梁漱溟、沈钧儒等16位各党派参政员，表示：中共为顾全大局，已经改定临时解决办法12条，具体见与参政会公函中，如果国民党方面能够接受，那么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不然局势恶化，共产党人也已“问心无愧”。
这12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依然未被国民党当局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参政会议。
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博得广大群众、民主党派的同情，特别是中共的强硬不屈，更是令人敬佩。蒋介石的骗局进一步被揭穿，中共赢得了主动。
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仍然大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老调子，但同时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参政会虽通过了一份国民党参政员提出的反共决议，但那不过是退兵时的策略。《中央日报》社论称“即使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剿共事实实不至发展。”
参政会上仍选董必武为驻会委员，以便收场。
国内外的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缓和一下这次严重的冲突。
国民参政会结束后，蒋介石很快于3月14日约见了周恩来。在会谈中，蒋表示由于先前事务繁忙，不便接见中共代表。对于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的政治压迫，蒋介石推脱这不是他的意思，是下面人做的。
在谈话中，蒋介石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员、继续发饷及减轻对《新华日报》等可以提前解决。周恩来提及到防地、扩军等问题时，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这以后，国共关系逐渐趋向缓和。国共两党间剑拔弩张，几乎重演第一次合作破裂悲剧的轩然大波暂告平息。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企图，赢得了多方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中共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在军事上虽然取得了暂时的好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大失人心，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正如毛澤东所说：“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的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同国民党内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一方面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坚决实行自卫；一方面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1月15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指出“蒋介石—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电报指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进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同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了“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的重要建议。中央非常重视刘少奇的意见，根据国内外的形势，确定了以“政治上取全国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1月17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布命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事法庭审判。
当晚，周恩来闻讯后，立即驱车抵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住处，向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该报于1月18日刊出了周恩来亲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周恩来和南方局工作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方人士宣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反共面目。
二、毛泽东发表讲话，要求国民党悬崖勒马
1月20日，中共中央再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应对时局的办法。会议决定：政治上全面揭破蒋的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领导动员群众；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宣传上展开强大攻势；组织上拟撤退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为加强军委领导，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7个师和7個独立旅，共9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是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件的开端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法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毛泽东还严正宣告：“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在谈话中，毛泽东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指出：“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
1月25日，周恩来将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引起国内外普遍反对和抗议，处境十分孤立。蒋介石在各种压力下，决定转攻为守。
1月27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表示：“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队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
2月初，他又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延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此外，蒋介石又千方百计拉拢中共参政员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以掩饰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分割国共合作的真实面目，避免把局势推向极端，减轻国内外对他的指责。但他却拒绝对中共提出的12条作任何具体答复，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续对中共施以压力。
三、国共两党谈判，围绕国民参政会斗智斗法
鉴于国民党已经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这一关，就好办了。”
毛泽东在2月7日致周恩来电中说：“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于是，双方都把目光注意到了原定于3月1日开幕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皖南事变前，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布了参政员名单，中共方面仍是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中共方面参不参加这次会议，无疑成了国共关系现状如何的温度表。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必不可少。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这样就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
为了摆脱困境，减轻来自国内外的责难与议论，蒋介石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因居里的介入，参政会上有无中共代表的身影，变得十分敏感，中共方面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蒋介石的这一弱点与其展开斗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能无条件地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另一方面还得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于是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会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个问题上来。
2月10日，周恩来同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钊、左舜生、张君励等会面，向他们说明中共拒绝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的原因，他们表示谅解。会面后，周恩来接受沈钧儒等的建议，又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以中共方面7位参政员的名义将12条要求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并以接受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还提出准备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周恩来认为可取，当即电告延安。毛泽东回电，决定采纳这一建议，有利于参政会发起新的政治攻势。
2月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12条善后办法“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二届一次会议。同时将这封公函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政员20余人。
王世杰是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具体负责会议的准备工作，接到这封公函后，立刻找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
张冲也知事态严重，忙拿了公函去找周恩来，请求周恩来暂时收回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斡旋，请蒋介石约周恩来面谈。周恩来当即严词拒绝。为了能够说服周恩来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张冲自己都不记得在这段时间来往红岩嘴（当时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的工作驻地）多少次了。不管张冲如何苦心劝说与苦苦哀求，甚至表示中共参政员若能参加会议，他就算“下跪也可以”。周恩来则始终坚持原则，不为所动，并且安慰张冲，表示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张冲见劝周不动，便提出可否让周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回答：“目前见蒋无意义，因为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张冲急忙说：“不然。”他表示，根据各方面可能的意思，可以有几项具体办法，要求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显然张冲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才讲出这几项具体办法的。
这些具体办法是：（一）军事上，18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完全留华中，再归还1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或冀察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显然，国民党方面开始软下来。
但周恩来不为所动，回答张冲：所提意见可以报告中央，但没有必要收回公函，更没有必要见蒋。
四、中共拒绝出席参政会议，国民党谋求妥协
中央对于张冲所提的这几项具体意见很快就给予了回复：“（一）非12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7参政员公函不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应延期2个月开参政会，以解决12条及一切悬案，派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周恩来在得到中央的答复后，第一时间将中央的意见告知了张冲，一并将电文给张冲观看。张冲看后大为失落，说道：“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邓两位可出席参政会？”周恩来斩钉截铁的回答道：“万做不到。这样做，将成为历史上的滑稽剧，不是侮辱我们？”张冲又央求道：“即使董、邓出席一人也好。”周恩来表示：“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污辱？”最后周恩来向张冲强调出席参政会是不可能的，张冲只得怏怏而回。
为了不使张冲太为难，为了多少照顾点蒋介石的面子，也为了继续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把握政治上的主动权，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董必武的建议，于2月28日提出了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它的全文内容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18集团军之外，再成立1个集团军，应共辖6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支；（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1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相对于先前的“12条”意见，中共已经做了比较大的让步，在“临时12条”中没有提及惩罚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也没有要求国民党公开宣布自己完全错了等条件。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3月2日中共驻重庆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正式提出了中共关于皖南事变的12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并表示“倘此12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又联名写信给黄炎培、张澜、梁漱溟、沈钧儒等16位各党派参政员，表示：中共为顾全大局，已经改定临时解决办法12条，具体见与参政会公函中，如果国民党方面能够接受，那么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不然局势恶化，共产党人也已“问心无愧”。
这12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依然未被国民党当局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参政会议。
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博得广大群众、民主党派的同情，特别是中共的强硬不屈，更是令人敬佩。蒋介石的骗局进一步被揭穿，中共赢得了主动。
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仍然大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老调子，但同时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参政会虽通过了一份国民党参政员提出的反共决议，但那不过是退兵时的策略。《中央日报》社论称“即使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剿共事实实不至发展。”
参政会上仍选董必武为驻会委员，以便收场。
国内外的形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缓和一下这次严重的冲突。
国民参政会结束后，蒋介石很快于3月14日约见了周恩来。在会谈中，蒋表示由于先前事务繁忙，不便接见中共代表。对于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的政治压迫，蒋介石推脱这不是他的意思，是下面人做的。
在谈话中，蒋介石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员、继续发饷及减轻对《新华日报》等可以提前解决。周恩来提及到防地、扩军等问题时，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这以后，国共关系逐渐趋向缓和。国共两党间剑拔弩张，几乎重演第一次合作破裂悲剧的轩然大波暂告平息。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企图，赢得了多方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中共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在军事上虽然取得了暂时的好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大失人心，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正如毛澤东所说：“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的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