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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将亡或将出现重大变故，总是鬼话迭出，这几乎成了亡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压抑的社会没有正常表达的途径，借助鬼怪说话便成了一种政治抗争与破坏的技巧。鬼话有时也是人话，那就是一经传出就遍地流行的谶谣。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劳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野狐叫声里的虚弱帝国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命令九百名贫苦百姓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去帝国东北部地区渔阳（今北京密云）边境卫戍。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人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事务处理。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合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矯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底层人士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布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别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见到了布帛，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的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言挑衅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野心家们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比方说，五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认知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愈加精巧而已。
王莽是如何“被跳神儿”的？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元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名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周秦之际，关于朝代更替，时人多信奉“五德”说。也就是说，朝代顺序，按金木水火土的顺序排列，王莽篡汉，所以更替汉火德为新莽土德。土是“黄”色，而“龙”象征皇权，世传黄龙堕死黄山，矛头直指王莽。等赤眉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即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城的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王朝也没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不断发酵。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的谶谣针对他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星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下令逮捕李焉。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
几乎每一个欣赏这首童谣的人都成了王莽的敌人，但他却无从知道面前的哪一个人欣赏这首童谣。他知道明着的敌人在何处，但却永远无从找到暗处的敌人，哪怕他屠戮了整个洛阳城。
在一定意义上讲，无权者的这种暗器对有权者可能是一种提醒。只要是从中明了民意，及时更张，也许能得到的结果会好一些。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掌权者几乎没有。
再强大的镇制力量要想消灭鬼话几乎总是徒劳无益！秦朝强大无比，把天下的兵器都敛在一起，熔化后铸成金人铜像；法律也严苛无比，一帮戍卒如果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要统统被斩首。但是，一句鬼话就给这个强大帝国下了病危通知，接下来便是死亡。
野狐叫声里的虚弱帝国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七月，朝廷命令九百名贫苦百姓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集结，去帝国东北部地区渔阳（今北京密云）边境卫戍。阳城（今河南登封）人陈胜、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在被征发的人当中，两人素怀雄心，不愿生活在残暴的奴役之下。这次远戍渔阳，两个被选为屯长，负责集结与途中事务处理。正值秋天，是多雨的季节。也是暴秦该亡，大雨冲毁了道路，也改变了戍卒们的命运。两人私下一合计：“造反吧！这么大的雨，道路冲毁了，按期不达就被处斩；造反大不了也是个死，一样的死为什么不干大事呢？”
陈胜对吴广说：“咱们就借扶苏与项燕的名义吧。”扶苏与项燕早已作鬼了。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因不满始皇暴政，遭贬黜，领兵在外；始皇一死，胡亥矯诏逼他自杀了。项燕是楚国名将，特别爱护士卒，深得人心。陈胜因有政治雄心，比平常百姓关心时政，他知道扶苏自杀、项燕已死，而平常百姓却不知道扶苏自杀的事情，也更不关心项燕是死了还是在楚被秦灭后逃亡了。
第一步，让鬼说话：用扶苏的正统性来打击胡亥继位的非法性，用项燕仁爱的资源来动员底层。两个本不相干的死人，被两位素怀雄心的底层人士给盗版了。
第二步，要把鬼话做得有声有色。给二人算卦的人知道他们的打算，也顺情说好话：“你们的事能成，但该问问鬼才好。”其实，这是一个暗示。陈吴二人便喜不自胜地问起鬼来。问鬼之后，付诸实践：用朱砂在布帛上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并把它塞进别人捕的鱼的肚子中。买鱼吃的人见到了布帛，大为奇怪。吴广趁夜色到树林里的小庙中点上鬼火，学着狐狸的叫声，间或喊一声“大楚兴，陈胜王”。屯集在一起的戍卒惊恐不已，加上日间从鱼腹中得到的有字帛书，便产生了群体效应，大家纷纷议论。吴广故意用刺激性语言挑衅押送他们的军官，说：“不行，跑了算啦！”岂知军官也心里有火，押送人员误了期也要受处分。借着酒劲，他用竹板子打吴广，吴广平时里特别爱护照顾大伙儿，大伙对军官的行为看不惯了。军官一看阵势不对，要拔剑，吴广上去抢过剑来，把军官杀了。陈胜也在同一时机杀了另一名军官。
鬼话转变成了现实的动员令，陈胜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按期到不了啦，误期了，死路一条。就算到了不杀咱，戍卒的日子也不好过，十个有六七个要死。反了吧！闹它个大名鼎鼎！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我们拼死一决，也会成为王侯将相的！”
大家一致同意：造反。
天下人受压抑已久，有陈吴这么一带头儿，野心家们遍地野草般地出现了。这场造反结束了残暴且强大的秦朝的国运，让一个乡间无赖踏进了长安、坐上了皇帝宝座。巨大的反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刺激：一个无赖尚能借机成为皇帝，那手握重兵或财产丰厚的人看准时机不也一样吗？
陈吴二人的鬼话打破了一个天命的神话，从此以后，中国人从本质再也不相信什么“天授”了。比方说，五代的野心家们从来就不讲什么天命，只讲究实力，于是，丛林规则起作用的一场场政治资源争夺战，几乎每个重要环节上都一样。
从陈胜吴广之后，“让鬼说话”也成了野心家们的共同认知模式，不过是鬼话的表现方式愈加精巧而已。
王莽是如何“被跳神儿”的？
王莽篡汉以后，失去了当初的无形资产，再加上执政过于理想化，屡出重大战略失误。民间不满情绪在酝酿。元凤二年（公元15年），也就是王莽称帝的第九个年头，民间突然传说：“黄龙被摔死了！”
莫名其妙。黄龙指什么？谁又看见了？据说，这个谣传是针对王莽的。周秦之际，关于朝代更替，时人多信奉“五德”说。也就是说，朝代顺序，按金木水火土的顺序排列，王莽篡汉，所以更替汉火德为新莽土德。土是“黄”色，而“龙”象征皇权，世传黄龙堕死黄山，矛头直指王莽。等赤眉之乱起后，“鬼话”变得明晰了。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讨伐樊崇，十万精兵所过之处非抢即夺，政府军成了人民最痛恨的对象。那一年，关东地区（指陕西以东地区）由于上年发生了大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件。百姓明唱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从黄龙摔死到这个歌谣盛传，经过七年的发酵过程，民间在制造“鬼话”的同时，也乐意传播奇异事件，这成了对执政集团表示不满的一个手段。
王莽试图以代汉救时弊，无奈流弊源长，已经积重难返了。早在孝成帝时就发过类似黄龙摔死的谣言，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长安下了四十天大雨，京城的老百姓都谣传发大水。在奔逃中自相践踏，年老体弱的人呼天喊地，长安城中一片混乱。大将军王凤决定：让太后和皇上及后宫的人们上船以避水，百姓上城墙。左将军王商感到事情不对头，对皇上说：“自古以来，最暴虐的无道王朝也没被大水淹过城郭，今天怎么会出现大水一下子就来的事情呢？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百姓要全登上城墙，会更加惊惧。”于是，成帝亲自下命令停止百姓登城。
王商尽管虑事周全，他的话中也表露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王朝虽然不算最残暴，但也不算好啦！”在这种不算好的状况下，大帝国慢悠悠地运转了十八年，怕灾变的心理不仅在百姓心理发酵，在皇帝心理也不断发酵。这种神经过敏的重要促成因素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教育，自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写入意识形态文本后，天变就成了一种政治警告信号。
这一切的疲惫与反复给另一位野心家创造了上升的条件，王莽登台了。但很快，这个野心家不得不面对自己政策的后果，他大力推行谶纬之学，结果一首有史以来最长的谶谣针对他而来。卜者王况与另一位谋复汉室的名叫李焉的人制了一本谶书。书中说：“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北靠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先古，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十一年当相攻，太白扬光，岁星入东井，其号当行。”
李焉的属吏在抄写过程感到事情重大，向王莽举报，王莽急忙下令逮捕李焉。办案的官吏们甚觉奇怪，私下传看谶书，谶书的主要内容也经这次逮捕更加迅速地传播开来。随后，王莽的卫将军王涉又经手下高级谋士造出一套新的鬼话：“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以此鼓动国师公刘歆夺权，不幸事泄，二人被杀。“刘氏当兴”的理念是当时百姓与相当一部分权贵的共同心理，于是，“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谶谣有了流行的基础。
人们，哪怕是最无权的阶层，也可以从几十年的政治变乱中总结出道理。这些道理就是打造暗器的基本材料，它经过高手加工以后，便有了无比的杀伤力。
几乎每一个欣赏这首童谣的人都成了王莽的敌人，但他却无从知道面前的哪一个人欣赏这首童谣。他知道明着的敌人在何处，但却永远无从找到暗处的敌人，哪怕他屠戮了整个洛阳城。
在一定意义上讲，无权者的这种暗器对有权者可能是一种提醒。只要是从中明了民意，及时更张，也许能得到的结果会好一些。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掌权者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