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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意做成文化
如何用“文化”蕴生“创意”,继而创造出“产业”,而且是创造出比“半导体”和“制造代工”更有魅力的产业,始终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中的一片疑云。但是,这个疑问在华陶窑、“薰衣草森林”身上得到了答案。创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门上亿台币的生意,更是文化与生活的传承。
9月24日,凡那比台风刚刚离开台湾。
华陶窑执行长陈育平,在脖子上挂了条红色围巾,和“薰衣草森林”的执行长王村煌坐在一起,看起来都像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只不过稍稍年长了些,稳重了些。
这是一场由台湾媒体《旺报》组织的关于台湾创意产业的讨论会,在座的还有台湾文建会一处处长方芷絮,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批媒体记者。
在陈育平和王村煌各自讲述自己创业经历时,坐在对面的台北实践大学媒体传达设计系教授李天铎,有点漫不经心。
“台湾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在我看来,不外乎是它对外传递的一点点小资生活情调,这足以构成台湾文创的特色吗?这就够了吗?”轮到他发言的时候,这名研究台湾文创产业的教授突然有些激动。
最近两年,李天铎时常会招待日本、大陆来的朋友参观台湾。他的日本朋友们每到一处,时常会发出惊讶声:这里很像日本;而等到他的大陆朋友,则是另一番审视。文化学者张颐武参观完两蒋文化园区后对李天铎说,实际上,大陆人对台湾的兴趣,更多还是在于历史上的那些来往。“除此之外,台湾真的还有更多其他的吸引力吗?”这是他最近正在思考的问题。
陈育平说,我真没考虑那么多,我只是去做眼前的,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都成为生活家。
早在“生活美学”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之前,1984年,陈育平的父亲、前“立委”陈文辉就已经用“自己种的花,插在自己做的花(陶)器上”的生活态度,在苗栗县苑里的客家小镇上,建造了华陶窑。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华陶窑是一个在农业地带的文创园区。
1984年是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人一窝蜂离开传统行业走向科技企业,还有一群人走向了文创产业。在当时尚未解严的台湾社会,华陶窑的脚步并不轻盈,甚至有些沉重。从父亲手中接过华陶窑的陈育平,想让华陶窑轻盈起来。
17年后,詹慧君和林庭妃,两个1970年代出生的女生,同样选择以精致农业为突破口,她们遇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好时光。
2002年,台湾政府把英国工党的“创意产业”政策挪移到台湾,在核定的“挑战2008——重点发展计划”中,把“文化创意产业”纳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提出了五大文化创意园区等计划,许多人霎时间“因缘际会”成了“产业经济主角”。
不到10年的时间,詹慧君、林庭妃以及后来加盟的林庭妃堂哥王村煌,顺势垦拓出高达5亿台币产值的“薰衣草森林”。王村煌说,可以相信一点,财富积累到一定时候,创意自然发生。
以原乡为起点
从一开始,两代文创人,就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业开端。
1980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快速起飞之时,是“台湾钱,淹‘脚目’(台语:脚踝)”的关键时刻,当年有许多台商和艺术家,跨海到外面拓展创业商机。当时,台湾的艺廊产业相对发达,在那样的文化风气底下,有些人选择回乡,把小时候对故乡的印象保留下来,他们很希望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被破坏的部分,能通过文化艺术园区的形式保留下来。
手提着007公文包做国外生意的陈文辉,这时跑世界跑累了。他嗅出了台湾的自由氛围和乡土文化是发展休闲产业的天然养分,于是挽同妻子陈玉秀,回到了苗栗县苑里的故乡。太太负责种花,他则动手烧陶,1984年3月,夫妻俩创立了一座依山而建的“华陶窑”。“红砖、黑瓦、木板门”,是华陶窑的基调,在广植台湾本土植物园林里,有大安溪的石头装点其中,再用曝晒3年的相思木柴来烧陶的登窑,保留苗栗陶的质朴特色。当年才15岁的陈育平,还是个“国中”小女生,对于父母亲打造华陶窑的念想,她并不理解。
“国中”毕业后,别人都是离开乡村往城市里挤,而陈育平却要跟着家人搬到位于苑里镇火炎山下的乡下。黄昏,住家周遭是无数猛烈进攻的蚊虫,到了夜里,寝室外面则充满捕蛇人四处搜寻的沙沙声响。这对一个过惯都市会生活的孩子而言,是无法接受的生活。2004年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采访时,陈育平回忆说,“我不了解父亲为什么要创造华陶窑,也不知道台湾本土文化和自然有什么珍贵的,我粗浅地以为那只是一种过度浪漫怀旧。”
1986年年底,因为“新竹事件”陈文辉被捕入狱两年,这在陈育平的心中留下阴影,她选择了逃离。在意大利,她看到一个都市化已久的城市与自然对话的渴望,让她重新审视父亲那看似痴傻的理想。
陈育平回到台湾,已经是1990年代,那是台湾经济最火的时期,却是台湾本土文化消逝最严重的时候,大学念历史的陈育平,甚至在台湾找不到搭载历史的实体。这让她惊觉:华陶窑所重塑的,不仅仅是乡愁,而是文化生命的延续。
当时的华陶窑,正经历一段不被看好的孤独期。而放眼世界,当时,1990年代后期,英国才刚刚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以职业经理人方式接掌华陶窑的陈育平,和学建筑的丈夫一起,决定将华陶窑根植于台湾的本土元素,包括艺术、文化、文学等等,创造它们走入日常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现在政府积极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华陶窑无意间已打下20多年的基础。”陈育平说。
也许,踩在华陶窑巨人肩膀上的,还有1970年代出生的詹慧君、林庭妃,她们同样以原乡为起点。
2001年11月,想拥有一亩薰衣草田的詹慧君和想拥有一家咖啡馆的林庭妃,分别辞掉花旗银行和钢琴家教老师的工作,一起来到台湾中部的台中县新社乡山区。林庭妃堂哥王村煌,为两个女生提供了自家一亩土地。她们砍掉槟榔树,种上薰衣草,打造了一间“山中香草咖啡厅”。“薰衣草森林”远离城市,远到地图不标示。就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在接下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们从这里起步,在休闲、餐饮、民宿、婚宴及零售领域创出五个品牌,预计今年总营业额五亿元台币(合计1亿多人民币)。2010年年初,“薰衣草森林”又把创业版图延伸到日本的北海道,这也是当年两个女生打造香草王国梦想的灵感起点。
创意由上而下
创意伴随着文化而生,有钱,可以大量复制创意,但却不一定可以维持质量。对于现代的创意休闲产业,质量更是创意致胜的关键。在台湾,有些人想复制“薰衣草森林”的经营模式,广植香草,但无法成功。
詹慧君和林庭妃从创业第一天开始,就秉持待客如友的服务哲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们非常坚持旗下任何据点都不接团客、不跟旅行社合作,为客人打造一个远离尘嚣的环境。
这些想法让许多员工不解:“接团客不是可以增加业绩吗?”感性的创意,需要理性的驾驭,于是习惯发散浪漫创意的詹慧君、林庭妃,找来务实的中年男性王村煌,担任“薰衣草森林”执行长一职。
对于选择在郊区创业的“薰衣草森林”而言,大自然的天灾,就是第一关的重大考验。“七二二风灾那一年,‘薰衣草森林’严重受挫,整整停业两个月。”“薰衣草森林”执行长王村煌强调,创意是一个摸索和学习的过程,在成功之前,“薰衣草森林”也曾经历过投资和判断失误的时候。
“薰衣草森林”曾在台南的科学园区开设店面,没想到一样是挂着“薰衣草森林”的招牌,感觉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客人不只是把“薰衣草森林”当成“餐饮业”,前来用餐的客人,也希望能够在科学园区买到“香草森林”。但是在都市的科学园区里面,既无薰衣草,也无森林,“薰衣草森林”于是黯然退出,但是经营团队却不急着抱怨,反而把危机当做转机。
如何用“文化”蕴生“创意”,继而创造出“产业”,而且是创造出比“半导体”和“制造代工”更有魅力的产业,始终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中的一片疑云。但是,这个疑问在华陶窑、“薰衣草森林”身上得到了答案。创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门上亿台币的生意,更是文化与生活的传承。
9月24日,凡那比台风刚刚离开台湾。
华陶窑执行长陈育平,在脖子上挂了条红色围巾,和“薰衣草森林”的执行长王村煌坐在一起,看起来都像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只不过稍稍年长了些,稳重了些。
这是一场由台湾媒体《旺报》组织的关于台湾创意产业的讨论会,在座的还有台湾文建会一处处长方芷絮,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批媒体记者。
在陈育平和王村煌各自讲述自己创业经历时,坐在对面的台北实践大学媒体传达设计系教授李天铎,有点漫不经心。
“台湾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在我看来,不外乎是它对外传递的一点点小资生活情调,这足以构成台湾文创的特色吗?这就够了吗?”轮到他发言的时候,这名研究台湾文创产业的教授突然有些激动。
最近两年,李天铎时常会招待日本、大陆来的朋友参观台湾。他的日本朋友们每到一处,时常会发出惊讶声:这里很像日本;而等到他的大陆朋友,则是另一番审视。文化学者张颐武参观完两蒋文化园区后对李天铎说,实际上,大陆人对台湾的兴趣,更多还是在于历史上的那些来往。“除此之外,台湾真的还有更多其他的吸引力吗?”这是他最近正在思考的问题。
陈育平说,我真没考虑那么多,我只是去做眼前的,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都成为生活家。
早在“生活美学”这个名词被广泛使用之前,1984年,陈育平的父亲、前“立委”陈文辉就已经用“自己种的花,插在自己做的花(陶)器上”的生活态度,在苗栗县苑里的客家小镇上,建造了华陶窑。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华陶窑是一个在农业地带的文创园区。
1984年是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人一窝蜂离开传统行业走向科技企业,还有一群人走向了文创产业。在当时尚未解严的台湾社会,华陶窑的脚步并不轻盈,甚至有些沉重。从父亲手中接过华陶窑的陈育平,想让华陶窑轻盈起来。
17年后,詹慧君和林庭妃,两个1970年代出生的女生,同样选择以精致农业为突破口,她们遇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好时光。
2002年,台湾政府把英国工党的“创意产业”政策挪移到台湾,在核定的“挑战2008——重点发展计划”中,把“文化创意产业”纳为重点发展项目之一,提出了五大文化创意园区等计划,许多人霎时间“因缘际会”成了“产业经济主角”。
不到10年的时间,詹慧君、林庭妃以及后来加盟的林庭妃堂哥王村煌,顺势垦拓出高达5亿台币产值的“薰衣草森林”。王村煌说,可以相信一点,财富积累到一定时候,创意自然发生。
以原乡为起点
从一开始,两代文创人,就有着截然不同的创业开端。
1980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快速起飞之时,是“台湾钱,淹‘脚目’(台语:脚踝)”的关键时刻,当年有许多台商和艺术家,跨海到外面拓展创业商机。当时,台湾的艺廊产业相对发达,在那样的文化风气底下,有些人选择回乡,把小时候对故乡的印象保留下来,他们很希望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被破坏的部分,能通过文化艺术园区的形式保留下来。
手提着007公文包做国外生意的陈文辉,这时跑世界跑累了。他嗅出了台湾的自由氛围和乡土文化是发展休闲产业的天然养分,于是挽同妻子陈玉秀,回到了苗栗县苑里的故乡。太太负责种花,他则动手烧陶,1984年3月,夫妻俩创立了一座依山而建的“华陶窑”。“红砖、黑瓦、木板门”,是华陶窑的基调,在广植台湾本土植物园林里,有大安溪的石头装点其中,再用曝晒3年的相思木柴来烧陶的登窑,保留苗栗陶的质朴特色。当年才15岁的陈育平,还是个“国中”小女生,对于父母亲打造华陶窑的念想,她并不理解。
“国中”毕业后,别人都是离开乡村往城市里挤,而陈育平却要跟着家人搬到位于苑里镇火炎山下的乡下。黄昏,住家周遭是无数猛烈进攻的蚊虫,到了夜里,寝室外面则充满捕蛇人四处搜寻的沙沙声响。这对一个过惯都市会生活的孩子而言,是无法接受的生活。2004年在接受台湾《商业周刊》采访时,陈育平回忆说,“我不了解父亲为什么要创造华陶窑,也不知道台湾本土文化和自然有什么珍贵的,我粗浅地以为那只是一种过度浪漫怀旧。”
1986年年底,因为“新竹事件”陈文辉被捕入狱两年,这在陈育平的心中留下阴影,她选择了逃离。在意大利,她看到一个都市化已久的城市与自然对话的渴望,让她重新审视父亲那看似痴傻的理想。
陈育平回到台湾,已经是1990年代,那是台湾经济最火的时期,却是台湾本土文化消逝最严重的时候,大学念历史的陈育平,甚至在台湾找不到搭载历史的实体。这让她惊觉:华陶窑所重塑的,不仅仅是乡愁,而是文化生命的延续。
当时的华陶窑,正经历一段不被看好的孤独期。而放眼世界,当时,1990年代后期,英国才刚刚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以职业经理人方式接掌华陶窑的陈育平,和学建筑的丈夫一起,决定将华陶窑根植于台湾的本土元素,包括艺术、文化、文学等等,创造它们走入日常生活的各种可能性。
“现在政府积极推动的文化创意产业,华陶窑无意间已打下20多年的基础。”陈育平说。
也许,踩在华陶窑巨人肩膀上的,还有1970年代出生的詹慧君、林庭妃,她们同样以原乡为起点。
2001年11月,想拥有一亩薰衣草田的詹慧君和想拥有一家咖啡馆的林庭妃,分别辞掉花旗银行和钢琴家教老师的工作,一起来到台湾中部的台中县新社乡山区。林庭妃堂哥王村煌,为两个女生提供了自家一亩土地。她们砍掉槟榔树,种上薰衣草,打造了一间“山中香草咖啡厅”。“薰衣草森林”远离城市,远到地图不标示。就是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在接下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们从这里起步,在休闲、餐饮、民宿、婚宴及零售领域创出五个品牌,预计今年总营业额五亿元台币(合计1亿多人民币)。2010年年初,“薰衣草森林”又把创业版图延伸到日本的北海道,这也是当年两个女生打造香草王国梦想的灵感起点。
创意由上而下
创意伴随着文化而生,有钱,可以大量复制创意,但却不一定可以维持质量。对于现代的创意休闲产业,质量更是创意致胜的关键。在台湾,有些人想复制“薰衣草森林”的经营模式,广植香草,但无法成功。
詹慧君和林庭妃从创业第一天开始,就秉持待客如友的服务哲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们非常坚持旗下任何据点都不接团客、不跟旅行社合作,为客人打造一个远离尘嚣的环境。
这些想法让许多员工不解:“接团客不是可以增加业绩吗?”感性的创意,需要理性的驾驭,于是习惯发散浪漫创意的詹慧君、林庭妃,找来务实的中年男性王村煌,担任“薰衣草森林”执行长一职。
对于选择在郊区创业的“薰衣草森林”而言,大自然的天灾,就是第一关的重大考验。“七二二风灾那一年,‘薰衣草森林’严重受挫,整整停业两个月。”“薰衣草森林”执行长王村煌强调,创意是一个摸索和学习的过程,在成功之前,“薰衣草森林”也曾经历过投资和判断失误的时候。
“薰衣草森林”曾在台南的科学园区开设店面,没想到一样是挂着“薰衣草森林”的招牌,感觉却完全不一样,因为客人不只是把“薰衣草森林”当成“餐饮业”,前来用餐的客人,也希望能够在科学园区买到“香草森林”。但是在都市的科学园区里面,既无薰衣草,也无森林,“薰衣草森林”于是黯然退出,但是经营团队却不急着抱怨,反而把危机当做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