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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高雅的说法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又度过了一年一次的教师节，各种慰问语又滚滚而来，春蚕、蜡烛……美好的词汇都集中在这一天，教师的头上各种光环闪耀。问题是，教师自己愿意当春蚕、蜡烛吗？这些比喻的意象都隐含着悲剧色彩，自我牺牲，甘于奉献，安贫乐道。教师只是一个职业，作为职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付出和回报成正比，孔夫子开门授学，有教无类，还要收十条腊肉束脩为薪酬呢！盛名之下，难掩国家对教育行业投入不足的事实，低水平的薪酬则难以吸收精英进入教育事业，如果教师都很平庸，以其昏昏，又岂能使人昭昭？
现在公务员都在苦逼地呼吁加薪，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也提上日程，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提高教师薪酬待遇，迫在眉睫。有副对联调侃得很针砭时弊：一名教师两千工资三餐不定，还要四处奔忙弄得五脏俱伤六亲不认，却得七点出门八点上班，人称老九十分辛苦，还需向家长领导百依百顺，实有千种艰辛万般无奈。
其实，对比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的工资单，就知道差距何在？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大学教授月薪是普通工人的20倍以上，收入之高可想而知。据查，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鲁迅等名教授月薪有500元银洋，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元以上，合现在人民币4万之多，即年薪50万以上（1元银元折合现人民币30多元）。例如我们熟知的批判旧社会的左翼旗手鲁迅先生，研究者计算，其一生的所有工资、稿费、演讲费加在一起折合成现在的价格，约为人民币4000万元，本身靠劳动即成千万富翁。而当时北京城里的一套四合院多少钱呢？大约1000-2000现大洋，不过就是民国教授半年的工资，例如1924年，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的一套四合院花了不到1000元。所以，王元化先生曾经回忆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社会精英特别是海归知识分子更愿意进入高校教书育人，而不是进入体制作公务员。新中国在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人，回国31.97万人，不到三成；而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高薪厚禄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几年比较火的戏剧《蒋公的面子》，把民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刻画的活灵活现，那时的教授之所以能够对最高统治者保留一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体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上的独立和自由。李敖说过，知识分子没钱，就腰杆不硬，腰杆不硬就不敢说话。经济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保障。正如《娜拉的出走》里所写的“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民国以后，知识分子的待遇一降再降。到了60年代，教育科研人员的最高工资标准被调低为每月264元，与普通工人差距缩小；再后来，在反智主义横行的政治运动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沦为社会底层。
高薪养廉，更要高薪养学。真正的学术创新怎么来的？不是高压逼出来的，就是让那些爱思考的人有钱有闲，胡思乱想，百无禁忌，容忍失败。低薪办学，经济压力山大，不要说科研创新，就是教学质量也难以保证。既然社会都承认教育和教师很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何不先提高教师的薪酬待遇？
又度过了一年一次的教师节，各种慰问语又滚滚而来，春蚕、蜡烛……美好的词汇都集中在这一天，教师的头上各种光环闪耀。问题是，教师自己愿意当春蚕、蜡烛吗？这些比喻的意象都隐含着悲剧色彩，自我牺牲，甘于奉献，安贫乐道。教师只是一个职业，作为职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付出和回报成正比，孔夫子开门授学，有教无类，还要收十条腊肉束脩为薪酬呢！盛名之下，难掩国家对教育行业投入不足的事实，低水平的薪酬则难以吸收精英进入教育事业，如果教师都很平庸，以其昏昏，又岂能使人昭昭？
现在公务员都在苦逼地呼吁加薪，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也提上日程，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提高教师薪酬待遇，迫在眉睫。有副对联调侃得很针砭时弊：一名教师两千工资三餐不定，还要四处奔忙弄得五脏俱伤六亲不认，却得七点出门八点上班，人称老九十分辛苦，还需向家长领导百依百顺，实有千种艰辛万般无奈。
其实，对比一下民国时期的大学教师的工资单，就知道差距何在？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大学教授月薪是普通工人的20倍以上，收入之高可想而知。据查，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鲁迅等名教授月薪有500元银洋，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元以上，合现在人民币4万之多，即年薪50万以上（1元银元折合现人民币30多元）。例如我们熟知的批判旧社会的左翼旗手鲁迅先生，研究者计算，其一生的所有工资、稿费、演讲费加在一起折合成现在的价格，约为人民币4000万元，本身靠劳动即成千万富翁。而当时北京城里的一套四合院多少钱呢？大约1000-2000现大洋，不过就是民国教授半年的工资，例如1924年，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的一套四合院花了不到1000元。所以，王元化先生曾经回忆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社会精英特别是海归知识分子更愿意进入高校教书育人，而不是进入体制作公务员。新中国在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人，回国31.97万人，不到三成；而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高薪厚禄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几年比较火的戏剧《蒋公的面子》，把民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刻画的活灵活现，那时的教授之所以能够对最高统治者保留一分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体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上的独立和自由。李敖说过，知识分子没钱，就腰杆不硬，腰杆不硬就不敢说话。经济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保障。正如《娜拉的出走》里所写的“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民国以后，知识分子的待遇一降再降。到了60年代，教育科研人员的最高工资标准被调低为每月264元，与普通工人差距缩小；再后来，在反智主义横行的政治运动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沦为社会底层。
高薪养廉，更要高薪养学。真正的学术创新怎么来的？不是高压逼出来的，就是让那些爱思考的人有钱有闲，胡思乱想，百无禁忌，容忍失败。低薪办学，经济压力山大，不要说科研创新，就是教学质量也难以保证。既然社会都承认教育和教师很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何不先提高教师的薪酬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