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的一大特色是碌碌无为、平庸度日，之所以如此，是与宋代的官制设置有关。宋代官制设置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强化中央集权，保证皇权的至高无上。为此，历代皇帝动了不少脑筋。
　　一般来说宋人出仕，大致能够得到三种不同的任命：官、职和差遣。官是一个空头名号，只用来表示俸禄等级，并无实际意义。所以宋人对官位的升迁，并不十分的关注。如科级、处级，只是代表着一个级别，到了这个级别，就拿这份钱；而职，同样是个空头名号，而且是个荣誉头衔，如现在的高级工程师之类的职称。对宋代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差遣，这是具体做事的职务，所以宋代有所谓“以差遣要剧为贵途”之说。
　　宋代的官与职相对稳定，其升迁要经过一系列考评，亦有一定的年限要求。因此也是要熬年头的，越级提升不是没有，但是极少。重要官员的任命和升迁都由朝廷决定，这与现在的官制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差遣是临时委任的职务，随时可以任命或调换。差遣大约三年一个周期，但往往不到任期，就会被调任，在一种岗位上只工作一年、两年、甚至数月都是很常见的。调任频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官员在某地的任期过久，形成地方势力。而且差遣也比较灵活，可以低职高就，也可以高职低差遣。官与差遣的分离充分保证了朝廷任用官员的专制权。
　　由于官与差遣的分离造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机构重叠，许多部门的职能被虚化。如吏部之外，设有审官东院和审官西院，刑部之外设有审刑院，秘书省之外设有三馆秘阁等，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能纠缠不清，造成权力相互制约，而这正是皇帝所希望的，最终形成皇帝的独断专行。
　　对皇帝来说，任命差遣比任命官职要容易得多，也灵活得多。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宋代的科举取士的人数比之前代要多很多，这就如同如今的高考扩招一样，只是与如今的高考不同的是，现如今的高校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而宋代的进士及第是包分配的，人人有官做的结果是，官多而职位少就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矛盾。
　　在差遣取代原有官职的过程中，原来的职官与后来的临时差遣之间形成职权重叠，三省六部基本上成为虚设，但仍保留有一定的行政职能。许多时候也可以建言献策，甚至掌握具体大权，这全看皇帝个人的兴致了。如建隆三年（公元962年）3月，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尹勋不经正当程序，擅自斩杀部属。此事许多人都沉默着，并不站出来说话。兵部尚书李涛当时“以病卧家”，却带病上疏朝廷，要求将尹勋斩首，家人劝他不要过问此事，李涛回答说：“我身为兵部尚书，得知军校无辜杀人，岂能不发表意见？”
　　机构重叠导致“冗泛之司”，官员人浮于事，“虽有其官，不举其职”。尽管宋代先后进行了许多次的改革，如元丰改制，大量重叠机构被撤销，官与差遣分离的局面得到了相当的纠正。但由于诸多因素的考虑，许多机构仍然保留重叠设置。如在尚书省兵部之外，另设枢密院署理军事。宋神宗一语道破其中之秘，设置的实质即“互相维制”。宋代对军人防备最为严厉，机构重叠就可以发挥互相牵制的作用。所以南宋章如愚评点说：枢密院“无事之时，清谈有余；纷扰之际，一无所用矣”。
　　宋代官、职差遣分离，机构和职能重叠相互牵制，集体领导制度共同造成了宋代官员的平庸和不负责任。帝王的专制得以保障。所以宋代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内乱的朝代，“百年几无腹患”。王朝内部三百年始终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膨胀到足以威胁赵宋皇位的稳固。然而这些却带来了更深的隐患，清人总结说：“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官员平庸相互牵制、各自推卸责任，一旦有事，无人挺身而出，这也成为宋代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官员，都是些磨平了棱角、消融了个性之辈。官员之间相互牵制、循规蹈矩，让整个大宋朝的官僚机构毫无特点，只是碌碌无为。如晏殊14岁进入官场，被塑造成玲珑透达、圆滑谨慎的本领，真宋评价其人，“沉谨，造次不愈矩”。晏殊极善于看风使舵，他做官的最大政绩是“务进贤才”。很多当世知名之士均出自他的门下，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虽然晏殊善于识别人才，却不敢支持这些北宋政坛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大胆改革言行，生怕连累自己。范仲淹大胆直谏，吓得晏殊出面怒责范仲淹；欧阳修则因正直敢言触怒晏殊，终生得不到晏殊的谅解。富弼虽为晏殊的东床快婿，但对岳父的曲意逢迎、毫无主见极为反感，他曾当着仁宗的面斥责晏殊：“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当然，这些正直之士在宋代是无法得到机会施展自己的宏图大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