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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是写实与写意的充分结合。一方面借鉴并吸取史传等的创作经验，叙事方式上强调写实，注重对客观历史事件以及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补充史实。另一方面在创作之中表现出主观化倾向，突出写意，反映作者对清末时期社会各方面的爱憎。为达到写意的目的，作品中插入笑话等成分，部分内容体现说书人特色，或者多运用夸张、滑稽、讽刺等修辞手法，继承《儒林外史》的讽刺性特征，并体现出强烈的谴责性。本文从写实与写意的融合、巧妙的修辞两方面的内容来深入分析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叙事特征，以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四大谴责小说；写实与写意；修辞；叙事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4-0124-02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儒林外史》与‘四大谴责小说’讽刺性承继关系研究”（CXZZSS2020029）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
在中国，小说也称作“稗史”，虽与正史有着很大的差别，却也是瓜葛不断。为小说提供借鉴和参照的只能是中国古代的史书，因此谈小说必然涉及史传，而史传对小说的影响大体上起到补充史实的目的（写实、写史），实录的手法（叙事技巧），以及叙事的结构。
小说不同于史传的突出方面在于小说即便在某些方面因为特殊原因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改动却仍然有对正史的补充，但相较而言小说更侧重的是写意，即强调精神实质以及作品所寄寓和蕴含的内容，从这点来看，将小说视为“野史”确实十分恰当。四大谴责小说也有对当时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一点上与史传写实性相通。晚清时期社会，人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一些政治家如曾朴，还有李宝嘉、吴沃尧等知识阶级从爱国角度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他们的小说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就是为了暴露，目的明顯，自然在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描写上就更直白刻露，因为他们“有话说，要说话，有爱国心肠的人不能不疾呼”[1]。
曾朴在《孽海花》的序言中谈到其目的在于利用主人公作为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将近三十年的历史，避开正面的历史大事，专把些有趣的琐闻轶事来烘托大事的背景。经过之后的考证，作品中的主人公金汮和傅彩云也分别映射当时的洪汮和他的妾室赵彩云。除此之外，在《孽海花》一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物在现实中大部分都有所指，《孽海花》底稿的最后几页就有作者亲拟的人名单，不妨可以做一对照。在创作之中因为曾朴抨击过甚，人物刻画上有些失真的情况，但整体来看仍然不得不重视其将事实融入的价值。此方面正体现了作品写实与写意的融合，写实在于描写近三十年发生在主人公身边的大事，写意在于在这些大事的叙述过程中，以及对主人公及其他人物的刻画上所流露出的作者较为浓重的褒贬之意。
刘鹗《老残游记》一书中的相关描写，如王小玉唱大鼓一事：“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干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2]。”
唱大鼓实为一种在公共场合演绎的有声表演类节目，通过巧妙的台词语言艺术和优美且独特的肢体语言，整体上呈现出十分的美感，观众们以此获得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为此，刘鹗在描写这样一种在当时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时就必须顾及事情的真实性，以及给人的真实感觉。从这一事的描写上可以看出刘鹗对当时情景的极其细微的体察，在给阅读者以近乎相同真切的感受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不仅是写实也是传感。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记叙了“九死一生”二十年的所见所闻，在此期间有对官场一些龌龊事情的揭露，如在第五回中提到：“继之道：这有什么道理！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得，只是开了价钱，具了手折，到处兜揽未免太不像样了[3]。”
如果考察过文学史以及历史上的一些事实后，不难知道卖官鬻爵在当时社会中是真实存在过的现象，或许只是没有书中所描写的如此明目张胆罢了，先不论这段内容吴趼人想通过“九死一生”之口传达出的对于卖官鬻爵一事的批判思想，只从内容上就已经显示出与事实的接近程度之高，与此段相类似的尽力体现官家腐化程度的描写在文中还有多处涉及，在第六回、第十回、第十三回、五十三回等还有对时事的描写，如第九回《申报》《字林沪报》上出现的题画诗，第五十九回提到的被外国人苛责的境况等，这是写实的方面，这些事情的叙述无一例外都体现出作者的批判态度，同时因为笔触流于夸张，辞气浮露又与历史真实渐远，但也正是此种特质才恰好体现了作者思想意向的融入，这则是作品写意方面的表露。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四部作品之中评价最高的一部，从作品题目“现形记”就可看出作者用意在于对官场诸般事实的描述，整体看来官场的诸多黑暗，没有人道的事情的描述似乎有着千篇一律的嫌疑，但并不影响主题上对官场腐败的指摘。
“中国绿营的兵，只要有两件本事就可以当得：第一件事是会跑。大人看操的时候，所有摆的阵势，不过是一个跟着一个跑。……第二件是会喊。瞧着大人轿子老远的来了，一齐跪在田里，当头的将官，双手高捧手本，口报“某官某人，叩接大人”……所以这一个跑，一个喊，竟是他们秘传的心法，人人要操练的[4]。”
此种情景下，士兵为了迎接上级的突击考察整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热情备至的样貌，而在操演上则只有程式化的阵型体现，更是将士兵没有超强战斗力的实质表现给读者，同时也将当时兵营中士兵好吃懒做、不进行艰苦训练的面貌刻画得十分到位，反映的是领导官员的不负责任和形式化问题。这样的现象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也十分普遍，不能不说其是对现实的一种委婉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写实性。但在描写方面，从一些夸大的用词上仍旧可以看出作者对此种类似事件的谴责、厌恶之情，这是作品情感方面的体现。正如阿英在《晚晴小说史》中认为，《官场现形记》虽有夸大溢恶的毛病，但仍然是精品之作，如果李伯元在成书时，能够大加删汰，使更接触真实，则其成就会更大[5]。即便如此，李宝嘉这部书对于了解晚清时期政治溃败到何种程度，外国人如何奴视中国，清廷官员如何各种谄媚求存，如何贪污，人民群众如何受辱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帮助。 二、巧妙的修辞
陈平原认为晚清小说的整体倾向是“谴责”（讽刺加谩骂），正回应了鲁迅在此之前的评价“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小说[6]”。将这四部小说视为“谴责小说”这一点是不错的，毕竟这四部书作为晚清小说的代表，书中明显表现出了较为浓厚的批判性色彩，相比较于清代之前的作品的确是有着这一时期晚清小说独有的风貌。
作为小说，为着写史或者写意的目的，并且不能排除作者在事件中潜藏的情感倾向和特定的心境，在写作中自然会随心而动，况且记录的大都为逸闻趣事，并无必要让作品死气沉沉，恰好是诙谐、滑稽、嘲讽等一些巧妙修辞手法的使用，让书中所记叙的整个事件活跃起来。
在这方面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作品体现了说书人的传统，同时夹杂了弹词、笑话等通俗文学成分来充实作品的内容。将笑话成分引入小说更是清末讽刺小说的特色，是使得作品呈现滑稽、诙谐特征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吴趼人在书中写道“旗人茶馆吃烧饼”一事，“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你道为甚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沬写字，总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7]。”将这个人穷困潦倒至极但却故意打肿脸充胖子，结果显露出装模作样的滑稽样子描写得绘声绘色，这样的内容插入文中不仅增添了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将有趣的事情告知众人，同时还表现出讽刺效果。似乎是有些夸张的成分在，品读下来并无伤大雅。
说书是观众可以亲临现场观看的表演，说书人在说书时就强调夸张的用词，调皮的语调语气，搭配上身形体态的表演就会收到良好的反响，谴责小说作为书面形式的存在形态，为了达到让阅读者同样感到亲眼目睹般的效果以便获得更大的可读价值，在夸张方面就有执着的追求，甚至有些过于刻意而让人难以理解，这样的手法更是为这四部小说走向强烈的“谴责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小说修辞学》一书的译序中提到“作家对于材料、事件有所取舍，这本身就潜藏着一定的倾向性，中立不可能。同时，中立还有可能有导致降低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危险[7]。”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李宝嘉、吴趼人、曾朴和刘鹗所在的时期是动乱的，他们是为发“胸臆”而做小说，处于这样的目的自然不存在客观与公正，如李宝嘉在《官场现形记》中第六十回写到“原来这部教科书，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后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他直接指明自己作书的目的在于“指摘”，这样下来作品整体的情感倾向性就已经定下，与此相类，其他作品亦是如此。那么很多观点将其视为在讽刺上学习《儒林外史》就有了一定的依据，而即便这四部小说偏离了讽刺性所能容纳的范围冲入“谴责性”的泥潭，这点则既是他们的一点弊病，也是使其更有作家风格和个性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这四部作品成为继《儒林外史》之后更有研究价值的存在。
三、结语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在作品内容上、艺术风格上都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从叙事所容纳的重要的两项，内容上写实与写意的融合，艺术风格上讽刺、夸张、诙谐等技巧的运用方面来探讨，恰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对作品进行一个梳理，探讨其为了写实或者抒发情感所必须要借助的艺术手法的特殊性，反之，探讨特殊的艺术技巧也为作品增添了趣味性。这两项互为关联，让作品呈现出圆融的完整性并取得比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里程碑上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阿英.阿英说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刘鹗.老残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李宝嘉.官场现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阿英.晚晴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美]韦恩·布斯著.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松，周憲，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责任编辑：林丽华）
关键词：四大谴责小说；写实与写意；修辞；叙事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0）04-0124-02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儒林外史》与‘四大谴责小说’讽刺性承继关系研究”（CXZZSS2020029）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
在中国，小说也称作“稗史”，虽与正史有着很大的差别，却也是瓜葛不断。为小说提供借鉴和参照的只能是中国古代的史书，因此谈小说必然涉及史传，而史传对小说的影响大体上起到补充史实的目的（写实、写史），实录的手法（叙事技巧），以及叙事的结构。
小说不同于史传的突出方面在于小说即便在某些方面因为特殊原因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改动却仍然有对正史的补充，但相较而言小说更侧重的是写意，即强调精神实质以及作品所寄寓和蕴含的内容，从这点来看，将小说视为“野史”确实十分恰当。四大谴责小说也有对当时历史事实的记录，这一点上与史传写实性相通。晚清时期社会，人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一些政治家如曾朴，还有李宝嘉、吴沃尧等知识阶级从爱国角度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他们的小说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就是为了暴露，目的明顯，自然在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描写上就更直白刻露，因为他们“有话说，要说话，有爱国心肠的人不能不疾呼”[1]。
曾朴在《孽海花》的序言中谈到其目的在于利用主人公作为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将近三十年的历史，避开正面的历史大事，专把些有趣的琐闻轶事来烘托大事的背景。经过之后的考证，作品中的主人公金汮和傅彩云也分别映射当时的洪汮和他的妾室赵彩云。除此之外，在《孽海花》一书中提到的其他人物在现实中大部分都有所指，《孽海花》底稿的最后几页就有作者亲拟的人名单，不妨可以做一对照。在创作之中因为曾朴抨击过甚，人物刻画上有些失真的情况，但整体来看仍然不得不重视其将事实融入的价值。此方面正体现了作品写实与写意的融合，写实在于描写近三十年发生在主人公身边的大事，写意在于在这些大事的叙述过程中，以及对主人公及其他人物的刻画上所流露出的作者较为浓重的褒贬之意。
刘鹗《老残游记》一书中的相关描写，如王小玉唱大鼓一事：“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干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2]。”
唱大鼓实为一种在公共场合演绎的有声表演类节目，通过巧妙的台词语言艺术和优美且独特的肢体语言，整体上呈现出十分的美感，观众们以此获得听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为此，刘鹗在描写这样一种在当时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时就必须顾及事情的真实性，以及给人的真实感觉。从这一事的描写上可以看出刘鹗对当时情景的极其细微的体察，在给阅读者以近乎相同真切的感受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不仅是写实也是传感。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记叙了“九死一生”二十年的所见所闻，在此期间有对官场一些龌龊事情的揭露，如在第五回中提到：“继之道：这有什么道理！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得，只是开了价钱，具了手折，到处兜揽未免太不像样了[3]。”
如果考察过文学史以及历史上的一些事实后，不难知道卖官鬻爵在当时社会中是真实存在过的现象，或许只是没有书中所描写的如此明目张胆罢了，先不论这段内容吴趼人想通过“九死一生”之口传达出的对于卖官鬻爵一事的批判思想，只从内容上就已经显示出与事实的接近程度之高，与此段相类似的尽力体现官家腐化程度的描写在文中还有多处涉及，在第六回、第十回、第十三回、五十三回等还有对时事的描写，如第九回《申报》《字林沪报》上出现的题画诗，第五十九回提到的被外国人苛责的境况等，这是写实的方面，这些事情的叙述无一例外都体现出作者的批判态度，同时因为笔触流于夸张，辞气浮露又与历史真实渐远，但也正是此种特质才恰好体现了作者思想意向的融入，这则是作品写意方面的表露。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四部作品之中评价最高的一部，从作品题目“现形记”就可看出作者用意在于对官场诸般事实的描述，整体看来官场的诸多黑暗，没有人道的事情的描述似乎有着千篇一律的嫌疑，但并不影响主题上对官场腐败的指摘。
“中国绿营的兵，只要有两件本事就可以当得：第一件事是会跑。大人看操的时候，所有摆的阵势，不过是一个跟着一个跑。……第二件是会喊。瞧着大人轿子老远的来了，一齐跪在田里，当头的将官，双手高捧手本，口报“某官某人，叩接大人”……所以这一个跑，一个喊，竟是他们秘传的心法，人人要操练的[4]。”
此种情景下，士兵为了迎接上级的突击考察整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热情备至的样貌，而在操演上则只有程式化的阵型体现，更是将士兵没有超强战斗力的实质表现给读者，同时也将当时兵营中士兵好吃懒做、不进行艰苦训练的面貌刻画得十分到位，反映的是领导官员的不负责任和形式化问题。这样的现象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也十分普遍，不能不说其是对现实的一种委婉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写实性。但在描写方面，从一些夸大的用词上仍旧可以看出作者对此种类似事件的谴责、厌恶之情，这是作品情感方面的体现。正如阿英在《晚晴小说史》中认为，《官场现形记》虽有夸大溢恶的毛病，但仍然是精品之作，如果李伯元在成书时，能够大加删汰，使更接触真实，则其成就会更大[5]。即便如此，李宝嘉这部书对于了解晚清时期政治溃败到何种程度，外国人如何奴视中国，清廷官员如何各种谄媚求存，如何贪污，人民群众如何受辱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帮助。 二、巧妙的修辞
陈平原认为晚清小说的整体倾向是“谴责”（讽刺加谩骂），正回应了鲁迅在此之前的评价“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小说[6]”。将这四部小说视为“谴责小说”这一点是不错的，毕竟这四部书作为晚清小说的代表，书中明显表现出了较为浓厚的批判性色彩，相比较于清代之前的作品的确是有着这一时期晚清小说独有的风貌。
作为小说，为着写史或者写意的目的，并且不能排除作者在事件中潜藏的情感倾向和特定的心境，在写作中自然会随心而动，况且记录的大都为逸闻趣事，并无必要让作品死气沉沉，恰好是诙谐、滑稽、嘲讽等一些巧妙修辞手法的使用，让书中所记叙的整个事件活跃起来。
在这方面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部作品体现了说书人的传统，同时夹杂了弹词、笑话等通俗文学成分来充实作品的内容。将笑话成分引入小说更是清末讽刺小说的特色，是使得作品呈现滑稽、诙谐特征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吴趼人在书中写道“旗人茶馆吃烧饼”一事，“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你道为甚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沬写字，总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7]。”将这个人穷困潦倒至极但却故意打肿脸充胖子，结果显露出装模作样的滑稽样子描写得绘声绘色，这样的内容插入文中不仅增添了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将有趣的事情告知众人，同时还表现出讽刺效果。似乎是有些夸张的成分在，品读下来并无伤大雅。
说书是观众可以亲临现场观看的表演，说书人在说书时就强调夸张的用词，调皮的语调语气，搭配上身形体态的表演就会收到良好的反响，谴责小说作为书面形式的存在形态，为了达到让阅读者同样感到亲眼目睹般的效果以便获得更大的可读价值，在夸张方面就有执着的追求，甚至有些过于刻意而让人难以理解，这样的手法更是为这四部小说走向强烈的“谴责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小说修辞学》一书的译序中提到“作家对于材料、事件有所取舍，这本身就潜藏着一定的倾向性，中立不可能。同时，中立还有可能有导致降低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危险[7]。”四大谴责小说的作者李宝嘉、吴趼人、曾朴和刘鹗所在的时期是动乱的，他们是为发“胸臆”而做小说，处于这样的目的自然不存在客观与公正，如李宝嘉在《官场现形记》中第六十回写到“原来这部教科书，前半部是专门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后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他直接指明自己作书的目的在于“指摘”，这样下来作品整体的情感倾向性就已经定下，与此相类，其他作品亦是如此。那么很多观点将其视为在讽刺上学习《儒林外史》就有了一定的依据，而即便这四部小说偏离了讽刺性所能容纳的范围冲入“谴责性”的泥潭，这点则既是他们的一点弊病，也是使其更有作家风格和个性的体现，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让这四部作品成为继《儒林外史》之后更有研究价值的存在。
三、结语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在作品内容上、艺术风格上都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从叙事所容纳的重要的两项，内容上写实与写意的融合，艺术风格上讽刺、夸张、诙谐等技巧的运用方面来探讨，恰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对作品进行一个梳理，探讨其为了写实或者抒发情感所必须要借助的艺术手法的特殊性，反之，探讨特殊的艺术技巧也为作品增添了趣味性。这两项互为关联，让作品呈现出圆融的完整性并取得比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里程碑上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阿英.阿英说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刘鹗.老残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4]李宝嘉.官场现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阿英.晚晴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美]韦恩·布斯著.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松，周憲，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责任编辑：林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