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东梅，知名作家，毛泽东长女李敏的女儿，也是毛泽东四位孙辈中惟一的女性。毛泽东为她起名“东梅”，既包括他自己的名字“东”，又有他一生都喜欢的“梅”。1972年孔东梅生于上海，自幼随外婆贺子珍生活。1996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参与创建泰康人寿保险公司；1999年赴美留学，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创办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致力于整理、研究、宣传“红色经典”文化。
　　我的姨妈李讷是外公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生于延安。当时外公已47岁，对子女中这个最小的孩子特别喜爱。他不忍心把女儿送到保育院，姨妈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间的昵称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1946年，外公给岸青舅舅写信，特地为小女捎了几句话：“妹妹问候你，她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给你两张”。撤离延安时，外公起初是带着妻女一道行军，有时还亲自背着幼小的女儿。后来，他见形势实在严峻，便让女儿随另一支队伍渡黄河到了山西。1947年，外公在给岸英舅舅的信中还特别关照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和她画的画寄来。”慈爱之情跃然纸上。
　　外公对子女亲属历来是爱之深，责之严。姨妈从小外公就要求她去大食堂吃饭。上学后更是不准有丝毫的特殊。这些故事太多太多……困难时期卫士长给姨妈送了一包饼干，受到外公严厉批评。有一次姨妈周末回家稍晚，当时北大所在的海淀区还很偏僻，公交车已经没有了。姨妈请卫士派车来接她，外公得知后大发脾气。
　　有次外公问她：“今天怎么来的呀?”姨妈说：“我坐三轮车来的。”外公又问：“哦，那拉三轮的师傅都和你聊了些什么呀?”姨妈答：“没说什么。他拉他的，我坐我的。”外公摇了摇头说：“要是我呀，一定和师傅好好聊聊。”姨妈后来明白了父亲的一番苦心：他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已足以证明其伟大，而伟人自己也一直关注常人的生活啊!
　　今天我们已非常难以理解外公这样对待子女。现在的家长只要稍有条件，恨不得用蜜糖把孩子包起来。看看千里迢迢送子女上大学，辛辛苦苦在宿舍里为他们铺床的父母们，再想想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外公如此要求自己舐犊情深的女儿——这就是成就伟业的毛泽东，一般人确实是难以达到他的高度的。
　　外公对女儿的爱，真正表现在他对女儿的精神和品德教育上。姨妈自小体弱多病，外公常鼓励她在病中要有坚强的意志。1958年姨妈得盲肠炎，外公在信中写道：“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
　　1963年，姨妈给父亲的信中，痛陈自身存在的缺点，汇报思想收获，说自己读了《庄子·秋水》的感受是：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外公为女儿的进步高兴。他回信道：“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
　　姨妈回信后，外公再回一信：“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与同学多谈，多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而今读来，也深感外公的拳拳之心。
　　我的妈妈和姨妈在整个50年代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姐妹关系一直融洽。而妈妈结婚后，特别是搬出中南海后，来往就比较少了。但在那动荡的十年，妈妈记得姨妈曾两次受外公委托，到红墙之外看望她。
　　姨妈带来的是父亲对女儿的关切，还有妹妹对姐姐的祝福。也许只有亲历困苦的人，才能体会此时的情意吧!
　　姨妈1965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后，以她特殊的角度见证了文革初期那一段纷繁复杂的历史。然而，好学深思、恬淡平和的姨妈与波谲云诡、百口莫辩的政治显得那样不协调。后来．她也和数以万计的机关干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外公逝世之后，姨妈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光。由于江青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乘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姨妈。在外公的卫士长李银桥夫妇的大力帮助下，1984年姨妈和我现在的姨夫——王景清结婚了，长期住在北京市民那种简朴而局促的房子里，过着老百姓平静而自由的生活。
　　姨妈有一独子，现名王效芝。我的效芝表弟继承了毛家自尊、自强的品格，不喜欢抛头露面。同时，作为当代青年，他选择了一条与父母一辈人完全不同的独立生活道路。
　　2003年春，姨妈李讷和我妈妈李敏一起被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的尊严席位中，姨妈又展现出灿烂的笑容。
　　(选自《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