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是中国首个“宪法日”。各地纷纷开展宪法宣示教育活动。
　　宪法，神圣而庄严。对于通过庄严程序制定的宪法，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应该对其充满敬畏和敬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只能被束置高阁，仅仅成为一个共和国的摆设和供品。
　　法治，除了是理念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有了纸上写的宪法，并不等于一个法治社会就可以翩然而至。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曾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根据1954年宪法，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全国人民曾经为此欢庆。然而，在8年后的1967年初夏，一群年轻的造反派把这位选举出来的国家主席从家中揪出来批斗。国家主席此刻想起了还有一部写在纸上的《宪法》可以保护自己。他拿出宪法对这些年轻人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很可惜，这些话对这些从来没有上过宪法课的年轻人来说，形同对牛弹琴。如果一部形同虚设的宪法无法保护国家主席，就更保护不了普通的公民。
　　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曾感叹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和宪法格外重视。他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始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显然，是在试图给与会者传递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
　　然而，仅仅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还不足以成为启动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在历史的废墟上，很难建造坚实可靠的法治大厦，除了伤筋动骨、掘地三尺，别无他途。对掌握着巨大公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言，法治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约束他人，也可以约束自己;它既可以约束坏人，也同时约束好人。1980年，彭真曾在一次给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说，如果没有法律，大家都觉得办事很方便。但是，当好人觉得方便的时候，像“四人帮”这样的坏人也觉得方便。所以，宁肯我们自己不方便，也不能让坏人有机可乘。不过，实施法治，知易行难。对公权力而言，这无疑意味着壮士断臂、刮骨疗毒。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一个国家的法治化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宪法被实施的程度。宪法和法律如果不被真正实施，就根本谈不上对它们的信仰;没有被真正实施的法律，才是形同虚设的法律。
　　勿庸讳言，宪法的生命力和权威性，其实并不仅仅在于“宪法日”里铺天盖地的宣传标语，也不仅仅在于面对宪法文本齐声朗诵千篇一律的誓言。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也不例外。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人治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中，人们迄今对宪法的认识和感受都还比较模糊，我们几乎没见过“违宪”的裁决，人们也不清楚如何运用宪法保护自己的权利。
　　中国目前颁布施行的这部宪法，尽管还非尽善尽美，但是如果真正能让这部长期写“在纸上”和“挂在墙上”的宪法“活”起来，使之进入国家司法裁判的领域，成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不难想象，它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以及遏制公权力的滥用方面，还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在今天的中国，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主张，这无疑是个壮丽的开端。这一主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层面的价值组合，更是一套技术实施层面的制度体系。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或许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社会在转型，人心在思变。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尽管很多人都带着各自的希望和困惑，但是人们在一个终极目标上正在达成共识——只有用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方式，才能最终给这个千百年来充满轮回宿命的庞大国家带来希望。司法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力量，具有天然的渐进特点。从国家平稳转型的意义上看，司法改革可能是目前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途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既然已经毅然地做出了庄严的抉择，选择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走上了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这条理性之路，就应当义无反顾地继续走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