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人的读书现状不容乐观，但关于读书的话题却是常谈不衰。在读书的境界方面，人们一向推崇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三个层次：“‘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说揭示了读书做学问的不同阶段、不同状态和达到的不同境界，描绘了读书学习由“必然王国”逐渐进入“自由王国”，最终得以大成的过程。
　　然而，王国维是就读书而言读书的，如果从知与行的关系上来说，读书的最高境界，应该不只是对知识的顿悟，对学问的顿悟，还应是对人生的顿悟，对人性的顿悟，是溶入灵魂之中，并由此而生发出的对真善美的宗教般的虔诚与执著。也就是说，不仅要达到读书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应该努力达到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
　　尽管现在的读书已经进入了极端功利化的时代，但我们仍然不能放弃读书本身所应有的价值追求，不能忽视非功利的读书所能带给我们的做人与做事方面的提升与借鉴，不能不把“知行合一”作为读书求知过程中的必然追求，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读书极端功利化的最大危害，不在于出不了大师，也不在于得不了诺贝尔奖，而在于整个民族道德素质的严重滑坡和人文精神的极端缺失。自古至今，我们强调的是“知识改变命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不太注重用知识来完善自我，升华品德，健全人格，净化灵魂。因而也就造就了一批老百姓所说的“把书读到猪肚子里去了”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这类人大多有学问而无人品，学堪为人师，行则如犬豕，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没有做人的底线，其在大庭广众之上的堂而皇之、衣冠楚楚与转过身后的卑劣不堪、龌龊下作，往往形成强烈反差，为人所不齿。
　　当下的学校教育正在传达着类似的强烈信息，即学习知识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出人头地，获得一个好前程。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多么丰富的思想，多么美好的语言，多么感人的故事，多么有益的启示，都会外化为一个个试题与答案，而不是带给学生应有的人生感悟和心灵启迪。我们选编的教材包罗万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哲人先贤、道德典范、人文精粹、生活智慧、环保意识、节俭品质等，内容不可谓不丰富，格调不可谓不高雅，教育功能不可谓不完善，但由于以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取得较好的成绩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在如何引导孩子做人做事方面，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以语文为核心的培养学生良好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感的课程，基本上都变成了应试的工具，读书与做人，在我们的学校教育阶段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分离，同时我们又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其他途径，强行给学生灌输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学习，怎样生活的道理，岂不怪哉?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本身就存在着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冠冕堂皇的场面上的说辞，无比正确而没有多少实际效力，久而久之，已演变成了一件美丽的外衣；一套是平常情形下的真实表达，往往包含了对前一套话语体系的否定与嘲弄。前者代表“假我”，用来虚应故事、糊弄他人；后者则是“真我”，表达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和真实利益诉求。我们的学校教育同样如此。学习“孔融让梨”，只是为了让学生知道这个历史故事，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并不需要教学生养成谦让他人的良好品格；诵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不是为了培养“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匹夫有责”的担当，只是因为它是名篇名句，读熟背会，应试、写作都能用得上……所以，读书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知识，赢得相应机会，以改变自身命运，并不需要“学而时习之”，一定要付诸实践。知行分离，甚至知行相悖，不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学校教育的层面，都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钱钟书，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达到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做人方面也达到了很高境界，树起了一座令人景仰的丰碑。从钱钟书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仅仅从如何读书做学问的角度，是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的，如果不能在读书学习、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让自己的情操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完善，精神得到升华，即使书读得再好，也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倘若不幸而沦为下流，心术不正，品行不端，人格分裂，则连起码的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读书做学问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