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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越南分为南方和北方，南越属于资本主义阵营，而北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所以越战的爆发也就是两个阵营的较量。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造成了永久的伤痛，这一点从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而中国和苏联当年除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之外，也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但这一点一直是双方都明白的秘密。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摄影家协会也曾派出尚进和龙熹祖两位同志前往越南，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些事情仅为极少数人知道。时过境迁，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相逢一笑泯恩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焕然一新。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发表尚进同志回忆当年峥嵘岁月的文章，是向前辈们致敬，也是让人们了解一段充满激情的历史。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和越南两国关系良好，为抗击美国和南越政权对北方的入侵，我国应北越政府的请求，派出大量人力物力，援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1964年末，中宣部作出重要指示，由各艺术团体派艺术家组成文化工作队，到援越抗美战地前线锻炼，体验战地生活，创作一些真实反映战斗生活的战地作品。
经过组织研究，中国文联提出派中国摄影学会的我和龙祖前去参加。组织派人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两人毫不犹豫同意参加并保证完成任务。当时我妻子外出在四川搞四清，上幼儿园的儿子正在出水痘，而且非常严重，经组织批准，我把出征的事情告诉了我儿子所在幼儿园的园长（当时这事是绝密），园长听后非常理解和支持我，让我把儿子留在幼儿园，由她们照顾。
我于1965年5月7日到铁道兵报到。部队对我们进行了十几天的战前培训，24日到江西樟树镇某部队下连队当兵，体验连队生活。我是1933年出生的，当时已经30多岁了，虽然资格比战士甚至连长还老，但我仍然以一个普通战士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记得当时最怕的就是紧急集合，因为担心自己的动作慢，影响所在班集体行动，我夜里就悄悄打好背包，躺在床上等着紧急集合的号声。在队里，有些同志还因为各种个人原因打了退堂鼓，但是我和龙祖二人一直非常坚定，真心实意地听从中央的号召。这种状况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自认为表现不错，培训结束后还受到了部队的表扬。
1965年6月，因为摄影工作的特殊需要，我与文化工作队其他成员分开，跟随中国志愿工程队第一支队从友谊关进入了越南，主要负责友谊关－同登－谅山－北江－河内这条路线铁道改造及高射炮部队防空的拍摄任务。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修建的是窄轨铁路，用的是小火车，而我国用的是大火车、宽轨，运输物资需要在凭祥站倒车，非常麻烦。为了缩短路线，保障物资快速到达前线，我所在的中国志愿工程队就负担起了改造越南铁路的任务。我和新华社记者宋佑民一起拍摄他们的工作情况，还拍摄了一些中国军人与越南老百姓军民关系的照片。部队当时特别照顾我们，专门派了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战士给我们做后勤工作，还给我们派了一辆吉普车。有了这辆车，我们就经常到许多地方进行拍摄。我白天拍摄，晚上进行“创作”，写了一些反映当时战斗生活、安全施工的快板书，业余时间以便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因为参加的是机密任务，我不能与家人联系，只给单位写过一封信，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为了对美国不暴露我军的施工、生活等情况，我们当时穿的不是军装，而是蓝色工作服，但头上的帽子却是军帽，就像是越南本地的部队一样。穿着这身装束，使我与越南的老百姓们接触得比较多，也比较亲近，所以拍摄了不少当地百姓生活、生产及我军为当地百姓治病救人、劳动等照片。因我参加过抗美援朝，还有些军事头脑。所以从河内到同登，我专门拍摄公路、铁路、河流、山脉、丘陵等反映当地地形地貌特征的照片。我从国内带过去了两台相机，一台是莱卡3G加长镜头，另一台是禄莱相机，带了一个放大机和很多胶卷，还带了一些暗房工具，拍完后就地冲洗，准备适当的时候搞个战地影展。
我们住在越南人帮助盖的一片竹楼里，位于山沟深处，但地势不是很隐蔽。10月1日，是我国的国庆节，河内文工团为中国志愿工程队慰问演出。此前两天，曾有四架美国飞机轰炸我们驻地附近的一个阵地，我们支队高炮进行对空射击，并击伤了一架敌机。现在看来，当时警惕性不是很高，因为开炮的同时，也暴露了目标，事后没有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
10月5日，我准备外出拍摄战士们修建铁路的场景，这时美国的轰炸机又来轰炸我军修筑的铁路钢架桥，其中一架被我高射炮部队击落。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准备前去拍摄对空作战场面和被击落的敌机残骸时，突然几架轰炸机从我们驻地上空掠过，丢下几枚炸弹。我只觉得忽悠一下，就被炸弹掀翻的土和石块埋了起来，我也晕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已是在到凭祥医院的路上了。身上有些外伤，不是很严重，但是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胸部也非常的痛。在凭祥野战医院待了一天，就把我送到了南宁解放军303医院接受治疗。经医生检查，我的胸骨骨折、中度脑震荡，最严重的是双耳膜穿孔。因当时的医疗水平所限，做完耳膜修复手术后，耳朵经常耳鸣，而且至今乘飞机的时候还特别难受。在我负伤之后，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相机还有我拍摄的那些珍贵的镜头（当时冲出来的底片都是随身携带），不知道能否保留下来。听救护我的战士们说，我的相机和底片已经在我被送到303医院以后，寄到了303医院的保卫科。因这些照片需要严格保密，在我被转到杭州解放军第33疗养院时，这些照片也跟随着我到了杭州。后来，因这些照片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就被送到了总参，这也完成了我护送军事机密的重要任务。
回首在越南的日日夜夜，虽然环境非常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热情，我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创作战地作品和拍摄照片上面。
1966年初，所有文化工作队的成员都回到了国内，铁道兵总部给我们开了招待会。伤愈后我回到北京，根据我们在越南战场的表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亲笔签署授予我们独立自由幸福的奖状和奖章。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摄影家协会也曾派出尚进和龙熹祖两位同志前往越南，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些事情仅为极少数人知道。时过境迁，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相逢一笑泯恩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焕然一新。在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发表尚进同志回忆当年峥嵘岁月的文章，是向前辈们致敬，也是让人们了解一段充满激情的历史。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和越南两国关系良好，为抗击美国和南越政权对北方的入侵，我国应北越政府的请求，派出大量人力物力，援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1964年末，中宣部作出重要指示，由各艺术团体派艺术家组成文化工作队，到援越抗美战地前线锻炼，体验战地生活，创作一些真实反映战斗生活的战地作品。
经过组织研究，中国文联提出派中国摄影学会的我和龙祖前去参加。组织派人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两人毫不犹豫同意参加并保证完成任务。当时我妻子外出在四川搞四清，上幼儿园的儿子正在出水痘，而且非常严重，经组织批准，我把出征的事情告诉了我儿子所在幼儿园的园长（当时这事是绝密），园长听后非常理解和支持我，让我把儿子留在幼儿园，由她们照顾。
我于1965年5月7日到铁道兵报到。部队对我们进行了十几天的战前培训，24日到江西樟树镇某部队下连队当兵，体验连队生活。我是1933年出生的，当时已经30多岁了，虽然资格比战士甚至连长还老，但我仍然以一个普通战士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记得当时最怕的就是紧急集合，因为担心自己的动作慢，影响所在班集体行动，我夜里就悄悄打好背包，躺在床上等着紧急集合的号声。在队里，有些同志还因为各种个人原因打了退堂鼓，但是我和龙祖二人一直非常坚定，真心实意地听从中央的号召。这种状况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自认为表现不错，培训结束后还受到了部队的表扬。
1965年6月，因为摄影工作的特殊需要，我与文化工作队其他成员分开，跟随中国志愿工程队第一支队从友谊关进入了越南，主要负责友谊关－同登－谅山－北江－河内这条路线铁道改造及高射炮部队防空的拍摄任务。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修建的是窄轨铁路，用的是小火车，而我国用的是大火车、宽轨，运输物资需要在凭祥站倒车，非常麻烦。为了缩短路线，保障物资快速到达前线，我所在的中国志愿工程队就负担起了改造越南铁路的任务。我和新华社记者宋佑民一起拍摄他们的工作情况，还拍摄了一些中国军人与越南老百姓军民关系的照片。部队当时特别照顾我们，专门派了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战士给我们做后勤工作，还给我们派了一辆吉普车。有了这辆车，我们就经常到许多地方进行拍摄。我白天拍摄，晚上进行“创作”，写了一些反映当时战斗生活、安全施工的快板书，业余时间以便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因为参加的是机密任务，我不能与家人联系，只给单位写过一封信，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为了对美国不暴露我军的施工、生活等情况，我们当时穿的不是军装，而是蓝色工作服，但头上的帽子却是军帽，就像是越南本地的部队一样。穿着这身装束，使我与越南的老百姓们接触得比较多，也比较亲近，所以拍摄了不少当地百姓生活、生产及我军为当地百姓治病救人、劳动等照片。因我参加过抗美援朝，还有些军事头脑。所以从河内到同登，我专门拍摄公路、铁路、河流、山脉、丘陵等反映当地地形地貌特征的照片。我从国内带过去了两台相机，一台是莱卡3G加长镜头，另一台是禄莱相机，带了一个放大机和很多胶卷，还带了一些暗房工具，拍完后就地冲洗，准备适当的时候搞个战地影展。
我们住在越南人帮助盖的一片竹楼里，位于山沟深处，但地势不是很隐蔽。10月1日，是我国的国庆节，河内文工团为中国志愿工程队慰问演出。此前两天，曾有四架美国飞机轰炸我们驻地附近的一个阵地，我们支队高炮进行对空射击，并击伤了一架敌机。现在看来，当时警惕性不是很高，因为开炮的同时，也暴露了目标，事后没有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
10月5日，我准备外出拍摄战士们修建铁路的场景，这时美国的轰炸机又来轰炸我军修筑的铁路钢架桥，其中一架被我高射炮部队击落。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准备前去拍摄对空作战场面和被击落的敌机残骸时，突然几架轰炸机从我们驻地上空掠过，丢下几枚炸弹。我只觉得忽悠一下，就被炸弹掀翻的土和石块埋了起来，我也晕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已是在到凭祥医院的路上了。身上有些外伤，不是很严重，但是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胸部也非常的痛。在凭祥野战医院待了一天，就把我送到了南宁解放军303医院接受治疗。经医生检查，我的胸骨骨折、中度脑震荡，最严重的是双耳膜穿孔。因当时的医疗水平所限，做完耳膜修复手术后，耳朵经常耳鸣，而且至今乘飞机的时候还特别难受。在我负伤之后，我最担心的就是我的相机还有我拍摄的那些珍贵的镜头（当时冲出来的底片都是随身携带），不知道能否保留下来。听救护我的战士们说，我的相机和底片已经在我被送到303医院以后，寄到了303医院的保卫科。因这些照片需要严格保密，在我被转到杭州解放军第33疗养院时，这些照片也跟随着我到了杭州。后来，因这些照片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就被送到了总参，这也完成了我护送军事机密的重要任务。
回首在越南的日日夜夜，虽然环境非常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热情，我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创作战地作品和拍摄照片上面。
1966年初，所有文化工作队的成员都回到了国内，铁道兵总部给我们开了招待会。伤愈后我回到北京，根据我们在越南战场的表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亲笔签署授予我们独立自由幸福的奖状和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