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4年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发表《论符号域》(On Semiosphere)一文以来,“符号域”这个概念已经从文化符号学的术语范畴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术语范畴.在塔尔图—莫斯科文化符号学派的学科背景中,“符号域”一词与“语言——第二模拟系统——文本——文化”等术语相关;而在跨学科的术语领域中,“符号域”与“生物域”、“智域”,以及“语言域”的结合则更值得重视.作为一个元学科的概念,符号域属于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范畴,并且与“整体主义”、整体与部分等相对概念有莫大关联.因此,在此语境下,“符号域”作为元学科概念,对于文化研究,普遍文化生产机制的研究的转向,以及对“方法论本身的认知”起到了学科互补与整合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当代科学与符号域概念的结合成为一种趋势,那么“符号域”则更应该同时作为“对象概念”与“元学科概念”而得到重视: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动力因素促使科学去探寻新的描述语言；相对的,这些新的描述语言反过来会影响文化动力因素,因为它们为文化的自我描述提供了新的可能.尽管如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新的描述语言常常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翻译语言,因此,“符号域”这个术语将文化符号学的许多相关概念融合在一起,从而使其与文化发展动力获得新的理论联系.“符号域”这个概念使文化符号学再次与它的历史本身相关联,而且也使“应用文化分析”与文化历史、最新的文化现象相关联.而正是这些联系决定了文化符号学在研究文化的相关科学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