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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已经是流派众多，百花齐放，呈现一种繁荣热闹的局面，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怪奇诗派，并且今人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唐人创作的咏侠诗却极少关注，往往将它看作边塞诗的内容之一。如果说隐逸的社会风气促进了山水田园诗在唐代的发展和繁荣，战争和多民族的融合促进了边塞诗创作的形成和繁荣，那么唐代的任侠风气则产生了波及整个唐代社会的咏侠诗。
唐代咏侠诗的发展和繁荣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现实原因。侠文化的形成历史悠久，积淀了浓厚的民族文化情绪，具有深广的历史底蕴。“侠”的主题是一种体现了民族美德的精神，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不懈追求，表现出伟大的济世思想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识。“侠”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侠”之精神是中华民族高尚情操和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具体地说，“侠”的主导精神就是锄强扶弱，重义轻利。
司马迁最早认识到并揭示出“侠”的本质。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热情地赞美了“侠”舍己助人、信义为重的高尚美德，他笔下的朱家、郭解等人，可以说是中国侠文化史上第一批侠客形象，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侠”最可贵的品质。从司马迁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才出现了第一批咏侠诗，游侠第一次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进入诗歌领域，诗人借诗中侠客的形象来寄托寒士的人格和生活理想。唐人既有乐观向上的豪迈精神，也有怀才不遇的郁闷之情，因此借“侠”来寄托成为时代的创作风气，而司马迁《史记》中表现的游侠精神，六朝文人咏侠诗中塑造的游侠形象和他们火热的生命追求，就成为唐人咏侠诗的创作源头和精神上宝贵的支持力量。
任侠风气在唐代被看作是一种英雄气质和浪漫生活情趣，成为唐人身上的重要习性和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侠的现实存在、形象寄托和张扬精神，成为提升文人人格品味的重要因素。因此，借侠以养成儒、道、佛互补的健全人格，就成为唐人的自觉追求。在全社会的崇侠风尚中出现了许多的文人，而且是著名的文人任侠。
唐人任侠风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初盛唐时期，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高昂的精神风貌。在这种时代风气的感召下，文人们充满激情，积极投身社会，希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而当时知识分子入仕主要有科举、征辟或参加幕府三种主要途径。唐人重科举，但科举于知名度至关重要，为此有些文人选择了任侠，成为一条入仕的“终南捷径”。同时唐代科举中形成了“座主”与“门生”，如同“侠”的恩报关系，文人将侠精神中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精神升格为自觉的行动方式。这种侠文化的重义感恩精神在唐代就有了较强的功利目的和独特的文化心态，并因此形成唐人咏侠诗中独特的审美理想。
唐朝的统治集团主要来自关陇地区，具有浓厚的尚武精神，形成一种刚健和豪放的时代风貌，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任侠精神和气质。唐初大将李绩自称：“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整个唐代社会对逞强好胜、骄纵豪迈、不拘礼法的精神是大加赞扬的。李白自己也称：“十五好剑术，便于诸侯。”其诗歌云：“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投阁良可叹，但为此悲嗤”（《古风》之八）。“青云年少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入流星过。……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少年子》）。正是这样一些文人的尚武轻儒、豪荡侠气，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造成了初盛唐咏侠诗的繁荣和兴盛。
中晚唐以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藩镇与中央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初盛唐恢宏廓大的气象。社会生活中的任侠风气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气势，整个的游侠风气沾染时代的因素，他们更多的是借助游侠的独立个性，来抒发内心的郁闷，并且在唐末，受释、老思想的影响，隐逸生活受到文人们的重视。游侠的神秘生活逐渐和隐逸思想结合起来，这时的游侠性格已经与初盛唐时截然不同，他们多数具有神秘色彩，奇操异节，来去无踪，超脱世外。
唐代以后从上层统治者至一般知识分子对侠文化的异常崇拜，终于导致游侠风气继战国以后再度兴盛起来，继而影响到唐代整个思想的盛行。正因为有如此强烈的社会风潮，也为游侠诗在唐代的创作繁荣提供了时代精神力量。同时文人的任侠活动和咏侠诗的创作也推动了侠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侠的狂热崇拜，二者相辅相成，终于使咏侠诗在唐代熠熠生辉。
纵观唐人的咏侠诗，远远超过前人作品。这些实际又深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体现着唐代精神面貌和社会思潮，为咏侠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内容主要有：
1.歌颂古代游侠的侠义精神和完美人格，借以传达唐人的追慕之情。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游侠形象深入人心，如荆轲、豫让、高渐离、侯赢、朱亥等，他们虽身份不同，但是他们的游侠品质却让唐人难以忘怀，是唐人冀望的人格榜样，是他们追求的人生楷模。这些游侠充分体现了侠之精神，即重诺轻生、知恩必报、排忧解难、扶危济困。李白《侠客行》，讴歌了战国赵、魏的游侠群体，体现了侯赢、朱亥的侠骨之义。“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士”（李白和《浩歌》），“未知肝胆向谁是，今人却亿平原君”（高适《邯郸少年行》），这些诗歌充分表达出唐人心目中的游侠品质，是他们心灵深处渴求的人生价值。
2.歌颂古代游侠少年驰骋边疆，为国捐躯，建功立业的英雄志向，借以寄寓唐人的功利意识。
唐代是一个极度张扬个性自由的社会，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气下，大多数唐人都希望建功立业，创造辉煌，扬名青史。在初盛唐，许多文人参加幕府，游历边疆，置身大漠，历练了他们豪纵奔放、劲健刚勇的心态，驰骋疆场、捐躯赴难，依靠军功进入仕途成为许多文人心目中的捷径，像李白、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韦应物、雍陶等，都曾在边塞游历或战斗过。许多文人也希望像武将那样通过战功置身卿相，进爵封侯，实现理想。如王维《少年行》“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一身能擎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诗人以辽阔的边地战争为创作背景，赞扬了游侠少年英勇豪迈、慷慨激昂的精神。“纵死犹闻侠骨香”成为唐代咏侠诗的时代强音。
总之，唐人咏侠诗具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昂扬向上的人格力量，诗中行侠与赴国难、报国恩紧密结合，使“侠”演变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
参考文献
1.《全唐诗》（清）彭定求等编写，中华书局1960年版
2.《唐代诗人丛考》傅璇琮，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中华书局1980年版
唐代咏侠诗的发展和繁荣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现实原因。侠文化的形成历史悠久，积淀了浓厚的民族文化情绪，具有深广的历史底蕴。“侠”的主题是一种体现了民族美德的精神，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不懈追求，表现出伟大的济世思想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识。“侠”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侠”之精神是中华民族高尚情操和生命意识的自然流露，具体地说，“侠”的主导精神就是锄强扶弱，重义轻利。
司马迁最早认识到并揭示出“侠”的本质。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热情地赞美了“侠”舍己助人、信义为重的高尚美德，他笔下的朱家、郭解等人，可以说是中国侠文化史上第一批侠客形象，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侠”最可贵的品质。从司马迁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才出现了第一批咏侠诗，游侠第一次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进入诗歌领域，诗人借诗中侠客的形象来寄托寒士的人格和生活理想。唐人既有乐观向上的豪迈精神，也有怀才不遇的郁闷之情，因此借“侠”来寄托成为时代的创作风气，而司马迁《史记》中表现的游侠精神，六朝文人咏侠诗中塑造的游侠形象和他们火热的生命追求，就成为唐人咏侠诗的创作源头和精神上宝贵的支持力量。
任侠风气在唐代被看作是一种英雄气质和浪漫生活情趣，成为唐人身上的重要习性和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侠的现实存在、形象寄托和张扬精神，成为提升文人人格品味的重要因素。因此，借侠以养成儒、道、佛互补的健全人格，就成为唐人的自觉追求。在全社会的崇侠风尚中出现了许多的文人，而且是著名的文人任侠。
唐人任侠风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初盛唐时期，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种高昂的精神风貌。在这种时代风气的感召下，文人们充满激情，积极投身社会，希望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而当时知识分子入仕主要有科举、征辟或参加幕府三种主要途径。唐人重科举，但科举于知名度至关重要，为此有些文人选择了任侠，成为一条入仕的“终南捷径”。同时唐代科举中形成了“座主”与“门生”，如同“侠”的恩报关系，文人将侠精神中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报恩精神升格为自觉的行动方式。这种侠文化的重义感恩精神在唐代就有了较强的功利目的和独特的文化心态，并因此形成唐人咏侠诗中独特的审美理想。
唐朝的统治集团主要来自关陇地区，具有浓厚的尚武精神，形成一种刚健和豪放的时代风貌，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任侠精神和气质。唐初大将李绩自称：“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便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整个唐代社会对逞强好胜、骄纵豪迈、不拘礼法的精神是大加赞扬的。李白自己也称：“十五好剑术，便于诸侯。”其诗歌云：“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投阁良可叹，但为此悲嗤”（《古风》之八）。“青云年少子，挟弹章台左。鞍马四边开，突入流星过。……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少年子》）。正是这样一些文人的尚武轻儒、豪荡侠气，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造成了初盛唐咏侠诗的繁荣和兴盛。
中晚唐以后，政治混乱，社会动荡，藩镇与中央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初盛唐恢宏廓大的气象。社会生活中的任侠风气已经失去了原先的气势，整个的游侠风气沾染时代的因素，他们更多的是借助游侠的独立个性，来抒发内心的郁闷，并且在唐末，受释、老思想的影响，隐逸生活受到文人们的重视。游侠的神秘生活逐渐和隐逸思想结合起来，这时的游侠性格已经与初盛唐时截然不同，他们多数具有神秘色彩，奇操异节，来去无踪，超脱世外。
唐代以后从上层统治者至一般知识分子对侠文化的异常崇拜，终于导致游侠风气继战国以后再度兴盛起来，继而影响到唐代整个思想的盛行。正因为有如此强烈的社会风潮，也为游侠诗在唐代的创作繁荣提供了时代精神力量。同时文人的任侠活动和咏侠诗的创作也推动了侠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推动了整个社会对侠的狂热崇拜，二者相辅相成，终于使咏侠诗在唐代熠熠生辉。
纵观唐人的咏侠诗，远远超过前人作品。这些实际又深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性，体现着唐代精神面貌和社会思潮，为咏侠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内容主要有：
1.歌颂古代游侠的侠义精神和完美人格，借以传达唐人的追慕之情。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游侠形象深入人心，如荆轲、豫让、高渐离、侯赢、朱亥等，他们虽身份不同，但是他们的游侠品质却让唐人难以忘怀，是唐人冀望的人格榜样，是他们追求的人生楷模。这些游侠充分体现了侠之精神，即重诺轻生、知恩必报、排忧解难、扶危济困。李白《侠客行》，讴歌了战国赵、魏的游侠群体，体现了侯赢、朱亥的侠骨之义。“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士”（李白和《浩歌》），“未知肝胆向谁是，今人却亿平原君”（高适《邯郸少年行》），这些诗歌充分表达出唐人心目中的游侠品质，是他们心灵深处渴求的人生价值。
2.歌颂古代游侠少年驰骋边疆，为国捐躯，建功立业的英雄志向，借以寄寓唐人的功利意识。
唐代是一个极度张扬个性自由的社会，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气下，大多数唐人都希望建功立业，创造辉煌，扬名青史。在初盛唐，许多文人参加幕府，游历边疆，置身大漠，历练了他们豪纵奔放、劲健刚勇的心态，驰骋疆场、捐躯赴难，依靠军功进入仕途成为许多文人心目中的捷径，像李白、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韦应物、雍陶等，都曾在边塞游历或战斗过。许多文人也希望像武将那样通过战功置身卿相，进爵封侯，实现理想。如王维《少年行》“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一身能擎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诗人以辽阔的边地战争为创作背景，赞扬了游侠少年英勇豪迈、慷慨激昂的精神。“纵死犹闻侠骨香”成为唐代咏侠诗的时代强音。
总之，唐人咏侠诗具有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昂扬向上的人格力量，诗中行侠与赴国难、报国恩紧密结合，使“侠”演变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
参考文献
1.《全唐诗》（清）彭定求等编写，中华书局1960年版
2.《唐代诗人丛考》傅璇琮，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唐才子传校笺》傅璇琮，中华书局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