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的时候，每个月初，班里的生活委员就会替我们领来饭菜票——几张很薄的纸，上面印着价钱、分量。我一个月有十二斤面票、十斤米票和七斤杂粮，大概是这样的吧。领回来，一般我们就把它裁成一张一张的，用一个夹子夹起来，一沓子，红红绿绿的。
　　一开始，对杂粮比较感兴趣，也就是买些玉米发糕，但时间长了不行，胃酸。每个月的米票都能用完，面票和杂粮就剩下来了，有用，可以到后面邮局门口换点儿鸡蛋什么的。为什么要换鸡蛋呢？因为每个宿舍都有一个电热器，晚上烧开水顺带煮点儿鸡蛋。
　　当时，据说广院食堂参加过评比，在首都高校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我印象深的是食堂的鱼香肉丝、辣子肉丁和滑溜肉片，馅饼和饺子也不错，还有一道菜叫明月肉，肉饼中间搁一个鸡蛋，相当解馋。但再好吃也架不住天天招呼，不到一学期，所有的同学就开始自己想招儿换口味了。
　　一是从家带，江苏的带肉松，辽宁的带泡菜，湖北的带糍粑，新疆的带油馕。我们班有三个贵州人，家里经常捎来肉丁辣椒酱，热馒头上抹一点儿，或者方便面里搁一勺就足以让食堂大师傅失业。同宿舍的北京人田小川每周带他姥姥炒的榨菜肉丝，一罐头瓶，极咸的，但到星期二永远是空瓶子。
　　另一种解馋的方法是大家凑钱打牙祭。每人两块钱吃一顿，可以吃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东风市场的湘蜀餐厅，或者西单把口的玉华台。最常去的是四川饭店小吃部，当时的菜价今天无法想象：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九毛，全是肉的荔枝肉片也才一块二，剩下的钱还可以吃两到三碗担担面。现在，那儿的价格不知涨了多少倍，但味道永远没有二十五年前那么好，所谓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单口相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会那么馋。记得全班义务献血，每人发了三十块钱，从北太平庄红十字血站出来，所有的同学坐着22路到了西单的烤肉宛，每人掏出了献血收入的六分之一。毕竟那时没钱的日子是多数，面对飞来的“横财”和天降的美味，同学们都脸红脖子粗地问班长：下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啊？
　　我刚入校时，父母每个月只给我十五块钱零花钱，到大学毕业，这个数字涨到了二十。除此之外，我每月有二十二块钱的助学金，当然，助学金主要体现在饭菜票上，流动资金便只有父母寄来的零花钱了。每次取完汇款，我都要琢磨犒劳一下自己，先在商店买四两江米条吧！为什么是四两呢？因为基本上走到宿舍刚好吃完。然后，再在剩下的钱里抽出两块钱准备参加同学们的AA制聚餐，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同学每个月可以聚两到三次餐，而我最多只能一次。
　　刚到北京就听说，这里最好吃的是烤鸭子和涮羊肉。涮羊肉是第一个学期和同学吃的，每人两块钱，在北京齿轮厂食堂，每人一盘肉，放在自己面前，大概有四两吧，手工切的，很厚。涮羊肉这种东西很奇怪，比如，我把自己盘子里的肉放进去，开着锅，可能就被隔壁的田小川夹去吃了。很快，大家都发现了這个情况，但没有人抗议，依旧谈笑风生地涮着，但姿势改变了，所有夹着肉的筷子都没有松开过……这样直接导致了筷子夹到的部分肯定是生肉，那顿饭下来，我脆弱的、很草根的胃接受不得如此多的生肉——水泻，边泻边打着韭菜花嗝儿。
　　好像当时的烤鸭很贵，一直没有吃过，直到1983年暑假前，父母带着妹妹到北京来看我，经不起我的央求，一家人理直气壮地到了王府井烤鸭店，四个人一共点了半只鸭子，没点其他的菜。父母发自内心地说：“这东西真难吃。”然后还拼命地打我妹妹的筷子，说不好消化。我和他们的感觉不一样，觉得这玩意还算顺口，便三下五除二把半只鸭子全部报销。吃完了，抹着油嘴，我还在跟父母说：“我觉得还行啊！你不信，再来半只我都能吃完……”很多年后，每次看我父母吃烤鸭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仍然有扇自己的冲动。靠，那时我都快十八了，咋还那么缺心眼？
　　大三以后，开始知道勤工俭学。仗着学校发的相机和月票，去那些比较土鳖的什么北大清华师大门口给同学们照相。方法是在校门口贴一告示，然后把自己的学生证拿图钉钉在上面，以示信誉。照完相第二个星期，再给人家送去，保质保量。记得第一次去化工大学，一天下来就挣了七十块钱。后来我都不记得去了多少个地方，反正学生证上到处都是按钉的窟窿。
　　有了钱，自己空洞的胃就会得到一些安抚。回来，经常可以喝点酸奶，吃点方便面。那时候，有几个宿舍批发方便面，主要是播音班的，不会照相挣钱，也就做点小生意。当时他们生意还特别好，宿舍门上经常变换着“方便面售完”或者是“酸奶来了”的告示。其实这些东西小卖部也有，只是比较贵，而且同学卖东西，除了收钱，菜票和粮票也收。可能是后来觉得饭票太多，无法消化，宿舍摊点也只收钱了，这个做法引起了顾客们的愤怒，有一天，“酸奶来了”的牌子就被改成了“酸奶奶来了”。
　　煮方便面每个寝室都有自己的高招，有的用热得快，有的用酒精炉，也有用电炉的。于是，宿舍楼里便经常断电。保卫处定期来查，每次走的时候都拎着些“家用电器”。我们班对煮方便面最大的贡献，是发现新闻灯居然也可以煮面，开始我们是在上面烤馒头片，后来就煮上了面。你知道，卤钨素灯管很不经使的，经常坏……估计直到今天，系里的老师还在纳闷：为什么82级婚纱摄影专业灯管用得这么费呢？
　　这时候，教工食堂开始卖宵夜，宵夜里有小炒，还有散装啤酒，这简直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遗憾的是，这里的小炒尽管比外面便宜，却也有限。于是，我们开始在校内挖潜。学校从1983年开始有了干专生，他们是带工资的，有钱得令人发指，经常去吃小炒。但架不住我们跟他们交朋友啊！于是，刘长乐、穆端正们便都有了很多“新结识的朋友”……
　　我和干专班的老哥们混得也很熟，馋了就去他们宿舍，说：“您看，这天儿，挺热的，要能喝点什么就好了……”这时，总有一位老大哥站出来说：“走吧，去食堂。”84新闻干专有个叫朱金辉的，西藏台的记者，每次去食堂喝酒，就把他的脸盆拿出来，抓一把洗衣粉，搓一圈，涮涮，到食堂就说：“打满。”冰冷的鲜啤酒啊，我只从中间舀一塑料杯，就能把自己喝得脑子发懵，剩下的便都被他一个人喝光了。我喝酒喝不过他，但吃菜有优势，点的菜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吃。
　　拮据的年代，干瘪的味蕾，残酷的暴饮暴食渴望……大学时代，我的梦境里永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食物。那时，广院就两个食堂，而且到快毕业时，食堂我已经很少去了。校园里，除了大路两旁的那一排著名的白杨外，并没有一家餐厅，不像现在，广院水煮鱼都成了品牌了。
　　去年我们聚会，老同学相见，一半以上都胖得有些走形，比如我，长了五十斤，像田小川，体重甚至增加了一倍！这时，大家都难免开始怀念学校生活——起码，那时的伙食，多减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