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杨杏佛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学者、杰出的民主斗士，将生命奉献给革命事业的先哲、先贤、先烈。但他同时还是位反腐骁将、清廉自守的楷模，知道的恐怕就不多了。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各方筹建中山陵，资金高达30—50万两。杏佛先生任筹备处主任干事，担当了重任，掌握了这笔有份量的财权。当时，不少营造厂、建筑公司以为有利可图，都觊觎这块肥肉，纷纷找门路，谋求承揽工程。于是，杏佛先生成了一些人追逐的目标，请客者有之，送礼者有之，多次碰壁后，有的不法厂商又采取迂回战术，把礼送往家中。夫人推不掉，只好等丈夫回来处置。杏佛先生就一一查点，列出清单，妥善保管。待列公开招标开标之日，杏佛先生把这些清单带到会上，向与会者和新闻界公开展示，并予以严肃批评。送礼者只好收回礼品，溜之大吉。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是旧社会，贪污受贿成风，杏佛先生能处置得如此圆满成功，实在令人敬佩。
　　然而现在，官场上，尤其是某些部门，如交通厅，前“腐”后继者却不乏其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坠马之后，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董永安被“双规”，而董的前任已接二连三地出问题，所好的是还没形成“六连贯”。
　　能不能学学杨杏佛先生呢？尽管他是旧社会的旧官员。我认为，杏佛先生至少有三点可作我们的楷模——
　　一是他高度的原则性的刚正不阿的精神。钱是纳税人拿出来纪念中山先生的，营造的是一项崇高的纪念物，怎能允许以权钱交易来亵渎？尽管社会风气不好，尽管各种关系网掣肘很多，他硬是寸步不让地顶住了，全不计较个人得失与进退。
　　二是睿智的策略和恰当的方式。对礼物，能拒则拒，实在不能拒的，巧妙地在招标场合公开暴露，人赃俱在，难以逃遁，只好落荒而去。能取得这样高的效率真令人拍手称快，大智离不开大勇，无私无畏天地宽，好点子首先在于先生全无顾忌，这才能游刃有余。
　　三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无私无欲。或许有人说，杏佛先生收入不菲，不在乎这些好处。我持不同观点。先生收入确实不少，但大多都拿出来支持了民主活动的经费，个人的生活并不宽裕。至于说到“在乎不在乎”，欲壑难填，不少犯罪分子金钱已多到几辈子都用不完，不照旧在贪吗？关键在于理念。
　　古君子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教育了多少代人。但我认为，成为“达”者后，更要“独善其身”。一旦发达，有了权势，有了资本，便容易忘乎所以；如果事业上再有些成就、官场上再有些政绩，更容易同党和人民伸手，以为是应得的报酬，拿得无愧无悔。杏佛先生之所以具有高风亮节，就在于他胸有大志，心存下天，以天下为己任，再厉害的“糖衣炮弹”也无奈我何了。我们最要学的当是这样的品格和素养，这样的人生和价值观念。
　　（作者为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