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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北京昌平人,生于1934年。《人民日报》原国内政治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一生3件事:上学读书,当右派,做新闻工作。写杂文是副业,所以总也没有高出“业余的水平”。聊以自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当了十几年新闻官,是高级编辑,拿国务院特殊津贴,如今退休了,又受托分管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日常工作。曾出版了《求全集》《搔痒集》《司晨集》《小心你的鼻子》《吴昊杂文集》《台上台下》《台下文存》等杂文集。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三国演义》的开篇之笔,刘关张三位遇到一起,小酒一喝,各表心中抱负,于是“香味相投”,桃园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部三国大书,桃园之义,一以贯之,始终不改。
不过,按清人《坚瓠集》载,刘关张并不是这样认识,也不是这样结拜的。当时张飞在涿郡开酒馆,他上午营业,过午打烊,为了使卖不了的肉存放保鲜,张飞把肉吊在水井里,上面压一块五六百斤重的大石头,猫鼠小偷之类,干瞪眼,没有辙。有一天,从山西来了位杀人避祸的大汉关羽,途经涿郡,要在张飞店里打尖,时间已是下午,伙计对他说:“肉有,只是悬在井中,汝能举石,乃可得也。”其实这是一句很不负责的话,搪塞的话,哪知道关羽力大无比,竟把巨石搬开,“轻如弹丸”,而且拿块肉就走了。张飞听到伙计回报,追上关羽,不容分说,抡拳就打,两个人“力相敌,不能解”,正在这时,卖草鞋的刘备路过此地,上前拉架,三个人越说越近乎,于是才有了桃园结义。
《三国演义》已是不朽名著,但就桃园结义一节,我看小说并不如笔记《坚瓠集》写得好。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没有经过较量,就凭几句空话,结成生死弟兄,是不可想像的。在《水浒传》里,梁山弟兄很多都是打出来的。
现实生活中,不打不相识的例子也很多。有些朋友由不识到相识,到莫逆,就是打出来的。到后来,回想当年一打,无不拍手称快。
不打不相识,不适合所有的人。有些人可能越打越仇,一打就死。由打而相识、而成朋友的,一要有水平,二要有见识,三要有胸襟,四要有环境。但不管打的结果如何,相识还是相仇,打对事物发展,皆有有利一面。一切事情,几乎都是在打打斗斗中发展壮大的。打斗越狠,发展越快。人呢,则只有不断地打打斗斗,才能进步和成熟,才能有作为。越是大打大斗,越出大人物,文坛上,则是越出好文章、好作品。鲁迅先生当年不是有那么多对手,不是有那么多人骂他,和他对着干,今天的读者恐怕就读不到那些脍炙人口的好杂文了。
当今文坛,似乎太平静,太温馨,太甜蜜,太那个了。一个余秋雨,被人挑了点硬伤,就被认为是“石破天惊”,于是就有人出来挡驾,摆平,和稀泥。其实,这种挑刺,姑且称之为“打”,对余秋雨未必是坏事,余秋雨如果是条汉子,也不会因此而“倒下”。相反,如果余秋雨就此变得谨小慎微,看批评者的眼色行事,那对中国文坛来说,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批评的程度,到了只能摆在那里当摆设、只能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肯定不会再写出好作品,也别指望他去拿诺贝尔文学奖。
早就有人哀叹当代杂坛不景气,杂文像温吞水,顶多是像“酸辣汤”,哪有什么投枪匕首?如今,自称是高举鲁迅旗帜的、愿意追随鲁迅的、以鲁迅学生自诩的,黑压压,白乎乎,乱哄哄,一大群,几大片,就是没有一个像当年的鲁迅,更没有一个写得出当年鲁迅的文章。原因多多,但有一点恐怕也是事实,那就是这些自鸣得意、自我欣赏、自我膨胀的杂文家,都是端着酒杯、喊着“哥俩好”,走到先生旗下的。没有一个像刘关张那样是打出来的。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三国演义》的开篇之笔,刘关张三位遇到一起,小酒一喝,各表心中抱负,于是“香味相投”,桃园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部三国大书,桃园之义,一以贯之,始终不改。
不过,按清人《坚瓠集》载,刘关张并不是这样认识,也不是这样结拜的。当时张飞在涿郡开酒馆,他上午营业,过午打烊,为了使卖不了的肉存放保鲜,张飞把肉吊在水井里,上面压一块五六百斤重的大石头,猫鼠小偷之类,干瞪眼,没有辙。有一天,从山西来了位杀人避祸的大汉关羽,途经涿郡,要在张飞店里打尖,时间已是下午,伙计对他说:“肉有,只是悬在井中,汝能举石,乃可得也。”其实这是一句很不负责的话,搪塞的话,哪知道关羽力大无比,竟把巨石搬开,“轻如弹丸”,而且拿块肉就走了。张飞听到伙计回报,追上关羽,不容分说,抡拳就打,两个人“力相敌,不能解”,正在这时,卖草鞋的刘备路过此地,上前拉架,三个人越说越近乎,于是才有了桃园结义。
《三国演义》已是不朽名著,但就桃园结义一节,我看小说并不如笔记《坚瓠集》写得好。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没有经过较量,就凭几句空话,结成生死弟兄,是不可想像的。在《水浒传》里,梁山弟兄很多都是打出来的。
现实生活中,不打不相识的例子也很多。有些朋友由不识到相识,到莫逆,就是打出来的。到后来,回想当年一打,无不拍手称快。
不打不相识,不适合所有的人。有些人可能越打越仇,一打就死。由打而相识、而成朋友的,一要有水平,二要有见识,三要有胸襟,四要有环境。但不管打的结果如何,相识还是相仇,打对事物发展,皆有有利一面。一切事情,几乎都是在打打斗斗中发展壮大的。打斗越狠,发展越快。人呢,则只有不断地打打斗斗,才能进步和成熟,才能有作为。越是大打大斗,越出大人物,文坛上,则是越出好文章、好作品。鲁迅先生当年不是有那么多对手,不是有那么多人骂他,和他对着干,今天的读者恐怕就读不到那些脍炙人口的好杂文了。
当今文坛,似乎太平静,太温馨,太甜蜜,太那个了。一个余秋雨,被人挑了点硬伤,就被认为是“石破天惊”,于是就有人出来挡驾,摆平,和稀泥。其实,这种挑刺,姑且称之为“打”,对余秋雨未必是坏事,余秋雨如果是条汉子,也不会因此而“倒下”。相反,如果余秋雨就此变得谨小慎微,看批评者的眼色行事,那对中国文坛来说,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批评的程度,到了只能摆在那里当摆设、只能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肯定不会再写出好作品,也别指望他去拿诺贝尔文学奖。
早就有人哀叹当代杂坛不景气,杂文像温吞水,顶多是像“酸辣汤”,哪有什么投枪匕首?如今,自称是高举鲁迅旗帜的、愿意追随鲁迅的、以鲁迅学生自诩的,黑压压,白乎乎,乱哄哄,一大群,几大片,就是没有一个像当年的鲁迅,更没有一个写得出当年鲁迅的文章。原因多多,但有一点恐怕也是事实,那就是这些自鸣得意、自我欣赏、自我膨胀的杂文家,都是端着酒杯、喊着“哥俩好”,走到先生旗下的。没有一个像刘关张那样是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