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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15日上午 堂子街6号
（这是一个干瘦的老人，秃顶，稀胡，满是皱纹的脸上有许多老年斑。手臂上血管突起如蚯蚓状，皮肤松弛。双眼红肿，眼珠无光。祖辈都是南京人。）
麻阿訇 88岁
日本人来时，我逃到难民区，在鼓楼二条巷。我父母亲没有了，与丈人一起住，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住进一幢洋房，里面还有一个在日本人洋行里做事的人，屋顶上有日本旗。后来又进来许多国民党军。
正月初五，可以做买卖了，卖破衣烂衫，在上海路。又成立回民安葬队，孙淑荣发下旗子和臂章，他个子中等，长长的脸。我们找回民尸体，草桥清真寺那里多。洗亡人，用布包。女的叫妇女洗，埋了几十个。没有饭吃，给几角钱。回家还卖衣服糊口养家，自已穿不着的衣服换米吃。
女子大学里有稀饭吃，妻子躲到女子大学里。她叫马月清，今年89岁，那里有个华小姐保护。二条巷有一家房子被日本兵烧了，人被日本兵杀了，还往火里扔。有个过路的女人带两个小孩，也被杀了，往火里扔。是白天。
1986年8月15日下午 中山南路南京市京剧团
喻惠霞
以前我们武定桥有一个朋友叫叶仰乔，开老润昌亚细亚煤油店，很有钱，他自己逃到上海去了，留下一个拉黄包车的佣人管家。日军来搜查，说佣人是中央军，拖到下关江边，机枪扫射后，他摸摸脑袋，还活着，就慢慢挣扎爬起来偷偷跑回来了。他是个幸存者。
这是胜利以后叶仰乔对我讲的。
日本人进城后，有人发难民财。很多人家人走了，门一锁，回来时锁被砸了。浦口一个人被打死了，从江上漂过来，有人从死人身上掏钱。
1986年8月16日下午 洪武路325号
（推开爬满青藤的墙门，探出一个白发长眉的老人。他和蔼慈祥，中等个子，看不出是率领过千军万马的武将。我们坐在绿荫树下，小桌上飘着茶的芳香，穿一件白色圆领汗衫的他，不停地摇动手中的芭蕉扇。）
陈颐鼎 80岁
8月13号从上海撤退下来，到镇江有三个旅，准备去苏北。很多官兵不愿去苏北，因为大多是南京警卫部队的，都要保卫南京。我们第一批是11月进城的，第二批是12月9日进南京的。先来的两个旅守通济门到光华门一线。我当时是二六一旅旅长，蒋介石原来有手令，命我任镇江守备司令，因为镇江是江苏省府所在地，但混乱中，日军已进驻了镇江。这样，我变成受刘兴指挥，他是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当时他在龙潭。
第一批进城的两个旅开走后，我带了两个团，还有保安团、宪兵、警察等在外围和日军打了好几天。因为没有后勤补给，伤员没地方医治，我们要求归还建制，正好贵州开来一个师接替我的防地，所以我下命令到下蜀集中，开赴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这是12月9日，我们从尧化门沿铁路过来，到体育学院时天刚亮，想休整几天。
本来我以为句容外围应该有我军，可到了孝陵卫都没有见到，我就带了一部分人到城里了。到了中山门，城门紧闭。守城的部队左臂上挂着“卫戍”黄布黑字臂章，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进城。城门用麻袋筑工事，说进城要经长官批准。
这时，响起了枪声，枪声越来越密，我就回部队了。不到孝陵卫，碰到一个军官来找我，说发现了情况，日军抓走了我们两三个俘虏。我奇怪了，说：别误会了。我又往前走，用望远镜一看，真的是日军！原来，句容已经陷落，汤山、半边山、龙王庙一线也被日军占领了，所以日军在东郊一路进攻。我马上命令二六○团占领右边靠苜蓿园一线，教导总队占领靠中山陵方向。占领阵地后用无线电与师、军部联系，报告所在位置及敌我情况。
9日、10日、11日三天与日军作战，10日打得最激烈。9日下午5点，日军的飞机、大炮轰击了一个多小时，城门炸开了一个缺口。谢家询团长带部队坚守，被一发炮弹击中牺牲。因为二五九旅在光华门被日军突破，伤亡100多人！上峰要我协同易安华旅长恢复阵地：“完不成任务拿头来见！”
10日夜，易安华从通济门赶过来，我带五二一团从白骨坟向五百户东南方向的敌后迎击，另一部协同团长谢承瑞清理和反击城门内的100多敌人。当时离敌200米左右，真是打得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易安华那边有两个敌人据点，他率领官兵用机枪向城门洞里的敌人扫射。敌人顽强反扑，有四五个日军用刺刀自杀。我们用了火焰喷射器和掷弹筒杀伤敌人，经过血腥拼杀，终于把敌人反击出去了。可是易安华旅长在午夜11点左右在反击中阵亡。我在护城河边露天地指挥。
11日又打了一天，这天的突击扫荡中，我交给五二一团三营营长白成奎率部清扫任务。他是贵州人，黄埔五期的。出发时，他交给我一个通讯地址，说，家有60多岁老母，还有年轻妻子，我阵亡后，请关照老母。可惜，他阵亡了。
孝陵卫方向的敌人冲过来了。12日，我们主要兵力向孝陵卫方向的敌人进行反击、固守和出击。12日下午，枪炮声慢慢沉寂了，东南方向日本人升起一个黑色的汽球，有八九百米高，我想可能是日本人又准备进攻了，便派了教导总队的一个参谋马威龙去城内联络，马参谋我熟。他回来说，教导总队向左边尧化门靠拢了。我奇怪了，战况沉寂，可能另有任务。到底怎么回事？
自从镇江到南京，我只接到军长王敬久两份电报，都是“就地抵抗”这句话。
下午四五点钟，二六○旅刘启雄旅长与我在电话中联系情况，他说他在光华门附近，城里很混乱，部队向下关撤退。师部有人告诉他，八十八师从雨花台向北撤了。
我想：怎么，雨花台失利了，要准备巷战了？我要孙天放副旅长到下关去看看，因为城里进不去，就从玄武湖方向走。他去了回来是13日的凌晨1点，他说，下关乱得不得了，部队撤退了，失去指挥，没有船，各人想各人的办法过江，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我想，不会吧，没有通知啊，部队还在抵抗。
天亮了，城里起火了，好像新街口和鼓楼都在烧。我想，守卫南京是立过军令状的，没有命令不能撤退。当时部队牺牲了两三百人，伤员有500多人，在中山门竹林新村开了一个包扎所。城里不让进，只好用两个运输连用担架沿玄武湖往下关送。我想和刘旅长联系，叫他往我这个方向靠拢。用电话电报联系，都不通。他们都走了。可是阵地不能放弃，日本人巳经向我们包围，眼看往玄武湖方向的路将被切断，但我又不敢擅自下命令撤退。怎么办呢？我在卫岗的一个小房子里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讨论，大多数人讲，眼看日本人马上要形成合围，我们只有撤退才是生路，转移才能脱离包围圈。大家同意一起签名，共同负责。当时只留一小部分掩护，大部沿着城墙向下关走。 13日上午七八点钟，我们到了下关车站，一看，全是撤退的部队，乱极了。有的在搞门板，有的扎木排。一看这情况不妙，怎么过江呢？我与刘旅长研究，他说向芜湖方向，走上新河、煤炭港。我认为不可，日军是大包围，攻打首都，肯定先失芜湖。应该利用敌人后方的空虚地带突围。我说还是沿江到龙潭走山路往浙江方向去。他不同意，只好各走各的。他去芜湖没走成，就发饷，每人发10万中国银行的票子。他说：到难民区先避一避，以后再说。我说不行的，难民区靠不住。他进城去难民区了，后来被日军查出，当了俘虏，亏得没有暴露身份。有一天拿出小孩照片在看被发现，才承认是旅长，后来汪精卫保他出来的。
我带着不到100人的队伍往燕子矶走，也有其他部队的官兵跟着走。13日下午2点左右到了燕子矶，我叫警卫排在山头上放哨，如果日军往南京去就不理睬它，只监视，不许放枪。我当时想，到天黑往茅山方向去。这时，跟我来的有好几千人。
我坐在山边上休息，穿着少将军装，呢子大衣，许多人说：“长官，我们听你指挥，跟着你行动。”我站起来集合队伍，有两三千人，我讲了形势和下一步的打算，建议编组，军官一边，军士一边，战士一边，正编着组，山头上的警卫开枪了。警卫从山上跑下来，边跑边喊：“日本人来了，上山了！”这一喊，队伍立刻散了，像潮水般又往下关方向回去了。
我的警卫拖我到江边，要我过江。他们找来一块七八尺长的破船底，要我上去。这怎么浮？顺水漂也要有人掌舵啊。这时日本人已很近了，领章也看得清楚了。
七八个卫士拉我上去，我要他们一齐上。离开江岸才二三十公尺，木板就沉了，大家往水里跳。我抓着木板的一角，跳江的卫士大多数淹死了。江里全是人，有人叫：给两千元钱，救救我！
这时，江上漂过来捆在一起的四捆芦苇，到我跟前时，我喊：帮帮忙！他看见了我的少将军衔，他说：我想救你，可是没有办法。他站在芦柴上，手扯着一块被单当风帆，芦柴上还有一辆自行车。我说：我赔你。他掀掉了自行车，伸过一根棍子把我拉上了芦柴堆。这时，我在江水中泡了一两个钟头了，又冷又饿，手冻得麻木了。后来得知这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是教导总队的看护上士，是安徽涡阳人，叫马镇海。长江上真是鬼哭狼嚎，日军的舰艇橫冲直撞，用机枪在江面上扫射，真惨！
一直漂到夜里天黑才到岸边。江边烂泥很深，我爬上岸后以为到江北了，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八卦洲。在江里漂了五六个钟头，人都麻了，活动了一会儿，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原来这是个鱼棚，棚里的人说：八卦洲上逃来的人好多，上坝那地方有船向江北送。走到上坝，遍地是人。又到下坝，走了15里，这是14日的下午了，这里也没有船。已经两三天了，四周有日军兵舰封锁。有的人带了武器，就想办法用木板木头漂浮，马镇海和我旅里的人扎了一个木排，就靠这个木排漂到六合。后来又到来安、滁县，从张八岭车站到蚌埠。
八卦洲上到处是散兵，我想，渡过燕子矶如此艰难，心里很难过。我要马镇海陪我到江边看看。他问：什么意思？我说，看一眼也是一些安慰。走了一大段，尸体一个接一个，不少人衣服也被水冲走了，有的尸体已发胀了，望不到边，大多是军人。大家用各种形式渡江，许多人支持不下来。八卦洲正好一个湾，所以冲到这里了。
我部在上海一仗补充了四次兵员，一次1000多人，四川、河南、浙江来的。原来6000多人，到南京还有2000多，到下关只1000多人，到六合身边只有七八个人了。有两个卫士一直跟我，一个叫刘兆瑞，一个叫姜富文。
当时守孝陵卫的营长陈国儒抗战胜利后在台湾见到我，讲了很多南京分别后的事。撤退时他在石象路，他两条腿都受伤了。我走时去看了他们，有两三百名伤兵。不能走，我不忍心，都是患难兄弟，我向他们道歉，大家都哭，我是挥泪走的。这些伤兵大部分被鬼子杀了。陈国儒，还有一个姓段的连长，来台湾找到我。当时我带部队来台湾接管日军投降，四个师整编为三个旅。1946年5月来的，我当时任七十军军长。他们对我讲，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日本兵把他们逮到监狱，监狱里用痰盂大小便、煮饭和喝水。两个人都拄着拐棍，我帮他们解决抚恤问题。
1986年8月18日上午 江苏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严开运 74岁
我与李慕超和刘庸诚是战友。
团长李西开讲，他儿子解放初在北京读书时，在旧书摊上看到日本人出的一本书上说，南京战最难打的是教导总队，到最后明孝陵、紫金山一带阵地始终攻不下。当时，教导总队班长都用望远镜和手枪，士兵都有钢盔和防毒面具，士兵冬天有呢子服，我们全称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
我当时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我们连阵地在廖仲恺墓西北，弹药库就在我们旁边，掩蔽部很厚。我们任务是防空和掩护指挥所。我们那里没有和日军短兵相接，只听见“乒乒乓乓”的枪声。日本飞机飞得很低，300多米高。大家很勇敢，不是想到它会炸死我，而是想我怎么打下它。一个人拿着测高仪，他报数，另一个直接瞄准。少校连长颜希儒是广东人，能喝酒，喜欢喝洋河，他的阵地在我前面，公路边，他们是防坦克炮连。他黑瘦、脸长，黄埔四期的，南京打仗时双眼冒火，我见他把手榴弹挂在脖子上，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还有个叫谢连时的士兵，圆脸，二十一二岁。前段时间去那里游玩时，我写了一首悼念诗：湘西壮士气豪奔，抗战当年忆旧痕。爱国心丹甘战死，梅花有幸伴忠魂。
那个江西的王植三原是榴炮连排长，后到步兵连当连长。他在卫岗北边、陵园新村，身上三次负伤，不退火线。他说：你们派人抬我下去，前线就减少战斗力。你们要抬我下去，我就开枪打你们！
守光华门的团长谢承瑞没有进过军校，却是个留学德国兵工大学的毕业生，他是浙江人，个子小。在守城战中肉搏冲锋，用汽油烧进了城门的日军，用棉花沾汽油扔下去。俘虏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后来死了，另一个被烧伤了，盖上毯子抬到指挥所。谢团长是撤退时在挹江门死的。真可惜。 八十七师是甲种师，原归张治中指挥的第五军驻玄武湖。原来第五军在玄武湖有一块抗战阵亡将士碑。
1986年8月19日上午 下关十四运输汽车队
（酱紫肤色，花白短发，一口南京话。左腿有四寸长的伤疤，左手第四指打掉了一节手指。因为当年在冰冷的水中泡了一天，如今两腿关节酸痛，痛得夜里睡不着，经常爬起又躺下。他没上过学，接待过许多日本访问团，有日本社会党第四次青年活动家访华团、日本广岛和平友好访华团。日本记者本多胜一为写《中国之旅》采访过他，还一起到现场录音、录像和拍照。）
陈德贵 69岁
日本兵进南京时，我在珠江路小营那里的车行当学徒，修脚踏车。我和哥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房子里。哥哥后来被日本人抓去了。15日上午，日本兵来了，把我们3000多人分成三个地方，来要金戒指、手表和洋钱，放三个脸盆，把东西往里面扔。
下午4点多，日本人又来了，扛着枪，把我们排成四个一排，都跪下来。排好后，从宝塔桥1号门到大桥那边，一路押到煤炭港货房，就是火车道旁边堆货的货房里。机枪对着大门，门两旁一边一个上了刺刀，三个日本兵在门口看着。
关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一个翻译进来说：要十个人出去做工。那十个人出去十多分钟，只听见一阵枪响。我知道，这里是个河汊子，没有其它路可以走，那十个人被打死了。
我想，要死了，怎么办呢？两三个日本兵进来又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河汊子边是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有三四十人，每人一支步枪。第二批十个人又倒下了。
我是第三批，我出去时就站在江边上，日本兵正要开枪时，我一个猛子拱进河里从水下往对岸拱。对岸有火车车厢倒在江边。我不管它上面怎么开枪，我在水里精光一身拼命往对面拱。我在货房就把两套小褂的衣服纽扣解开了，裤带也解了，只往上一卷。我拱到对面就躲在翻倒的车厢下面，天很冷，为了逃命也不觉得冷了。
我躲在车厢下一直朝这边看，十个一批这样押出来被枪打死。河汊口有一只小汽艇，尸体多了汽船开过来冲一下又走。日本兵中饭轮流吃，这样十个一批十个一批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冬天5点多天就黑了。后来日本兵扛来两三挺机枪，把五六百人一起赶出来杀了。
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到扬州班码头的桥底下，躲在桥洞里，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里找了一块破毯子一包，在桥洞里躺下了。
第一天上午，日本兵就用手榴弹从桥上往下扔，我在桥下的死角里躲着，炸不着。
第二天上午又来炸了，下午他们还有哨兵到桥下来，我冷，我把毯子裹得紧紧的，可能日本兵看见我的毯子动了，就打来一枪，我不敢动了。我蜷曲着身子，左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日本兵这一枪打在我大腿中间，他们以为我死了。
晚上我一摸左腿右腿都是血，还打了一个大洞。我从死人的棉衣中扯出来一些棉花，把伤口包扎好。第三天，日军又拉伕子来挖坑。伕子都是中国人，我听到他们说：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一个伕子看我在动，就问：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那个伕子40多岁，他拉我起来，看了看我的腿，把我喊到桥上。伕子跪在地上求翻译官：他不是中央军，是个小孩。翻译官和日本军官叽哩咕噜了几句，翻译走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走吧。
我爬到煤炭港货房那边，日本海军很坏，躲在墙边，他出来举起棍子要打我，我爬着的，连忙向他鞠躬，拿出字条，他一看，叫我走。我又爬到宝塔桥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一天有两餐稀饭吃，一餐只一勺子。门里有个张老头，他儿子和我一起被抓走没有回来，他白胡子很长，有80多岁。我对他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看了我的伤，又没有医院，他和几个老头商量，每天用茶叶水给我洗伤口，还用人骨头刮下粉敷在伤口上，两天一次，整整一年才好。现在天气一变就疼，伤了筋。
我哥哥叫陈金龙，也是那天抓去的，给日本人当挑夫，还烧饭、挑水，一直到句容。还不让他走，他夜里把水桶扔进井里，人跑回来了。
我周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父亲是1936年死的，我们是孤儿。（待续） （责任编辑 王浩钟）
（这是一个干瘦的老人，秃顶，稀胡，满是皱纹的脸上有许多老年斑。手臂上血管突起如蚯蚓状，皮肤松弛。双眼红肿，眼珠无光。祖辈都是南京人。）
麻阿訇 88岁
日本人来时，我逃到难民区，在鼓楼二条巷。我父母亲没有了，与丈人一起住，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住进一幢洋房，里面还有一个在日本人洋行里做事的人，屋顶上有日本旗。后来又进来许多国民党军。
正月初五，可以做买卖了，卖破衣烂衫，在上海路。又成立回民安葬队，孙淑荣发下旗子和臂章，他个子中等，长长的脸。我们找回民尸体，草桥清真寺那里多。洗亡人，用布包。女的叫妇女洗，埋了几十个。没有饭吃，给几角钱。回家还卖衣服糊口养家，自已穿不着的衣服换米吃。
女子大学里有稀饭吃，妻子躲到女子大学里。她叫马月清，今年89岁，那里有个华小姐保护。二条巷有一家房子被日本兵烧了，人被日本兵杀了，还往火里扔。有个过路的女人带两个小孩，也被杀了，往火里扔。是白天。
1986年8月15日下午 中山南路南京市京剧团
喻惠霞
以前我们武定桥有一个朋友叫叶仰乔，开老润昌亚细亚煤油店，很有钱，他自己逃到上海去了，留下一个拉黄包车的佣人管家。日军来搜查，说佣人是中央军，拖到下关江边，机枪扫射后，他摸摸脑袋，还活着，就慢慢挣扎爬起来偷偷跑回来了。他是个幸存者。
这是胜利以后叶仰乔对我讲的。
日本人进城后，有人发难民财。很多人家人走了，门一锁，回来时锁被砸了。浦口一个人被打死了，从江上漂过来，有人从死人身上掏钱。
1986年8月16日下午 洪武路325号
（推开爬满青藤的墙门，探出一个白发长眉的老人。他和蔼慈祥，中等个子，看不出是率领过千军万马的武将。我们坐在绿荫树下，小桌上飘着茶的芳香，穿一件白色圆领汗衫的他，不停地摇动手中的芭蕉扇。）
陈颐鼎 80岁
8月13号从上海撤退下来，到镇江有三个旅，准备去苏北。很多官兵不愿去苏北，因为大多是南京警卫部队的，都要保卫南京。我们第一批是11月进城的，第二批是12月9日进南京的。先来的两个旅守通济门到光华门一线。我当时是二六一旅旅长，蒋介石原来有手令，命我任镇江守备司令，因为镇江是江苏省府所在地，但混乱中，日军已进驻了镇江。这样，我变成受刘兴指挥，他是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当时他在龙潭。
第一批进城的两个旅开走后，我带了两个团，还有保安团、宪兵、警察等在外围和日军打了好几天。因为没有后勤补给，伤员没地方医治，我们要求归还建制，正好贵州开来一个师接替我的防地，所以我下命令到下蜀集中，开赴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这是12月9日，我们从尧化门沿铁路过来，到体育学院时天刚亮，想休整几天。
本来我以为句容外围应该有我军，可到了孝陵卫都没有见到，我就带了一部分人到城里了。到了中山门，城门紧闭。守城的部队左臂上挂着“卫戍”黄布黑字臂章，说什么也不让我们进城。城门用麻袋筑工事，说进城要经长官批准。
这时，响起了枪声，枪声越来越密，我就回部队了。不到孝陵卫，碰到一个军官来找我，说发现了情况，日军抓走了我们两三个俘虏。我奇怪了，说：别误会了。我又往前走，用望远镜一看，真的是日军！原来，句容已经陷落，汤山、半边山、龙王庙一线也被日军占领了，所以日军在东郊一路进攻。我马上命令二六○团占领右边靠苜蓿园一线，教导总队占领靠中山陵方向。占领阵地后用无线电与师、军部联系，报告所在位置及敌我情况。
9日、10日、11日三天与日军作战，10日打得最激烈。9日下午5点，日军的飞机、大炮轰击了一个多小时，城门炸开了一个缺口。谢家询团长带部队坚守，被一发炮弹击中牺牲。因为二五九旅在光华门被日军突破，伤亡100多人！上峰要我协同易安华旅长恢复阵地：“完不成任务拿头来见！”
10日夜，易安华从通济门赶过来，我带五二一团从白骨坟向五百户东南方向的敌后迎击，另一部协同团长谢承瑞清理和反击城门内的100多敌人。当时离敌200米左右，真是打得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易安华那边有两个敌人据点，他率领官兵用机枪向城门洞里的敌人扫射。敌人顽强反扑，有四五个日军用刺刀自杀。我们用了火焰喷射器和掷弹筒杀伤敌人，经过血腥拼杀，终于把敌人反击出去了。可是易安华旅长在午夜11点左右在反击中阵亡。我在护城河边露天地指挥。
11日又打了一天，这天的突击扫荡中，我交给五二一团三营营长白成奎率部清扫任务。他是贵州人，黄埔五期的。出发时，他交给我一个通讯地址，说，家有60多岁老母，还有年轻妻子，我阵亡后，请关照老母。可惜，他阵亡了。
孝陵卫方向的敌人冲过来了。12日，我们主要兵力向孝陵卫方向的敌人进行反击、固守和出击。12日下午，枪炮声慢慢沉寂了，东南方向日本人升起一个黑色的汽球，有八九百米高，我想可能是日本人又准备进攻了，便派了教导总队的一个参谋马威龙去城内联络，马参谋我熟。他回来说，教导总队向左边尧化门靠拢了。我奇怪了，战况沉寂，可能另有任务。到底怎么回事？
自从镇江到南京，我只接到军长王敬久两份电报，都是“就地抵抗”这句话。
下午四五点钟，二六○旅刘启雄旅长与我在电话中联系情况，他说他在光华门附近，城里很混乱，部队向下关撤退。师部有人告诉他，八十八师从雨花台向北撤了。
我想：怎么，雨花台失利了，要准备巷战了？我要孙天放副旅长到下关去看看，因为城里进不去，就从玄武湖方向走。他去了回来是13日的凌晨1点，他说，下关乱得不得了，部队撤退了，失去指挥，没有船，各人想各人的办法过江，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我想，不会吧，没有通知啊，部队还在抵抗。
天亮了，城里起火了，好像新街口和鼓楼都在烧。我想，守卫南京是立过军令状的，没有命令不能撤退。当时部队牺牲了两三百人，伤员有500多人，在中山门竹林新村开了一个包扎所。城里不让进，只好用两个运输连用担架沿玄武湖往下关送。我想和刘旅长联系，叫他往我这个方向靠拢。用电话电报联系，都不通。他们都走了。可是阵地不能放弃，日本人巳经向我们包围，眼看往玄武湖方向的路将被切断，但我又不敢擅自下命令撤退。怎么办呢？我在卫岗的一个小房子里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讨论，大多数人讲，眼看日本人马上要形成合围，我们只有撤退才是生路，转移才能脱离包围圈。大家同意一起签名，共同负责。当时只留一小部分掩护，大部沿着城墙向下关走。 13日上午七八点钟，我们到了下关车站，一看，全是撤退的部队，乱极了。有的在搞门板，有的扎木排。一看这情况不妙，怎么过江呢？我与刘旅长研究，他说向芜湖方向，走上新河、煤炭港。我认为不可，日军是大包围，攻打首都，肯定先失芜湖。应该利用敌人后方的空虚地带突围。我说还是沿江到龙潭走山路往浙江方向去。他不同意，只好各走各的。他去芜湖没走成，就发饷，每人发10万中国银行的票子。他说：到难民区先避一避，以后再说。我说不行的，难民区靠不住。他进城去难民区了，后来被日军查出，当了俘虏，亏得没有暴露身份。有一天拿出小孩照片在看被发现，才承认是旅长，后来汪精卫保他出来的。
我带着不到100人的队伍往燕子矶走，也有其他部队的官兵跟着走。13日下午2点左右到了燕子矶，我叫警卫排在山头上放哨，如果日军往南京去就不理睬它，只监视，不许放枪。我当时想，到天黑往茅山方向去。这时，跟我来的有好几千人。
我坐在山边上休息，穿着少将军装，呢子大衣，许多人说：“长官，我们听你指挥，跟着你行动。”我站起来集合队伍，有两三千人，我讲了形势和下一步的打算，建议编组，军官一边，军士一边，战士一边，正编着组，山头上的警卫开枪了。警卫从山上跑下来，边跑边喊：“日本人来了，上山了！”这一喊，队伍立刻散了，像潮水般又往下关方向回去了。
我的警卫拖我到江边，要我过江。他们找来一块七八尺长的破船底，要我上去。这怎么浮？顺水漂也要有人掌舵啊。这时日本人已很近了，领章也看得清楚了。
七八个卫士拉我上去，我要他们一齐上。离开江岸才二三十公尺，木板就沉了，大家往水里跳。我抓着木板的一角，跳江的卫士大多数淹死了。江里全是人，有人叫：给两千元钱，救救我！
这时，江上漂过来捆在一起的四捆芦苇，到我跟前时，我喊：帮帮忙！他看见了我的少将军衔，他说：我想救你，可是没有办法。他站在芦柴上，手扯着一块被单当风帆，芦柴上还有一辆自行车。我说：我赔你。他掀掉了自行车，伸过一根棍子把我拉上了芦柴堆。这时，我在江水中泡了一两个钟头了，又冷又饿，手冻得麻木了。后来得知这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是教导总队的看护上士，是安徽涡阳人，叫马镇海。长江上真是鬼哭狼嚎，日军的舰艇橫冲直撞，用机枪在江面上扫射，真惨！
一直漂到夜里天黑才到岸边。江边烂泥很深，我爬上岸后以为到江北了，后来才知道这里是八卦洲。在江里漂了五六个钟头，人都麻了，活动了一会儿，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原来这是个鱼棚，棚里的人说：八卦洲上逃来的人好多，上坝那地方有船向江北送。走到上坝，遍地是人。又到下坝，走了15里，这是14日的下午了，这里也没有船。已经两三天了，四周有日军兵舰封锁。有的人带了武器，就想办法用木板木头漂浮，马镇海和我旅里的人扎了一个木排，就靠这个木排漂到六合。后来又到来安、滁县，从张八岭车站到蚌埠。
八卦洲上到处是散兵，我想，渡过燕子矶如此艰难，心里很难过。我要马镇海陪我到江边看看。他问：什么意思？我说，看一眼也是一些安慰。走了一大段，尸体一个接一个，不少人衣服也被水冲走了，有的尸体已发胀了，望不到边，大多是军人。大家用各种形式渡江，许多人支持不下来。八卦洲正好一个湾，所以冲到这里了。
我部在上海一仗补充了四次兵员，一次1000多人，四川、河南、浙江来的。原来6000多人，到南京还有2000多，到下关只1000多人，到六合身边只有七八个人了。有两个卫士一直跟我，一个叫刘兆瑞，一个叫姜富文。
当时守孝陵卫的营长陈国儒抗战胜利后在台湾见到我，讲了很多南京分别后的事。撤退时他在石象路，他两条腿都受伤了。我走时去看了他们，有两三百名伤兵。不能走，我不忍心，都是患难兄弟，我向他们道歉，大家都哭，我是挥泪走的。这些伤兵大部分被鬼子杀了。陈国儒，还有一个姓段的连长，来台湾找到我。当时我带部队来台湾接管日军投降，四个师整编为三个旅。1946年5月来的，我当时任七十军军长。他们对我讲，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日本兵把他们逮到监狱，监狱里用痰盂大小便、煮饭和喝水。两个人都拄着拐棍，我帮他们解决抚恤问题。
1986年8月18日上午 江苏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严开运 74岁
我与李慕超和刘庸诚是战友。
团长李西开讲，他儿子解放初在北京读书时，在旧书摊上看到日本人出的一本书上说，南京战最难打的是教导总队，到最后明孝陵、紫金山一带阵地始终攻不下。当时，教导总队班长都用望远镜和手枪，士兵都有钢盔和防毒面具，士兵冬天有呢子服，我们全称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
我当时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我们连阵地在廖仲恺墓西北，弹药库就在我们旁边，掩蔽部很厚。我们任务是防空和掩护指挥所。我们那里没有和日军短兵相接，只听见“乒乒乓乓”的枪声。日本飞机飞得很低，300多米高。大家很勇敢，不是想到它会炸死我，而是想我怎么打下它。一个人拿着测高仪，他报数，另一个直接瞄准。少校连长颜希儒是广东人，能喝酒，喜欢喝洋河，他的阵地在我前面，公路边，他们是防坦克炮连。他黑瘦、脸长，黄埔四期的，南京打仗时双眼冒火，我见他把手榴弹挂在脖子上，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
还有个叫谢连时的士兵，圆脸，二十一二岁。前段时间去那里游玩时，我写了一首悼念诗：湘西壮士气豪奔，抗战当年忆旧痕。爱国心丹甘战死，梅花有幸伴忠魂。
那个江西的王植三原是榴炮连排长，后到步兵连当连长。他在卫岗北边、陵园新村，身上三次负伤，不退火线。他说：你们派人抬我下去，前线就减少战斗力。你们要抬我下去，我就开枪打你们！
守光华门的团长谢承瑞没有进过军校，却是个留学德国兵工大学的毕业生，他是浙江人，个子小。在守城战中肉搏冲锋，用汽油烧进了城门的日军，用棉花沾汽油扔下去。俘虏了两个日本兵，一个后来死了，另一个被烧伤了，盖上毯子抬到指挥所。谢团长是撤退时在挹江门死的。真可惜。 八十七师是甲种师，原归张治中指挥的第五军驻玄武湖。原来第五军在玄武湖有一块抗战阵亡将士碑。
1986年8月19日上午 下关十四运输汽车队
（酱紫肤色，花白短发，一口南京话。左腿有四寸长的伤疤，左手第四指打掉了一节手指。因为当年在冰冷的水中泡了一天，如今两腿关节酸痛，痛得夜里睡不着，经常爬起又躺下。他没上过学，接待过许多日本访问团，有日本社会党第四次青年活动家访华团、日本广岛和平友好访华团。日本记者本多胜一为写《中国之旅》采访过他，还一起到现场录音、录像和拍照。）
陈德贵 69岁
日本兵进南京时，我在珠江路小营那里的车行当学徒，修脚踏车。我和哥哥都躲到宝塔桥难民区英国人的房子里。哥哥后来被日本人抓去了。15日上午，日本兵来了，把我们3000多人分成三个地方，来要金戒指、手表和洋钱，放三个脸盆，把东西往里面扔。
下午4点多，日本人又来了，扛着枪，把我们排成四个一排，都跪下来。排好后，从宝塔桥1号门到大桥那边，一路押到煤炭港货房，就是火车道旁边堆货的货房里。机枪对着大门，门两旁一边一个上了刺刀，三个日本兵在门口看着。
关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一个翻译进来说：要十个人出去做工。那十个人出去十多分钟，只听见一阵枪响。我知道，这里是个河汊子，没有其它路可以走，那十个人被打死了。
我想，要死了，怎么办呢？两三个日本兵进来又赶出去十个人，外面河汊子边是穿黑衣服的日本海军，有三四十人，每人一支步枪。第二批十个人又倒下了。
我是第三批，我出去时就站在江边上，日本兵正要开枪时，我一个猛子拱进河里从水下往对岸拱。对岸有火车车厢倒在江边。我不管它上面怎么开枪，我在水里精光一身拼命往对面拱。我在货房就把两套小褂的衣服纽扣解开了，裤带也解了，只往上一卷。我拱到对面就躲在翻倒的车厢下面，天很冷，为了逃命也不觉得冷了。
我躲在车厢下一直朝这边看，十个一批这样押出来被枪打死。河汊口有一只小汽艇，尸体多了汽船开过来冲一下又走。日本兵中饭轮流吃，这样十个一批十个一批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冬天5点多天就黑了。后来日本兵扛来两三挺机枪，把五六百人一起赶出来杀了。
天黑了，我从车厢底下钻出来，到扬州班码头的桥底下，躲在桥洞里，桥下都是难民的尸体。我在死尸堆里找了一块破毯子一包，在桥洞里躺下了。
第一天上午，日本兵就用手榴弹从桥上往下扔，我在桥下的死角里躲着，炸不着。
第二天上午又来炸了，下午他们还有哨兵到桥下来，我冷，我把毯子裹得紧紧的，可能日本兵看见我的毯子动了，就打来一枪，我不敢动了。我蜷曲着身子，左手夹在两条大腿中间，日本兵这一枪打在我大腿中间，他们以为我死了。
晚上我一摸左腿右腿都是血，还打了一个大洞。我从死人的棉衣中扯出来一些棉花，把伤口包扎好。第三天，日军又拉伕子来挖坑。伕子都是中国人，我听到他们说：妈的，难民打死这么多，还叫我们来挖坑。一个伕子看我在动，就问：你还没有死？我说：我不是中央军。那个伕子40多岁，他拉我起来，看了看我的腿，把我喊到桥上。伕子跪在地上求翻译官：他不是中央军，是个小孩。翻译官和日本军官叽哩咕噜了几句，翻译走过来对我说：你是小孩，写个条子给你，走吧。
我爬到煤炭港货房那边，日本海军很坏，躲在墙边，他出来举起棍子要打我，我爬着的，连忙向他鞠躬，拿出字条，他一看，叫我走。我又爬到宝塔桥和记洋行。
难民区里一天有两餐稀饭吃，一餐只一勺子。门里有个张老头，他儿子和我一起被抓走没有回来，他白胡子很长，有80多岁。我对他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看了我的伤，又没有医院，他和几个老头商量，每天用茶叶水给我洗伤口，还用人骨头刮下粉敷在伤口上，两天一次，整整一年才好。现在天气一变就疼，伤了筋。
我哥哥叫陈金龙，也是那天抓去的，给日本人当挑夫，还烧饭、挑水，一直到句容。还不让他走，他夜里把水桶扔进井里，人跑回来了。
我周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父亲是1936年死的，我们是孤儿。（待续）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