钺是中国古代一种兵器，其最早可能起源于生产工具石斧。许慎《说文解字》曰：“钺，大斧也，一名天戉。”《尚书·顾命》曰：“钺、铖同兵类，脱胎斧。大者钺，小者铖。一人冕执钺，一人冠执铖。”钺从形态上看就是大斧，主要区别是斧刃相比钺较窄，钺刃宽大一些，呈弧形，似新月。
　　玉钺是择石之美者以玉而制成，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即将产生的历史时刻。玉钺结合了美玉高贵的秉性和武器杀伐的气息，它更多的不是一种实用器，而是体现世俗权力和身份地位的指示物。文史学家吴其昌认为，“王”字由“戉”发展而来。考古学家林法在1965年发表文章《说王》，首先提出中国古代钺作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而演变为王的权杖，说明中国王权起源于军事统率权，已被众多专家接受，而且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他还说到“扬”和“钺”是同义字，而且“王”的读音可能与“扬”有關。由象形字看，“扬”字就是一个人手举权杖，或是双手举起一个“王”。玉钺作为刑具和专用礼器的出现，标志着礼乐制度为核心的等级时代的起始。
　　我国早在80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就出现斧钺同形的玉斧。这件玉斧（图1）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173号房址，长713厘米，宽5.2厘米，厚1.2厘米。青灰色，夹杂黑色斑点。器体平面近似梯形，顶部略厚，较呈斜弧状，两侧略弧，刃部平直，较宽，器体中部有道纵向凹槽。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玉斧雏形。
　　到了距今约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玉钺数量逐渐增多。红山文化中玉钺相对较少，仅在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牛河梁红山遗址第十六地点和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石棺墓中出现，且多数葬于胸部，圆角方形，三面有刃，中间有一圆孔，素面。而凌家滩出土玉钺的数量较多，主要以长扁弧刃为特点，两面均衡磨制，其厚度很薄，基本为扁长形，制作工整。大多数的钺刃口锋利，孔眼都是两面对钻，有的钺面上有砣旋磨的痕迹，部分钺从孔眼至顶部有捆拴的摩擦痕。其中有一件非常罕见的玛瑙钺（图2），表面抛光精度高，温润照人。长18.1厘米，刃宽8.2厘米，厚1.2厘米，孔径1.4厘米。通体半透明状，梯形，体厚刃薄，弧刃，刃从两侧延至顶部，三面刃。近顶有一对钻圆孔，表面光亮。工匠们巧妙地利用玛瑙的边料纹理展示质地的优美，应是极高规格的重器。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中，玉钺很可能是由原始生产工具演变的一种象征性的武器。因此，玉钺作为随葬品既是墓主人权威身份的象征，也是代表王权的一种法器。
　　良渚文化以尚玉闻名于世，又被认为是原始酋邦社会向早期王国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这个时期史前农业、手工业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部落群居普遍存在，各部族之间战争数量增多，等级矛盾问题也日益突显，因此作为能够展示王权的玉钺，在这一时期极为被尊崇。玉钺在良渚玉器中是较为稀见的品类，即使在出土大量玉器的反山墓葬群，也是仅见数件。而这几件玉钺均出自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大墓，每座墓只有一件，每件上面都出现了神徽，即良渚人的族徽。另外，所有良渚文化出土的玉钺均无使用痕迹，因此判断不是实用武器，而是法器和礼器，是权力的象征，只为拥有崇高地位的特殊阶层所有。
　　迄今发现的良渚玉钺均磨制精细，多为素面。唯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图3），雕饰有精美的图纹。该钺通长约70厘米，透闪石玉质，淡绿色，沁为花白色，透光性好，有紫褐色瑕斑。钺呈“风”字形，弧刃鼓背，小穿孔，背部嵌入柄部的部分粗糙，其余部分抛光精细。两面对应雕琢完整的神徽图案和鸟纹，冠饰下部有卯眼可以安柄。椭圆形的钺镦，有卯眼和横孔可以和钺柄固定。钺身两面都刻有完整的神鸟图像，显示墓主人崇高的地位，应是集神权与军权于一身的高级将领。
　　华夏文明最直接的源头二里头文化被许多人认为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可能是传说中的夏都所在。遗址出土的玉钺大多出自随葬品比较丰富的墓葬，在二里头遗址三期一个墓葬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一套玉钺、玉戈仪仗用具组合。这组玉钺、玉戈仪仗组合当属已出现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器，意味此时的华夏文明进入了青铜时代。当冰冷的青铜被塑造为高贵的礼器，温润的玉却被雕琢为兵器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这样被华夏文明融合在一起。
　　殷商时代，青铜冶炼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那些体态硕大、造型威严的青铜钺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但玉钺仍然大量出现。在商人心目中，玉钺仍是神圣的权力象征。
　　郑州商城作为商王朝前期的都城，出土玉器是商王朝前期玉器的典型代表。在郑州商城发现有2件玉钺。郑州商城之外，20世纪70年代新郑望京楼亦有玉钺出土。新郑望京楼新村乡出土的一件玉钺（图4），长13.5厘米，宽8.3厘米，厚0.8厘米。青黄色，局部有深褐色沁斑。体为扁平长方形，三边平直，平刃，由两面磨成。上半部有三孔，其中两孔完好，一孔残缺。两面光素无纹。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望京楼遗址当是商代一处重要城址。
　　安阳殷墟作为商代后期的都城，出土玉器也非常丰富。尤其是殷墟妇好墓，除被称为“天下第一钺”青铜兽面纹大钺外，另出土有10件玉钺，其形制多为仿照同类铜器。郭家庄、小屯等遗址也均发现有玉钺。小屯出土一件玉钺（图5），长13.82厘米，厚1.09厘米，宽6.19厘米。青色，匀净。一面平整，一面微凸。柄中部对钻孔，其下为两组数道阴线纹夹斜“十”字交叉纹，单面刃圆钝。通体抛光润滑细腻。
　　殷墟之外也有商代晚期玉钺出土。河南省罗山县莽张乡商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玉钺（图6），长12厘米，宽5.3厘米，厚0.3厘米，玉质为白色。体呈扁平长方形，上窄下宽，中间两腰略收。钺的上半部饰兽面纹，纹饰以下三边有刃，靠近钺的上端居中有一两面钻穿孔。这个时期玉钺的纹饰较为复杂，多由浅浮雕兽面纹、卷云纹、三角纹等一些几何纹饰共同构成，单一纹饰在玉钺上较少见。殷墟墓葬中出土的玉钺，均可在前代器物中找到祖型。尤其是安阳小屯遗址出土的带齿玉钺，与前代带齿玉钺有十分明显的继承关系。 　　西周是中国古代礼玉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礼玉器的品种和数量大增，宗法制的西周社会更流行佩玉，不同组玉佩的组成方式是不同等级贵族身份的象征。玉钺丧失部分礼仪功能，另由于金属冶炼技术进一步发展，铜钺更加实用，成为军权的象征。因此这一时期的玉钺大为减少，但仍有精品出现。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工艺之精，玉质之好，在西周考古中都属罕见。2009号墓出土的玉钺更为少见。其中一件玉钺（图7），长15.6厘米，宽2.7厘米，厚1.6厘米。青玉，呈深绿色，玉质温润光洁，微透明。其形类似于铜斧，器身厚重。中部起脊，三角形锋，长方形鉴，鉴部正背面均饰饕餮纹。该墓出土的另一件玉钺（图8），长13.2厘米，宽2.7厘米，厚2.1厘米。青玉，器身有褐色沁，玉质温润。整体近似铜斧，器身厚重。中部起脊，弧刃，长方銎，銎部正背面饰饕餮纹。两件玉钺均无使用痕迹，应为礼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這两件玉器上銎的出现，以最好的方式诠释了“銎”这个字。《说文解字》云：“銎，斤斧穿也。”段玉裁注： “谓斤斧之孔所以受柄者。”直到现在，我们生活中用的工具、农器上还常以这种方式相连接器与柄。
　　春秋战国之时，礼崩乐坏，用玉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管子、孔子提出“玉德”观念，这时玉多为“瑞玉”，代表战争、杀伐的玉钺已经很少。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黄季佗父墓出土的一件玉钺（图9），堪为这一时期玉钺的代表。这件玉钺长15.4厘米，上宽4厘米，下宽6.3厘米，厚0.8厘米。体呈扁平长方形，上端窄，下端略宽并有圆弧刃。器身一面光素，另一面饰一符号，器身两面饰有对称的齿牙，钺的上端有一单面钻孔。
　　玉钺在秦汉时期已甚为罕见，仅在河南永城僖山一号汉墓出土一件（图10），是汉代玉器中难得的珍品。该玉钺长9厘米，刃宽9厘米。青玉，刃部呈扇形，銎为长方形，銎两侧面饰阴线刻变形夔龙纹，刃部残缺三分之一。
　　秦汉以后，特别是北宋时期，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金石学逐渐形成，对古玉的研究受到重视，玩赏、收藏之风开始流行。明清时代古玉的仿制品大量出现，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仿古玉钺亦大量出现，供王公贵族、文人墨客玩赏。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玉钺早已失去了它的礼仪性，但作为一种特色鲜明的古老器物，玉钺无疑蕴含了许多久远的文化密码，在今天人们的眼中，仍然显得神秘和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