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22日，日本东京迎来了中日韩第四次首脑峰会。三国元首的行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刚刚遭受地震与海啸重创的东部地区度过。
　　共同面对大自然灾害、携手救灾重建的经历使此次峰会显得格外亲切，这种融洽的氛围渗透到了东京峰会宣言当中，三国政府首脑共同确认了包括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即将展开在内的一系列合作成果。我们离自贸区还有多近？乐观的预期弥漫在三个东亚近邻之间。
　　
　　必要性已经无须论证的自贸区
　　
　　舆论期望中日韩自贸区早日实现的强烈呼声无可厚非。毕竟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日韩三国的日子都不好过。当一个传统的出口市场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萎缩危机时，找到新的具有广阔成长空间的出口目的地就变成了很迫切的任务。中日韩三国恰恰就具有彼此互为出口市场的潜质。统计显示，三国间贸易额仅占3国对外贸易的11％左右，相互间投资额也仅是3国对外投资的10％，这对于三个经济互补性极强的国家而言，几乎意味着无限商机。
　　当然，中日韩三国并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以中国为例，在出口导向对经济提拉作用日渐失效之后，开发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同样可以使巨大的生产力不至于空置。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学界也提出了走向非洲和走向南美这样的新兴市场的建议。在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消费欲望迅速成长的时代，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还谈不上彻底没落。
　　不过即使这样，中日韩自贸区的诱惑依然是无法抵挡的。三国经济加起来全球经济近20%份额的总量，15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还有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成熟经贸关系。这一切都意味着三国自贸区是一个可以迅速整合且开发成本低、收益预期高的共同经济空间。建立三国自贸区在理论上是一个比任何其他选择都更稳妥和可行的选择。
　　
　　实际阻力究竟有多大
　　
　　如果从最直观的角度考察，我们发现中日韩三国经济关系一直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大量替代性选择的存在是其主要原因。无论是10 3（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体制还是世贸体制，中日韩已经习惯于在一个更为广阔也更为多边的环境下处理彼此间经济关系。它意味着三国间经济合作缺乏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制度设计。
　　在具体的经济关系中，中国可以为日韩经济提供巨大市场空间，而美国同样可以为日韩企业提供市场空间；即使美国与中国市场的产品结构并不重叠，印度似乎也可以起到替代中国市场的作用。同时，中国在技术与资金引进方面也可以用美国和欧洲来替代日韩。遵循“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古训，每个国家都要玩多元选择的游戏保障本国经济安全，这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替代选择策略长期以来已经发展到刻意削弱和限制彼此依赖性的程度，这就使三国间的经济交往经常会服从于多元选择的战略安排，进而受到其他国家反倒不会碰到的阻碍。
　　为什么中日韩之间会存在这样一种不利于自贸区发展的政策惯性？很多经济学者将自贸区理解为单纯的资本、人员、技术与服务的跨国发展，还有很多人迷信自由贸易会对各国政治制度安全与运作模式产生强大的塑造（外溢）作用。这些理解可能忽视了自由贸易的另一种属性：自由贸易是一种经济安排，但它更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意义的选择。自由贸易所打开的国门最终都会导致民族间、制度间、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而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又会反作用于自由贸易、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
　　中日韩三国中个别政府寻找多重选择，长期不肯给予三国自贸区发展以优先考虑，这在经济学上不明智的，因为它不符合效率与效益最大化原则。但它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又是理性的，因为三个社会目前大概也无法形成这样的绝对共识，即我们愿意彼此离得如此之近。不经济的规避自由贸易行为却符合社会心理期待，这是一个三国政府在未来亟待解决也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日本所遭受的地震、海啸、核辐射灾害，以及这些灾害在东北亚地区的扩散，确实为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空间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谓的近邻并不是指地理距离的远离，而是指涉心理与社会距离的远近。现在契机出现了，三国政府的努力是否能够真的拉近三个社会的距离呢？
　　目前的东北亚三国，在经历了长期高速增长期后，几乎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社会转型重任。守望相助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许多过去就有现在也不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走向自贸区的现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