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道德教育其实已经泛化掉了。泛化的表现是把许多东西都当作道德问题去对待，比如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嫉妒别的学生，这是明显的心理问题，但往往被当作思想品德的问题去对待。再比如法律意识的教育，也被思想品德教育所替代。这其实都是不同领域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一直关注学生的知识教育，一个学生只要分数高就是好学生。在这种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中，学生们被纳入同样的成本模式里同场竞技，就把本应促进每个个体发展的教育，异化为竞技教育。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即便走进大学，也无法抹去竞技教育留下的印记，他们会把同学有意无意地当成竞争的对手，不懂得为他人喝彩。而拼杀的结果是，友情不再，只剩冷漠。
　　复旦大学投毒案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如果不真正重视对学生知识教育之外的生命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类似的事件还会发生。
　　而生命教育、人格教育，说到底是要关注每个个体的个性、能力与素养。推进这样的教育，首先需要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引导、鼓励学生做最好的自己，而不是把同学当竞争对手的教育，最终异化同学关系，甚至制造同学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张。只有倡导多元发展的教育，才能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同时才能让他们有完善的人格。
　　（见《北京晨报》，文/周怀宗）
　　善良来自何处
　　近日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一个一岁的孩子，因为烫伤被遗弃在医院，父母无钱医治，留下一封信后在人间蒸发。一群素不相识的网友联络起来，为这个可怜的孩子筹集医疗费用，还轮流护理这个孩子。一个父母都不管的人，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竟然承担起父母的重任，该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我左思右想，恐怕只有善良两字可以解释。
　　那么，善良来自何处呢？来自人的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是什么？用孔子的话讲，就是爱人。孟子打过一个比方，说一个孩子落进水里，大人见到施之援手，拉他上岸，并不是那个人和小孩家长关系密切或者是想讨好孩子的家长，而是那个人有恻隐之心。
　　20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一天我们几个人一同下饭馆，正兴高采烈地品味美味佳肴，这时来了一个乞丐，伸出他那并不洁净的手。同桌的一位非常厌恶地连续说了几个“去”字，正在乞丐失望地转身之际，我那位朋友从兜里掏出钱给了那乞丐。刚才赶人的那位不满地说，这些人不值得同情。好像对他们了如指掌的样子。我那位朋友颇为动情地说，说不上哪天我也会沦落到这一步。
　　也就是说推己及人的心理，可以助长人的善良。当然，行善之人行善的时候，并不指望立刻得到回报，他们只是表达自己内心。所以我们不妨说，善良来自人们的内心，来自人们的内在需求。
　　（见《今晚报》，文/刘兴雨）
　　大学本多事
　　大学本多事，自然到处惹尘埃。我承认，社会上所有的毛病，大学都有，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太一样而已。教育并非孤岛，今天中国大学的诸多弊端，很大程度是转型期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及思想混乱的倒影，而不是反过来。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谈“教育”，侧重点逐渐从原先的道德、心灵与修养，转为今日的知识、技能与职业，此乃现代化进程中“必要的丧失”。人们在评价一所大学时，除了考察其获奖、经费、专利以及学科排名之外，最好兼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修养及精神境界的提升作用。
　　我承认，今天中国学界的诸多乱象，板子不能全打在教育界身上。可我同样反对把一切的“不好”，全都推给无所不在的“体制”。要说整个社会道德沉沦，读书人本来就有责任，你即便不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起码也得表里如一，堂堂正正做人：可以清高孤傲，也可以和光同尘，最要不得的是两边都讨好，两边都沾光。传统中国，读书人坚信“学为政本”——短时段看，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无论学者如何高瞻远瞩、金玉良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但若着眼于长时段，这些声音是有可能穿越历史时空，影响未来的。正因此，读书人不能妄自菲薄。
　　（见《文汇报》，文/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