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先讲个小故事。
1992年 5月的一天，高二学生小 K接到一封来信，牛皮纸信封，信很薄，手感清晰告诉他里面就一页信纸。小 K疑惑而激动地拆开，小心翼翼又急不可待地展开那张四折后留了一个漂亮小尾巴的信纸。信是用稿纸写的，很简短：
小K，你好！
来稿收悉，写得不错，能否来编辑部见个面？随时可以过来，我上班时间都在。知道地点吗？
你可以想见，小 K有多激动！
没错，一封来自编辑部编辑的亲笔信。笔迹出自一支蘸水钢笔，蓝黑墨水。笔迹挺拔顺畅，签名是——请先容我卖个关子，好吗？
第二天，小 K向班主任请了假，骑上单车向信中所给的地址急速前进。他顺利找到地点，沿暗淡的楼道上到四楼。几间编辑部的门大敞着，他特地问了写信人的办公室。有人指给他看，喏，第二间。他小心走近，但见一个温柔的侧影，被窗外光线照得明晰透亮。他敲了敲门，小声说，“你好，张老师。”
是啊，你可以想见一个高中小男孩面对大名鼎鼎的文学编辑时的心情，以至于久久捧着那杯特地给他倒的热茶一动不敢动，直到它凉了，直到外面的光线似乎暗下来，直到他认真打量了这间小小的弥漫着杂志、稿纸和少量图书的办公室。说真的，办公室很简陋，像所有 90年代的办公室——咖啡色书桌，咖啡色椅子。他们聊得不长，也就半小时吧。从编辑部出来，小 K发现天空、大地彻底变了，眼前亮得出奇，每一个人影、每一件东西都焕发出惊人的接近无限透明的金黄，空气中遍布这个城市特有的鲜花四溢的香气。
小 K一路飞驰，大声喊了出来，“我要当作家，我要写小说！”
二
这个故事是真的。不过，作为故事它还需要更多细节。好吧，我们慢慢来。
小 K那个两三千字的小说题为《老牛》。他记得很清楚。他是在某个夜晚一口气写下来的，那天夜里他还写了另一个两三千字小说，名字我忘了，大概写一个瞎子的寓言吧。《老牛》写一个被文革迫害的家伙，写他的潦倒、无奈和悲壮。它差不多是小 K想象力的产物，因为他根本没经历过文革嘛。可他想象了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而且写出了这个被抛弃被边缘的小人物特有的英雄色彩。他斗胆把小说寄给了云南最好的文学杂志《滇池》，他做梦也没料到，他两周后就收到了上述那封短短的约见信。
编辑叫张倩。
她温暖的笑容小 K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短短半小时的聊天，他也大致记得。
“你自己写的？”
“是啊。”
“你喜欢小说？”
“嗯，读了一些，就试着写写看。”
“你这个小说，《老牛》挺好的，居然写了文革。你自己想象的？”
“是。”
“读了哪些作家的作品？”
小 K把他从《小说月报》上读的一大批作家和作品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张倩笑了，鼓励他继续读，继续写。注意，一定要读經典，而且尽量多读。
“好的，好的。”
“你明年高考了吧？还是学习要紧。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不用急。”
“嗯，嗯。”
“这篇你拿回去吧，我们篇幅有限。”
张倩把另一个写瞎子的寓言小说还给他。
“其实，我约你来，就想看看，这样一个小说，到底是不是一个高中生写的。”张倩眨了眨眼，“说实话，读它的时候我不太相信出自一个中学生之手，现在我信了。将来有满意的作品，随时给我寄来。对，寄编辑部，写我收就可以。”
三
是啊，这故事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让人温暖极啦。我牢牢记得自己敲响张倩办公室木门的那一刻，砰砰砰。这就是在文学之门上虔诚而惊惶的初次叩动。小 K就是我。还能有谁？你可以想见一个编辑写信约见一个高中孩子见面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举动。但在遥远的 80、90年代，文学本身就是最不可思的，它的伟大荣光瞬间就能把一个少年的身心瞬间点燃，其烈焰经 20余载而不息。
《老牛》是我的处女作。那年，我17岁。
四
如果一座城市需要一份文学期刊为之正名，则《滇池》之于昆明当之无愧，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因为这本刊物而存在的，存在于昆明，存在于云南，存在于每天的鸡毛蒜皮庸庸碌碌;《滇池》似乎一直是，也将永远是我们这些视文学为生命乃至信仰的少年、青年和中老年们心中的汪洋大海，其浩瀚、温暖仿佛才是我们“活着”的全部意义，是我们和这个城市发生关系的开始，远非结束，也是我们继续文学远征的勇气所在。昆明应该为有《滇池》而骄傲，而不是倒过来;《滇池》从来不欠昆明什么，就像真正的滇池从来就在那里，是古人择水而居，他们和他们建成的昆明都是这片水域的受益者。他们永远需要感恩。
五
故事还没完。我记得第二次前往《滇池》编辑部就为了找张倩老师聊聊文学。我骑车过去，她仍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说《老牛》将刊发于第八期。我当然高兴，大言不惭地聊了半天我长到 9岁的故乡小镇，马场，我说我将来一定以它为原型写足够多的小说，再写一部大书。张倩笑个不停，之后，将我带去隔壁，说，“来，认识一下张庆国老师，他是新上任的主编。”
是年的张庆国三十来岁，一头鬈发，一双金色翻毛皮靴，牛仔衣牛仔裤，上唇一抹八字胡（他的终生标配），你要是把他扔进某一部美国西部电影他也能担纲某个角色。我立即被他镇住了。他一面抽烟，一面冷傲地看我，说话却非常平和，“哦，你就是陈鹏。昆一中学生对吧？好，好好写。”然后纵声大笑，说他不明白现在高考压力那么大，我居然有闲工夫写小说？我说我也搞不懂，反正就喜欢不务正业，他又大笑，说看来你小子学习成绩不咋地。我说是的，我也就语文历史好，其他不行。不过嘛，因为我是足球队的，不怕考不上。他愣了，“你什么意思？保送？”我说，差不多，反正总有省内大学兜底，把我们一伙足球队的小子一锅端了。 彼时的张庆国当然不知道我踢球踢到什么份上——“幼苗杯”、“希望杯”全国前四啊，创造昆明足球的历史功臣，而且 1989年 14岁的我就拿了西南赛区最佳前锋奖。换句话说，我的足球履历足够漂亮，不踢专业队职业队纯属暴殄天物。嗯，人生之可悲恰恰在此：我的人生忽然“基因突变”，莫名奇妙立志当作家而不是足球运动员。我不知道我哪来的自信，总觉得我是作家的料，绝非继续踢球的料。
像张倩一样，张庆国鼓励我一定多读，多看，别忙着写。
“你还未成年嘛，哈哈哈。”
“嗯。张老师，你建议我读哪些人的书？”
“好的都要读，尽量多读。”
“哦，现在这些著名作家的东西呢？什么王蒙啦，汪曾祺啦，阿城啦……”
“读，也读。先锋派也别放过，而且要重点读。”
他说了几个名字，感觉就像谈论他家里几位弟兄，“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残雪……”
我一一记下了。
“还有呢？”
“还有嘛，要尽可能了解艺术。比如绘画，电影，音乐。这些东西，要当作家就必须了解学习，汲取营养。艺术都是相通的。你积累够了，出来的东西，自然就好了。”
后来我才从张倩口中得知，新任主编张庆国正在《花城》《十月》等重要刊物上发小说，势头很猛，是绝对可期的优秀小说家。巧了，那年刚好翻看《花城》某一期，恰有张庆国的《水镇蝴蝶飞舞》，嗯，写得好！以至于，当年，我读得不甚了了，模模糊糊，总觉得张老师写法和语言与一般小说有大不同。那么，显然，张庆国应该是先锋派们一伙的啦。
因为这次见面，这番谈话，我开始强攻中国先锋派的作品，其感受用“如遭雷击、醍醐灌顶”形容也毫不过分。1993年前后吧，我一气买了苏童格非余华马原王朔刘恒等人的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如饥似渴。我想，我后来对先锋文学的推崇和坚持，其火种不正是当年《滇池》编辑部种下的吗？不正是张庆国那一番语重心长诱导的吗？后来我考上武汉体育学院，对大量中外经典有了更全面的涉猎，对古典主义、印象派、当代艺术、现代派后现代派以及各种好电影也孜孜不倦。这些营养，果然如张庆国所说，“最终都会滋养你，给你带来想象不到的益处。”
六
一晃，我与《滇池》的缘分已逾 27个年头。将近三十年啊！
三十年来，和《滇池》的联系从未或辍。只要有空，我必然跑去编辑部敲一敲敞开的门，骚扰一下张倩张庆国，聊十分钟二十分钟也好啊。昆明东郊文艺路 28号俨然是高耸的文学灯塔，你必须从中汲取信心和能量。当然，我的写作之路从来不平顺，我记得大学四年间虽在《青春》《萌芽》发东西，但仅在《滇池》发过一篇小说。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工作啦爱情啦，一度颠沛流离、焦虑难安，根本写不了任何像样的东西。张庆国老师有一次在电话里劝我，不妨放一放，松下来，再重新出发。我这一放，将近十年。2006-2007年小说重回《滇池》的时候十分感慨——《滇池》还是那么体贴宽厚，还是那么乐于肯定年轻写作者的每一次微小的进步。这次回来，心态，感觉真不一样了，忽然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写下去也有能力写好的，又何必在乎张庆国亲自退回来的一大摞废稿？
三十年了，我似乎早就是《滇池》大家庭的一分子。因为有张倩，有张庆国，当然还有后来认识的李霁宇，黎泉，李小松诸君。其间不能不提某次我来编辑部取了新刊后的遭遇：我下楼，一眼看见邹昆凌正和几个女同事打气排球，动作笨得像个孩子。我看了片刻，觉得这种毫无竞技性的玩法实在太文人了，于是笑着离开。刚到门口，邹昆凌忽然大喊，“嘿，帮捡下球嘛。”
我一脚将气排球踢回他手上。他冲我笑了，我说我认得你，邹老师。他说，好好好，随时来玩。
2008年我拿“滇池文学奖”的那篇小说，就是托邹昆凌转交张庆国的。天知道，我干嘛没有直接交给熟悉的张庆国老师，而是让邹昆凌“好好看看！”他看了，说好，转给张庆国，很快发了，后来得了奖。我呢，接到编辑部通知领奖的电话时一下愣在办公室里，久久没回过神。不，不是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感动，像滇池岸边的暮色一点点向身体内部渗透，渗透，让你觉得血液里都融入了无数密密麻麻的文学小颗粒;我想起梵高的向日葵，金黄灿烂，细看又似乎夹杂秋天的凋零之美。这种莫名的复杂的张力，或许正是文学和生命的力量所在吧。我当时干了十多年记者，回来，回到《滇池》并且受到肯定，是多么温暖的“犒劳”啊。必须严正声明：这个奖绝非我“跑来”的，我在接到电话之前根本不知道我能获奖，我跑什么呢？又何必跑呢？难道，滇池奖的公正，它对新人的不遗余力，还需要新人自己去“跑”才可“证明”？我要是“跑”了，岂不是对我热爱的《滇池》的永远玷污？——嘿，别太小看我，真的！更别小看了《滇池》！
七
27年了，我参加了《滇池》大大小小的活动，尤其最近十年，但凡张庆国老师一个电话，《滇池》的重要场合我必到场，每次都像参加庆典一般隆重。我从来觉得我心中的文学之海不是北京那些名门大刊，更不是这样奖那样奖，而是《滇池》，就是《滇池》，就是默默坚守在昆明东郊文艺路28号楼里默默看稿子编刊物的编辑老师们;所谓文学，有时候，当我仔细分辨，脑海中总是出现老《滇池》编辑部的样子，它的气味，它的楼道，它门前扑面而来的耀目的光线，以及，那一本本散发油墨香味的刊物。我后来也主编杂志，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文学期刊，唯有《滇池》让我静下来，打开，翻阅，看看又发了什么作品，又有哪些新人……
是啊，我永远是《滇池》的一分子。
总觉得在任何刊物发的东西，似乎都不如在《滇池》发表的——这或许是执拗的一廂情愿。因为张庆国在那里，我就不敢马虎，因为他还写着，我就不敢懈怠。
我问过张庆国，《滇池》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笑而不答。
我也问邹昆凌：《滇池》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也笑而不答。
我知道，最重要的东西，你是无法宣之于口的。
每次回到文艺路28号楼都有回家的感觉。可惜张倩老师退休多年，已很少见面。但每次前往，耳边必有澎湃的涛声响起。这声音一直令我激动，也提醒我还须努力，再努力。因为，《滇池》在等你，在看着你。
《滇池》才40岁啊，比我还年轻4岁呐！感谢上帝，我竟然有幸见证、参与了她一大半的美丽时光。换句话说，我们彼此最美的时光居然是相伴度过的！我坚信她的美丽仍将继续下去;我也深信，昆明，也将因为《滇池》从不褪色的美丽而不朽。
先讲个小故事。
1992年 5月的一天，高二学生小 K接到一封来信，牛皮纸信封，信很薄，手感清晰告诉他里面就一页信纸。小 K疑惑而激动地拆开，小心翼翼又急不可待地展开那张四折后留了一个漂亮小尾巴的信纸。信是用稿纸写的，很简短：
小K，你好！
来稿收悉，写得不错，能否来编辑部见个面？随时可以过来，我上班时间都在。知道地点吗？
你可以想见，小 K有多激动！
没错，一封来自编辑部编辑的亲笔信。笔迹出自一支蘸水钢笔，蓝黑墨水。笔迹挺拔顺畅，签名是——请先容我卖个关子，好吗？
第二天，小 K向班主任请了假，骑上单车向信中所给的地址急速前进。他顺利找到地点，沿暗淡的楼道上到四楼。几间编辑部的门大敞着，他特地问了写信人的办公室。有人指给他看，喏，第二间。他小心走近，但见一个温柔的侧影，被窗外光线照得明晰透亮。他敲了敲门，小声说，“你好，张老师。”
是啊，你可以想见一个高中小男孩面对大名鼎鼎的文学编辑时的心情，以至于久久捧着那杯特地给他倒的热茶一动不敢动，直到它凉了，直到外面的光线似乎暗下来，直到他认真打量了这间小小的弥漫着杂志、稿纸和少量图书的办公室。说真的，办公室很简陋，像所有 90年代的办公室——咖啡色书桌，咖啡色椅子。他们聊得不长，也就半小时吧。从编辑部出来，小 K发现天空、大地彻底变了，眼前亮得出奇，每一个人影、每一件东西都焕发出惊人的接近无限透明的金黄，空气中遍布这个城市特有的鲜花四溢的香气。
小 K一路飞驰，大声喊了出来，“我要当作家，我要写小说！”
二
这个故事是真的。不过，作为故事它还需要更多细节。好吧，我们慢慢来。
小 K那个两三千字的小说题为《老牛》。他记得很清楚。他是在某个夜晚一口气写下来的，那天夜里他还写了另一个两三千字小说，名字我忘了，大概写一个瞎子的寓言吧。《老牛》写一个被文革迫害的家伙，写他的潦倒、无奈和悲壮。它差不多是小 K想象力的产物，因为他根本没经历过文革嘛。可他想象了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而且写出了这个被抛弃被边缘的小人物特有的英雄色彩。他斗胆把小说寄给了云南最好的文学杂志《滇池》，他做梦也没料到，他两周后就收到了上述那封短短的约见信。
编辑叫张倩。
她温暖的笑容小 K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短短半小时的聊天，他也大致记得。
“你自己写的？”
“是啊。”
“你喜欢小说？”
“嗯，读了一些，就试着写写看。”
“你这个小说，《老牛》挺好的，居然写了文革。你自己想象的？”
“是。”
“读了哪些作家的作品？”
小 K把他从《小说月报》上读的一大批作家和作品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张倩笑了，鼓励他继续读，继续写。注意，一定要读經典，而且尽量多读。
“好的，好的。”
“你明年高考了吧？还是学习要紧。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不用急。”
“嗯，嗯。”
“这篇你拿回去吧，我们篇幅有限。”
张倩把另一个写瞎子的寓言小说还给他。
“其实，我约你来，就想看看，这样一个小说，到底是不是一个高中生写的。”张倩眨了眨眼，“说实话，读它的时候我不太相信出自一个中学生之手，现在我信了。将来有满意的作品，随时给我寄来。对，寄编辑部，写我收就可以。”
三
是啊，这故事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让人温暖极啦。我牢牢记得自己敲响张倩办公室木门的那一刻，砰砰砰。这就是在文学之门上虔诚而惊惶的初次叩动。小 K就是我。还能有谁？你可以想见一个编辑写信约见一个高中孩子见面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举动。但在遥远的 80、90年代，文学本身就是最不可思的，它的伟大荣光瞬间就能把一个少年的身心瞬间点燃，其烈焰经 20余载而不息。
《老牛》是我的处女作。那年，我17岁。
四
如果一座城市需要一份文学期刊为之正名，则《滇池》之于昆明当之无愧，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因为这本刊物而存在的，存在于昆明，存在于云南，存在于每天的鸡毛蒜皮庸庸碌碌;《滇池》似乎一直是，也将永远是我们这些视文学为生命乃至信仰的少年、青年和中老年们心中的汪洋大海，其浩瀚、温暖仿佛才是我们“活着”的全部意义，是我们和这个城市发生关系的开始，远非结束，也是我们继续文学远征的勇气所在。昆明应该为有《滇池》而骄傲，而不是倒过来;《滇池》从来不欠昆明什么，就像真正的滇池从来就在那里，是古人择水而居，他们和他们建成的昆明都是这片水域的受益者。他们永远需要感恩。
五
故事还没完。我记得第二次前往《滇池》编辑部就为了找张倩老师聊聊文学。我骑车过去，她仍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说《老牛》将刊发于第八期。我当然高兴，大言不惭地聊了半天我长到 9岁的故乡小镇，马场，我说我将来一定以它为原型写足够多的小说，再写一部大书。张倩笑个不停，之后，将我带去隔壁，说，“来，认识一下张庆国老师，他是新上任的主编。”
是年的张庆国三十来岁，一头鬈发，一双金色翻毛皮靴，牛仔衣牛仔裤，上唇一抹八字胡（他的终生标配），你要是把他扔进某一部美国西部电影他也能担纲某个角色。我立即被他镇住了。他一面抽烟，一面冷傲地看我，说话却非常平和，“哦，你就是陈鹏。昆一中学生对吧？好，好好写。”然后纵声大笑，说他不明白现在高考压力那么大，我居然有闲工夫写小说？我说我也搞不懂，反正就喜欢不务正业，他又大笑，说看来你小子学习成绩不咋地。我说是的，我也就语文历史好，其他不行。不过嘛，因为我是足球队的，不怕考不上。他愣了，“你什么意思？保送？”我说，差不多，反正总有省内大学兜底，把我们一伙足球队的小子一锅端了。 彼时的张庆国当然不知道我踢球踢到什么份上——“幼苗杯”、“希望杯”全国前四啊，创造昆明足球的历史功臣，而且 1989年 14岁的我就拿了西南赛区最佳前锋奖。换句话说，我的足球履历足够漂亮，不踢专业队职业队纯属暴殄天物。嗯，人生之可悲恰恰在此：我的人生忽然“基因突变”，莫名奇妙立志当作家而不是足球运动员。我不知道我哪来的自信，总觉得我是作家的料，绝非继续踢球的料。
像张倩一样，张庆国鼓励我一定多读，多看，别忙着写。
“你还未成年嘛，哈哈哈。”
“嗯。张老师，你建议我读哪些人的书？”
“好的都要读，尽量多读。”
“哦，现在这些著名作家的东西呢？什么王蒙啦，汪曾祺啦，阿城啦……”
“读，也读。先锋派也别放过，而且要重点读。”
他说了几个名字，感觉就像谈论他家里几位弟兄，“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残雪……”
我一一记下了。
“还有呢？”
“还有嘛，要尽可能了解艺术。比如绘画，电影，音乐。这些东西，要当作家就必须了解学习，汲取营养。艺术都是相通的。你积累够了，出来的东西，自然就好了。”
后来我才从张倩口中得知，新任主编张庆国正在《花城》《十月》等重要刊物上发小说，势头很猛，是绝对可期的优秀小说家。巧了，那年刚好翻看《花城》某一期，恰有张庆国的《水镇蝴蝶飞舞》，嗯，写得好！以至于，当年，我读得不甚了了，模模糊糊，总觉得张老师写法和语言与一般小说有大不同。那么，显然，张庆国应该是先锋派们一伙的啦。
因为这次见面，这番谈话，我开始强攻中国先锋派的作品，其感受用“如遭雷击、醍醐灌顶”形容也毫不过分。1993年前后吧，我一气买了苏童格非余华马原王朔刘恒等人的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如饥似渴。我想，我后来对先锋文学的推崇和坚持，其火种不正是当年《滇池》编辑部种下的吗？不正是张庆国那一番语重心长诱导的吗？后来我考上武汉体育学院，对大量中外经典有了更全面的涉猎，对古典主义、印象派、当代艺术、现代派后现代派以及各种好电影也孜孜不倦。这些营养，果然如张庆国所说，“最终都会滋养你，给你带来想象不到的益处。”
六
一晃，我与《滇池》的缘分已逾 27个年头。将近三十年啊！
三十年来，和《滇池》的联系从未或辍。只要有空，我必然跑去编辑部敲一敲敞开的门，骚扰一下张倩张庆国，聊十分钟二十分钟也好啊。昆明东郊文艺路 28号俨然是高耸的文学灯塔，你必须从中汲取信心和能量。当然，我的写作之路从来不平顺，我记得大学四年间虽在《青春》《萌芽》发东西，但仅在《滇池》发过一篇小说。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工作啦爱情啦，一度颠沛流离、焦虑难安，根本写不了任何像样的东西。张庆国老师有一次在电话里劝我，不妨放一放，松下来，再重新出发。我这一放，将近十年。2006-2007年小说重回《滇池》的时候十分感慨——《滇池》还是那么体贴宽厚，还是那么乐于肯定年轻写作者的每一次微小的进步。这次回来，心态，感觉真不一样了，忽然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写下去也有能力写好的，又何必在乎张庆国亲自退回来的一大摞废稿？
三十年了，我似乎早就是《滇池》大家庭的一分子。因为有张倩，有张庆国，当然还有后来认识的李霁宇，黎泉，李小松诸君。其间不能不提某次我来编辑部取了新刊后的遭遇：我下楼，一眼看见邹昆凌正和几个女同事打气排球，动作笨得像个孩子。我看了片刻，觉得这种毫无竞技性的玩法实在太文人了，于是笑着离开。刚到门口，邹昆凌忽然大喊，“嘿，帮捡下球嘛。”
我一脚将气排球踢回他手上。他冲我笑了，我说我认得你，邹老师。他说，好好好，随时来玩。
2008年我拿“滇池文学奖”的那篇小说，就是托邹昆凌转交张庆国的。天知道，我干嘛没有直接交给熟悉的张庆国老师，而是让邹昆凌“好好看看！”他看了，说好，转给张庆国，很快发了，后来得了奖。我呢，接到编辑部通知领奖的电话时一下愣在办公室里，久久没回过神。不，不是激动，是难以形容的感动，像滇池岸边的暮色一点点向身体内部渗透，渗透，让你觉得血液里都融入了无数密密麻麻的文学小颗粒;我想起梵高的向日葵，金黄灿烂，细看又似乎夹杂秋天的凋零之美。这种莫名的复杂的张力，或许正是文学和生命的力量所在吧。我当时干了十多年记者，回来，回到《滇池》并且受到肯定，是多么温暖的“犒劳”啊。必须严正声明：这个奖绝非我“跑来”的，我在接到电话之前根本不知道我能获奖，我跑什么呢？又何必跑呢？难道，滇池奖的公正，它对新人的不遗余力，还需要新人自己去“跑”才可“证明”？我要是“跑”了，岂不是对我热爱的《滇池》的永远玷污？——嘿，别太小看我，真的！更别小看了《滇池》！
七
27年了，我参加了《滇池》大大小小的活动，尤其最近十年，但凡张庆国老师一个电话，《滇池》的重要场合我必到场，每次都像参加庆典一般隆重。我从来觉得我心中的文学之海不是北京那些名门大刊，更不是这样奖那样奖，而是《滇池》，就是《滇池》，就是默默坚守在昆明东郊文艺路28号楼里默默看稿子编刊物的编辑老师们;所谓文学，有时候，当我仔细分辨，脑海中总是出现老《滇池》编辑部的样子，它的气味，它的楼道，它门前扑面而来的耀目的光线，以及，那一本本散发油墨香味的刊物。我后来也主编杂志，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文学期刊，唯有《滇池》让我静下来，打开，翻阅，看看又发了什么作品，又有哪些新人……
是啊，我永远是《滇池》的一分子。
总觉得在任何刊物发的东西，似乎都不如在《滇池》发表的——这或许是执拗的一廂情愿。因为张庆国在那里，我就不敢马虎，因为他还写着，我就不敢懈怠。
我问过张庆国，《滇池》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笑而不答。
我也问邹昆凌：《滇池》对你，意味着什么？
他也笑而不答。
我知道，最重要的东西，你是无法宣之于口的。
每次回到文艺路28号楼都有回家的感觉。可惜张倩老师退休多年，已很少见面。但每次前往，耳边必有澎湃的涛声响起。这声音一直令我激动，也提醒我还须努力，再努力。因为，《滇池》在等你，在看着你。
《滇池》才40岁啊，比我还年轻4岁呐！感谢上帝，我竟然有幸见证、参与了她一大半的美丽时光。换句话说，我们彼此最美的时光居然是相伴度过的！我坚信她的美丽仍将继续下去;我也深信，昆明，也将因为《滇池》从不褪色的美丽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