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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2011年底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普通中国人在衣食无忧的同时，开始对生活怀有更高的期待和梦想。无论是生活刚起步的年轻人、事业有成的中年人、空巢老人，还是初尝创业艰辛的创业者、再就业的工人、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都对新一年的生活充满了期待，既有对住膀等物质生活的期望，也有对子女教育、家庭和睦、创业发展，以及精神世界的追求。
郝留焰：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2月3日，大年初一，安徽省潜山县黄泥镇胜利村的郝屋祠堂，郝留焰正在为一岁半的女儿乐乐举行认亲活动。乐乐陌生地打量着神像和祖上的排位，听爷爷奶奶讲述着家族的历史。
有着悠久历史的胜利村，因村民全都姓郝，又被称为“郝屋”。36岁的郝留焰作为家里睦一的儿子，1997年从安徽广播电视学院电子专业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6年前，他开始在生产油田开发设备的北京海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并与同在北京工作的邻村女孩胡莹在北京成了家。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小郝的父母从胜利村来到北京，锁上了一生都没离开过的家门。
然而，在北京生活了一年之后，让孙女、人沮归宗成了二老的心事，“只有一个儿子，他又只能生一个孩子，因此非办不可”。除了上祠堂拜神，放鞭炮，还要大摆宴席款待亲属，由于二老没有任何收入，两个姐姐又早已出嫁，这次认亲的上万元花费只能由小郝独自承担。刚刚晋升为工艺督导的郝留焰月薪刚过五千元，在北京航科靓彩呈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做营销的胡莹月薪也就三千多元。
春节过后，小郝一家五口又回到北京租住的家里，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
拥有一个安稳的家
小郝的家在北京西四环外张仪村4号院。房子是2010年初刚租下的，50平米的一居室，年租金1.6万元，占小两口年收入的近20％。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动手粉刷了房间，沿用旧家具，只是新装了热水器和油烟机，而空调和冰箱打算到了夏天再买。
租房前，小郝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商品房小区。他们本打算花70万元左右买一处小房子，而市内的小房子至少百万元以上，他们只买得起偏远郊区的房子。31岁的胡莹说：“我跟老公都是外地户口，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住房一直是困扰我们的最大问题，我们都来自农村，没有家庭的经济支援，因此一直也没买上房子。现在，房价一直在涨，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要想靠工资买一处市内的商品房，实在是不切合实际。但是，如果房子太偏远了，北京交通又堵，上下班所用的时间就会太多，生活就会特别累。”
前几年小郝投资11万元在老家盖了两层楼房，一直由他父母居住。现在他的父母也反对他们在北京买房，希望他们将来还回老家，而两个年轻人却都没有这种念头。“也曾想过在老家附近的合肥市买个房子，起码有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啊，万一以后孩子无法在北京上学，我们也能回老家去，但是一打听，现在没有在当地缴税一年以上的证明，也无法在合肥买房子。刚刚知道外地的孩子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了，我们就可以安心地住在北京了。”胡莹说。
租房，无可避免地会涉及房租上涨、搬家的问题。2010年年底房东以房租普遍涨价为由大幅提高了房租，小郝一家只好考虑搬家。“搬一次家，人都要瘦一大圈，前后折腾半个月。加上现在有孩子了，更不愿意搬家了!但是三代人住一居室毕竟太拥挤了，老人只能住在厅里，所以还是希望北京的房租普遍降一些，我们能租个两居室，让老两口有独立的房间。”胡莹说。
小郝接着说：“虽然这一年里我们还会租房住，但买房的决心还是存在。因为只有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安定的。现在虽然也开始实施廉租房、公租房规划，但都有很多条件限制，最起码得有本地户口，对家庭收入也有最低标准，我们也无法享受这项福利。同时，我们还觉得，买房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但也能促使我们攒钱，并合理安排生活。因此，我们希望房价降下来，买上自己的房子，拥有一个安稳的家，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愿望。”
与公婆和睦相处
两个工作繁忙的年轻人自然无法全天照顾孩子，而最少也得1500元的保姆月薪对于他们来说，压力过大。而且他们不放心保姆跟孩子在家，毕竟家政公司对保姆的担保还不完全。“其实双方父母都希望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带，因为我的坚持，孩子才留在了北京。曾经看过很多留守儿童的报道，实在不希望我的孩子也跟他们一样，天天盼着爸爸妈妈回家。现在一家只生一个孩子，还不能亲眼见证孩子的成长，对自己、对孩子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莹态度坚定。
这样一来，小郝就把自己的父母从安徽老家请到北京给自己带孩子了。“与老人一起生活，需要对他们多包容，可他们对家庭的贡献也特别大。”小郝说，“每月我们给老人1000元生活费，他们为我们准备每日三餐，并照顾孩子。我们非常感恩。”
“今年公公婆婆仍然要在北京带孩子，我希望老人们身体健康”，这是胡莹由衷的表达，不仅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生活的保障，还因为医疗方面的花费高昂。去年，公公因突然头晕到医院看急诊，做了颈动脉造影等检查，又开了药，一次就花了两千多元。而婆婆也因为膝关节增生做了闭合治疗，一次就医也花费了两千多元。“虽然他们都有新兴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保障，但是在外地看病，都不能报销。最近传来好消息，说医疗保险在有些城市可以通用了，什么时候农村的医保也能做到全国联网就好了，这样就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胡莹憧憬着。
“还有就是希望2011年我们家少一点争吵，多一点祥和的气氛，”这也是胡莹内心深处的期待。她的公婆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没有文化，也没来过都市，更没有在都市生活过，刚来时连煤气灶、热水器都不会用，所以在生活中总喜欢跟老家对比并抱怨。“给我们的感觉像是来这边受罪的。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们，在老家，天天开大门就有邻居和熟人，可以随意聊天。但是在都市，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语言也不相通，相互也不熟悉，就算到院里遛弯，也都很少有人搭讪说话。”胡莹解释说。现在她的公公婆婆跟院里的人比较熟悉了，心情也好起来，虽然在带孩子的方法和生活习惯上两代人之间还有磨擦，作为儿媳妇的胡莹总是尽量容忍，还常给婆婆买吃的、穿的。刚来时公婆连楼都不愿意下，现在不仅与邻居交了朋友，还能去邻居家做客，这让小两口感到欣慰。
为了孩子和家庭努力工作
由于暂时还没有购房的压力，小郝和胡莹花钱有些人手大脚，去年没有存下什么钱。然而，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了。
“现在仕会提侣孩子在上幼儿园前先上亲子班，培养孩子的社会性，为上幼儿园过集体生活打基础。下半年，乐乐也该上亲子班了。另外，像北京同龄的小朋友一样，也要开始多带她去海洋公园、动物园、悄物园等地方见见世面。此外，今年还计 划给孩子上一份教育基金。这些方面的花费都是很大的。而花费最大的还是儿童的游乐项目，在这方面我们一直限制孩子。总之，随着孩子的成长，收入不足的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胡莹既幸福又忧虑地说。
作为公司能力较强的老员工，胡莹2011年被公司推选为独立经理人，这意味着收入更多，但工作压力也将更大。“我所在的公司规模不大，但工作氛围和谐，老板是大学毕业生，用儒家思想管理着公司，我很喜炊，因此一干就是8年，到北京以后一直在这里干，从没跳过槽。老板已经跟我谈了，从3月份开始让我独挑一摊儿，如果干得好，我的收入会成倍增长。我感谢公司信任我，同时也觉得压力很人，毕竟孩子还小，无法全身心投入。但是，既然老扳觉僻我行，我也要相信自己，这也是为了孩子们家庭生活得更好。”胡莹说。
在理财方面，2011年他们每月做1000元的基金定投，并进行银行提供的短期理财，另外，胡莹表示，要开始每天记录开销的流水账，督促自己节流。
2011年，压力大，动力也大，小两口的希望是只要充实和快乐，吃苦受累也是幸福!
杨家志：稳定地工作下去
赵亚媛
打工生活
34岁的杨家志很早就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1988年，家里1.7亩耕地被政府以每亩约3000元的价格征去修建高速公路，而当时四口之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种地。
由于家里剩余的一点地只用来种些蔬菜，粮食和肉类食品全部都得花钱购买。除了家人的吃穿花费，乡里乡亲之间的人情费用也占了很大～部分。杨家志告诉记者：“这部分说不清楚，但花销很大。光上个月去吃酒的人情支出就有五六十元钱。”在遵义方言中，专门称呼这类花销为“人情客往”。
现在，杨家每年的全部花销大概在七八万元。杨家志2000年结婚，育有一儿一女。父母年纪大了，妻子没有工作。养家的担子全落到杨家志一个人肩上。而想方设法工作和挣钱是他维持这个家庭的唯一选择。
初中毕业后，杨家志就外出打工。“我打工走得不远，主要在遵义和附近的贵定县。自己文化少，开始就是学手艺，做泥水工。1995年，我组织了一些人，承接一些工程。”杨家志的工程队刚起步时，只是在家附近的村庄承包一些铺路的小工程。那时，他的收入不多，只够家里的开支。
事情在2007年有了转机。当时，政府计划在龙坑镇推广“黔北民居”(以小青瓦、坡屋顶、白粉墙、红柱子、穿斗枋、雕花窗、转角楼、三合院为特色的民居)，帮助农民改善居住条件。龙坑镇介绍有承包工程经验的杨家志去参加建设黔北民居的培训。杨家志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他抛下遵义县两个修建小学的工程回到了家乡。
“之前，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夏天热得没办法住，冷天又容易漏水。像黔北民居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雨天防漏热天隔热。我就想，这肯定是～个好事。所以，我带头整。我把家里装修好让大家来参观，大家都觉得住得既舒服又干净。”杨家志说。
培训结束之后，杨家志组建了一个新的工程队，开始修建青杠村民组近百户的黔北民居。“工程队人数最多时有四五十人，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村民。我们的工作包括房屋的修建和室内装修。”杨家志表示，当时每家每户修建一幢像样的黔北民居，加上装修的费用，得花六七万元钱。当时工程队工人的收入每月两三千元。作为牵头人的他，除了给自家建设了一栋占地400多平米的黔北民居，年收入也开始与支出持平。
风险大、收入不稳定
现在，杨家志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他自己在外组建工程队，承包小工程；二是家里买了一辆货车，雇司机拉货赚钱。他用“不确定”来概括每个月的收入。“少的时候只有两三千块钱，运气好的时候又能达到两三万。”
让杨家志担心的是承包工程的风险。“像我们搞工程的，风险相当大，主要怕遇到伤亡事故。由于工人不固定，没办法给每个工人都买保险。如果遇到严重的伤亡事故，真的不得了，可以说要倾家荡产。”杨家志不到30岁便开始组建工程队承包工程，但每当碰到比较危险的外装工作，他仍然亲自带队上阵。“因为安全事故真的是不可估计的。就算我现在年轻，都有点灰心，不想再做了。”
杨家志买的货车主要跑短途运输。货源得由自己联系和寻找。目前相对固定的是给家附近正在建的汽车城送石粉。“拉一车石粉能收入150元。有时候一天能拉上两三车，有时候一天一车也不用。像这段时间天气不好，就不用拉。”杨家志说。
杨家志的计划是，如果今年运输的货源比较稳定的话，他会再买一辆货车自己开，以货车运输养家。“虽然开车拉货也存在风险，但这个概率比较小，而且有保险公司。像我这个货车上次出了一个事故，我自己一分钱没花，全部是保险公司负责赔的。”他告诉记者。
只要能稳定地工作下去就没问题
目前，全家的开销仍然集中在生活开支上。杨家志的父母身体还算硬朗。“每年最多是伤风感冒，买点药吃就好了。”父母都享受农村合作医疗这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后顾之忧。
遵义县是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县。60岁以下的人，每年交100元钱交到60岁，60岁以后每个月可以领60元钱。60岁以上不用交任何费用，就可以领钱。杨家志的妈妈57岁，她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交了一年的钱，而61岁的老伴不用交钱直接开始领这份“工资”了。
杨家志的儿子10岁，正在上小学四年级；s岁的女儿在读学前班。“孩子上学的花费不多。小学和中学都还好，上高中可能就要多一些。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还未普及到高中。”杨家志说。他表示，肯定要让孩子上高中。“如果他们能上大学，砸锅卖铁我也供的。因为现在社会竞争力太大了，现实得很。现在这个社会，说实话，没有文化不行。”他向记者解释。
谈到未来，杨家志说：“我们现在年轻体壮，挣的钱满足生活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没有太多盈余和积累。”他想了想，又补充道：“如果可以像现在这样，稳定地工作下去。以后孩子上大学以及全家人生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郝留焰：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2月3日，大年初一，安徽省潜山县黄泥镇胜利村的郝屋祠堂，郝留焰正在为一岁半的女儿乐乐举行认亲活动。乐乐陌生地打量着神像和祖上的排位，听爷爷奶奶讲述着家族的历史。
有着悠久历史的胜利村，因村民全都姓郝，又被称为“郝屋”。36岁的郝留焰作为家里睦一的儿子，1997年从安徽广播电视学院电子专业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6年前，他开始在生产油田开发设备的北京海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并与同在北京工作的邻村女孩胡莹在北京成了家。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女，小郝的父母从胜利村来到北京，锁上了一生都没离开过的家门。
然而，在北京生活了一年之后，让孙女、人沮归宗成了二老的心事，“只有一个儿子，他又只能生一个孩子，因此非办不可”。除了上祠堂拜神，放鞭炮，还要大摆宴席款待亲属，由于二老没有任何收入，两个姐姐又早已出嫁，这次认亲的上万元花费只能由小郝独自承担。刚刚晋升为工艺督导的郝留焰月薪刚过五千元，在北京航科靓彩呈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做营销的胡莹月薪也就三千多元。
春节过后，小郝一家五口又回到北京租住的家里，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
拥有一个安稳的家
小郝的家在北京西四环外张仪村4号院。房子是2010年初刚租下的，50平米的一居室，年租金1.6万元，占小两口年收入的近20％。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动手粉刷了房间，沿用旧家具，只是新装了热水器和油烟机，而空调和冰箱打算到了夏天再买。
租房前，小郝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商品房小区。他们本打算花70万元左右买一处小房子，而市内的小房子至少百万元以上，他们只买得起偏远郊区的房子。31岁的胡莹说：“我跟老公都是外地户口，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住房一直是困扰我们的最大问题，我们都来自农村，没有家庭的经济支援，因此一直也没买上房子。现在，房价一直在涨，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要想靠工资买一处市内的商品房，实在是不切合实际。但是，如果房子太偏远了，北京交通又堵，上下班所用的时间就会太多，生活就会特别累。”
前几年小郝投资11万元在老家盖了两层楼房，一直由他父母居住。现在他的父母也反对他们在北京买房，希望他们将来还回老家，而两个年轻人却都没有这种念头。“也曾想过在老家附近的合肥市买个房子，起码有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啊，万一以后孩子无法在北京上学，我们也能回老家去，但是一打听，现在没有在当地缴税一年以上的证明，也无法在合肥买房子。刚刚知道外地的孩子可以在北京参加高考了，我们就可以安心地住在北京了。”胡莹说。
租房，无可避免地会涉及房租上涨、搬家的问题。2010年年底房东以房租普遍涨价为由大幅提高了房租，小郝一家只好考虑搬家。“搬一次家，人都要瘦一大圈，前后折腾半个月。加上现在有孩子了，更不愿意搬家了!但是三代人住一居室毕竟太拥挤了，老人只能住在厅里，所以还是希望北京的房租普遍降一些，我们能租个两居室，让老两口有独立的房间。”胡莹说。
小郝接着说：“虽然这一年里我们还会租房住，但买房的决心还是存在。因为只有自己的房子才是最安定的。现在虽然也开始实施廉租房、公租房规划，但都有很多条件限制，最起码得有本地户口，对家庭收入也有最低标准，我们也无法享受这项福利。同时，我们还觉得，买房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经济压力，但也能促使我们攒钱，并合理安排生活。因此，我们希望房价降下来，买上自己的房子，拥有一个安稳的家，这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愿望。”
与公婆和睦相处
两个工作繁忙的年轻人自然无法全天照顾孩子，而最少也得1500元的保姆月薪对于他们来说，压力过大。而且他们不放心保姆跟孩子在家，毕竟家政公司对保姆的担保还不完全。“其实双方父母都希望我们把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带，因为我的坚持，孩子才留在了北京。曾经看过很多留守儿童的报道，实在不希望我的孩子也跟他们一样，天天盼着爸爸妈妈回家。现在一家只生一个孩子，还不能亲眼见证孩子的成长，对自己、对孩子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莹态度坚定。
这样一来，小郝就把自己的父母从安徽老家请到北京给自己带孩子了。“与老人一起生活，需要对他们多包容，可他们对家庭的贡献也特别大。”小郝说，“每月我们给老人1000元生活费，他们为我们准备每日三餐，并照顾孩子。我们非常感恩。”
“今年公公婆婆仍然要在北京带孩子，我希望老人们身体健康”，这是胡莹由衷的表达，不仅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生活的保障，还因为医疗方面的花费高昂。去年，公公因突然头晕到医院看急诊，做了颈动脉造影等检查，又开了药，一次就花了两千多元。而婆婆也因为膝关节增生做了闭合治疗，一次就医也花费了两千多元。“虽然他们都有新兴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保障，但是在外地看病，都不能报销。最近传来好消息，说医疗保险在有些城市可以通用了，什么时候农村的医保也能做到全国联网就好了，这样就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胡莹憧憬着。
“还有就是希望2011年我们家少一点争吵，多一点祥和的气氛，”这也是胡莹内心深处的期待。她的公婆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没有文化，也没来过都市，更没有在都市生活过，刚来时连煤气灶、热水器都不会用，所以在生活中总喜欢跟老家对比并抱怨。“给我们的感觉像是来这边受罪的。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们，在老家，天天开大门就有邻居和熟人，可以随意聊天。但是在都市，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语言也不相通，相互也不熟悉，就算到院里遛弯，也都很少有人搭讪说话。”胡莹解释说。现在她的公公婆婆跟院里的人比较熟悉了，心情也好起来，虽然在带孩子的方法和生活习惯上两代人之间还有磨擦，作为儿媳妇的胡莹总是尽量容忍，还常给婆婆买吃的、穿的。刚来时公婆连楼都不愿意下，现在不仅与邻居交了朋友，还能去邻居家做客，这让小两口感到欣慰。
为了孩子和家庭努力工作
由于暂时还没有购房的压力，小郝和胡莹花钱有些人手大脚，去年没有存下什么钱。然而，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了。
“现在仕会提侣孩子在上幼儿园前先上亲子班，培养孩子的社会性，为上幼儿园过集体生活打基础。下半年，乐乐也该上亲子班了。另外，像北京同龄的小朋友一样，也要开始多带她去海洋公园、动物园、悄物园等地方见见世面。此外，今年还计 划给孩子上一份教育基金。这些方面的花费都是很大的。而花费最大的还是儿童的游乐项目，在这方面我们一直限制孩子。总之，随着孩子的成长，收入不足的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胡莹既幸福又忧虑地说。
作为公司能力较强的老员工，胡莹2011年被公司推选为独立经理人，这意味着收入更多，但工作压力也将更大。“我所在的公司规模不大，但工作氛围和谐，老板是大学毕业生，用儒家思想管理着公司，我很喜炊，因此一干就是8年，到北京以后一直在这里干，从没跳过槽。老板已经跟我谈了，从3月份开始让我独挑一摊儿，如果干得好，我的收入会成倍增长。我感谢公司信任我，同时也觉得压力很人，毕竟孩子还小，无法全身心投入。但是，既然老扳觉僻我行，我也要相信自己，这也是为了孩子们家庭生活得更好。”胡莹说。
在理财方面，2011年他们每月做1000元的基金定投，并进行银行提供的短期理财，另外，胡莹表示，要开始每天记录开销的流水账，督促自己节流。
2011年，压力大，动力也大，小两口的希望是只要充实和快乐，吃苦受累也是幸福!
杨家志：稳定地工作下去
赵亚媛
打工生活
34岁的杨家志很早就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1988年，家里1.7亩耕地被政府以每亩约3000元的价格征去修建高速公路，而当时四口之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种地。
由于家里剩余的一点地只用来种些蔬菜，粮食和肉类食品全部都得花钱购买。除了家人的吃穿花费，乡里乡亲之间的人情费用也占了很大～部分。杨家志告诉记者：“这部分说不清楚，但花销很大。光上个月去吃酒的人情支出就有五六十元钱。”在遵义方言中，专门称呼这类花销为“人情客往”。
现在，杨家每年的全部花销大概在七八万元。杨家志2000年结婚，育有一儿一女。父母年纪大了，妻子没有工作。养家的担子全落到杨家志一个人肩上。而想方设法工作和挣钱是他维持这个家庭的唯一选择。
初中毕业后，杨家志就外出打工。“我打工走得不远，主要在遵义和附近的贵定县。自己文化少，开始就是学手艺，做泥水工。1995年，我组织了一些人，承接一些工程。”杨家志的工程队刚起步时，只是在家附近的村庄承包一些铺路的小工程。那时，他的收入不多，只够家里的开支。
事情在2007年有了转机。当时，政府计划在龙坑镇推广“黔北民居”(以小青瓦、坡屋顶、白粉墙、红柱子、穿斗枋、雕花窗、转角楼、三合院为特色的民居)，帮助农民改善居住条件。龙坑镇介绍有承包工程经验的杨家志去参加建设黔北民居的培训。杨家志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他抛下遵义县两个修建小学的工程回到了家乡。
“之前，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夏天热得没办法住，冷天又容易漏水。像黔北民居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雨天防漏热天隔热。我就想，这肯定是～个好事。所以，我带头整。我把家里装修好让大家来参观，大家都觉得住得既舒服又干净。”杨家志说。
培训结束之后，杨家志组建了一个新的工程队，开始修建青杠村民组近百户的黔北民居。“工程队人数最多时有四五十人，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村民。我们的工作包括房屋的修建和室内装修。”杨家志表示，当时每家每户修建一幢像样的黔北民居，加上装修的费用，得花六七万元钱。当时工程队工人的收入每月两三千元。作为牵头人的他，除了给自家建设了一栋占地400多平米的黔北民居，年收入也开始与支出持平。
风险大、收入不稳定
现在，杨家志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他自己在外组建工程队，承包小工程；二是家里买了一辆货车，雇司机拉货赚钱。他用“不确定”来概括每个月的收入。“少的时候只有两三千块钱，运气好的时候又能达到两三万。”
让杨家志担心的是承包工程的风险。“像我们搞工程的，风险相当大，主要怕遇到伤亡事故。由于工人不固定，没办法给每个工人都买保险。如果遇到严重的伤亡事故，真的不得了，可以说要倾家荡产。”杨家志不到30岁便开始组建工程队承包工程，但每当碰到比较危险的外装工作，他仍然亲自带队上阵。“因为安全事故真的是不可估计的。就算我现在年轻，都有点灰心，不想再做了。”
杨家志买的货车主要跑短途运输。货源得由自己联系和寻找。目前相对固定的是给家附近正在建的汽车城送石粉。“拉一车石粉能收入150元。有时候一天能拉上两三车，有时候一天一车也不用。像这段时间天气不好，就不用拉。”杨家志说。
杨家志的计划是，如果今年运输的货源比较稳定的话，他会再买一辆货车自己开，以货车运输养家。“虽然开车拉货也存在风险，但这个概率比较小，而且有保险公司。像我这个货车上次出了一个事故，我自己一分钱没花，全部是保险公司负责赔的。”他告诉记者。
只要能稳定地工作下去就没问题
目前，全家的开销仍然集中在生活开支上。杨家志的父母身体还算硬朗。“每年最多是伤风感冒，买点药吃就好了。”父母都享受农村合作医疗这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后顾之忧。
遵义县是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县。60岁以下的人，每年交100元钱交到60岁，60岁以后每个月可以领60元钱。60岁以上不用交任何费用，就可以领钱。杨家志的妈妈57岁，她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交了一年的钱，而61岁的老伴不用交钱直接开始领这份“工资”了。
杨家志的儿子10岁，正在上小学四年级；s岁的女儿在读学前班。“孩子上学的花费不多。小学和中学都还好，上高中可能就要多一些。现在农村的义务教育还未普及到高中。”杨家志说。他表示，肯定要让孩子上高中。“如果他们能上大学，砸锅卖铁我也供的。因为现在社会竞争力太大了，现实得很。现在这个社会，说实话，没有文化不行。”他向记者解释。
谈到未来，杨家志说：“我们现在年轻体壮，挣的钱满足生活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没有太多盈余和积累。”他想了想，又补充道：“如果可以像现在这样，稳定地工作下去。以后孩子上大学以及全家人生活应该是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