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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康重华是同辈人，他原名叫康子安，“重华”是艺名。因为两家都是说扬州评话《三国》的，所以我们也是同行。有人说同行是冤家，这在我们这里不成立。
那时候我家在参府街大升平巷，他住东营，相距不远，两家常有来往。我父亲费骏良和他的父亲康又华除日常切磋说书技艺外，闲暇时就凑在一起“票戏”，唱唱京剧。康家喜欢京剧是有传统的，重华兄的祖父康国华先生就喜欢京剧。他们家就由外而内，慢慢把爱好融进了说书中，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扬州评话表演中的“戏派”。
重华比我大，学书也比我早。不过当时去他家，很少听他背书，京剧倒是常哼唱。听大人说，又华先生常到外地说书，偶尔回扬州才教他一两小段。就这么着，当时重华的书说得一般，戏倒是唱得不错。
到他15岁时，又华先生才把他带到身边，正式教他说书。他很聪明，记性又好，他父亲教他的书，他很快就记住了，“还书”也有模有样。他17岁时，就用艺名康重华出去跑码头了。连跑了几个码头，听众寥寥，也听不到什么好评，为此他很苦恼。有好心的长辈就提醒他：“少爷啊，你的书是说得不丑，但是缺少神意，‘抓’不住人，这一点比你父亲差得远了。”他这才悟过来：以前学书的时候，主要是记、背书词，“还书”的时候都是在房间里头，一个听众都没有，没注意过表演中的神意。这就把书说成了“死书”。
琢磨过味后，他决定暂时停演，什么地方也不去，重新回到父亲的身边，听“还魂书”。又华先生也意识到以前忽略了这个问题，给了他许多指点。这么打磨一段时间后，他终于弄懂了“说”和“演”相互配合的关系，明白了要让人物“活”起来，就得首先让自己的表演活起来，让听众能从说书人表情、眼神和手势中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这样才能吸引听众，“抓”住人。
说书技艺有了实打实进步后，他还想钩深致远而收厚积薄发之效。所以他来到又华先生的书场上听“台书”，仔细观看、揣摩父亲在书台上的表演。也正因为这样肯下功夫，给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又华先生于1951年病故后，他便成了康派《三国》的代表人物，与王派《水浒》代表王少堂齐名。
1957年，扬州市為参加江苏省第一届曲艺观摩会演做准备，举行了扬州市曲艺观摩演出大会。康重华和王少堂从参演的50多人中被选出，参加了省里的曲艺观摩会演。
1958年，他们还参加了江苏省曲艺新编书目汇报演出大会，康重华表演了新编短篇现代书《医院如家》。实事求是地讲，他表演这个作品远不如说《三国》说得精彩。但从创新的角度而言，这却是一次良好的开始。同年8月1日，他和王少堂等受选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和全国各地的优秀曲艺演员同台献艺，切磋交流。与会者对扬州评话《三国》《水浒》赞赏有加。在这期间，他们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扬州市于1960年4月成立了市曲艺团，康重华、王少堂等皆是主要成员。但仅是一个月后，江苏省也成立了曲艺团，康重华和王少堂，以及王少堂的孙女王丽堂，和扬州弹词表演者张慧侬、张丽曾，扬州清曲名家王万青一道被调入省曲艺团，离开了扬州。
重华兄的表演继承了康派说“文三国”的特色，他在台上始终儒雅从容，说表条理清楚，从不高声喊叫，传神会意多用眼睛和面部表情。《三国》是一部“刀马书”，书中有不少将士交锋的情节。在说到双方刀来枪往的时候，他都是用康家的“小架子”，不举臂挥掌，只用折扇稍作演示，同时用眼神和表情的转换来配合，同样能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沙场征战的气氛。
他还继承了康派《三国》的“戏派”特色。在动作方面，如要表现关羽持刀时，其他说书人的架子多是刀头朝上、刀攥朝下，而他的则是刀头朝下、刀攥朝上，模仿了京剧中关羽持刀的架子；其他如拂袖、拱手等也有京剧演员表演的痕迹。在说的方面，他也借鉴了京剧人物的道白。有一次，我到他的书场听书。当说到“哦——，我当是谁，原来是……”时，他的“哦”字由低而高，再由高而低，富有韵律。而不像一般说书的，把“哦”处理成“抛物线”。我听着新鲜，也感到佩服。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没有见过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天我出差到南京，抽空去江苏省曲艺团去看望他。我们各自简谈了些自己的遭遇。他问我：“你最近可曾写点什么？”我说：“没有写什么。不过我想把‘官渡之战’改编成扬州评话，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有名的战役。”他高兴地说：“好啊，写好了给我看看。”我说：“那当然，请大哥你指教。”他笑着谦虚说：“不要闹了，兄弟哎，我还指教哩，我学习。”
多舛的日子没有把他说书的热情磨光，他还是想着说点新东西，能有所发展，有所提高。后来我决定不改编《官渡之战》了，因为它游离在扬州评话《三国》的主线之外，又不适合单独说。此事后来也没有告诉他。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在扬州工作繁忙，而他退休后定居在高邮，我们再没有见过面，那次的南京会面，是最后一次会面。
每当我看到报刊上有他的照片时，我都会多注视一会，回忆起往日的一些画面，回忆起他在书台上表演时的形象，他的眼神，他的微笑……重华兄，我想念你！
那时候我家在参府街大升平巷，他住东营，相距不远，两家常有来往。我父亲费骏良和他的父亲康又华除日常切磋说书技艺外，闲暇时就凑在一起“票戏”，唱唱京剧。康家喜欢京剧是有传统的，重华兄的祖父康国华先生就喜欢京剧。他们家就由外而内，慢慢把爱好融进了说书中，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扬州评话表演中的“戏派”。
重华比我大，学书也比我早。不过当时去他家，很少听他背书，京剧倒是常哼唱。听大人说，又华先生常到外地说书，偶尔回扬州才教他一两小段。就这么着，当时重华的书说得一般，戏倒是唱得不错。
到他15岁时，又华先生才把他带到身边，正式教他说书。他很聪明，记性又好，他父亲教他的书，他很快就记住了，“还书”也有模有样。他17岁时，就用艺名康重华出去跑码头了。连跑了几个码头，听众寥寥，也听不到什么好评，为此他很苦恼。有好心的长辈就提醒他：“少爷啊，你的书是说得不丑，但是缺少神意，‘抓’不住人，这一点比你父亲差得远了。”他这才悟过来：以前学书的时候，主要是记、背书词，“还书”的时候都是在房间里头，一个听众都没有，没注意过表演中的神意。这就把书说成了“死书”。
琢磨过味后，他决定暂时停演，什么地方也不去，重新回到父亲的身边，听“还魂书”。又华先生也意识到以前忽略了这个问题，给了他许多指点。这么打磨一段时间后，他终于弄懂了“说”和“演”相互配合的关系，明白了要让人物“活”起来，就得首先让自己的表演活起来，让听众能从说书人表情、眼神和手势中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这样才能吸引听众，“抓”住人。
说书技艺有了实打实进步后，他还想钩深致远而收厚积薄发之效。所以他来到又华先生的书场上听“台书”，仔细观看、揣摩父亲在书台上的表演。也正因为这样肯下功夫，给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又华先生于1951年病故后，他便成了康派《三国》的代表人物，与王派《水浒》代表王少堂齐名。
1957年，扬州市為参加江苏省第一届曲艺观摩会演做准备，举行了扬州市曲艺观摩演出大会。康重华和王少堂从参演的50多人中被选出，参加了省里的曲艺观摩会演。
1958年，他们还参加了江苏省曲艺新编书目汇报演出大会，康重华表演了新编短篇现代书《医院如家》。实事求是地讲，他表演这个作品远不如说《三国》说得精彩。但从创新的角度而言，这却是一次良好的开始。同年8月1日，他和王少堂等受选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和全国各地的优秀曲艺演员同台献艺，切磋交流。与会者对扬州评话《三国》《水浒》赞赏有加。在这期间，他们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扬州市于1960年4月成立了市曲艺团，康重华、王少堂等皆是主要成员。但仅是一个月后，江苏省也成立了曲艺团，康重华和王少堂，以及王少堂的孙女王丽堂，和扬州弹词表演者张慧侬、张丽曾，扬州清曲名家王万青一道被调入省曲艺团，离开了扬州。
重华兄的表演继承了康派说“文三国”的特色，他在台上始终儒雅从容，说表条理清楚，从不高声喊叫，传神会意多用眼睛和面部表情。《三国》是一部“刀马书”，书中有不少将士交锋的情节。在说到双方刀来枪往的时候，他都是用康家的“小架子”，不举臂挥掌，只用折扇稍作演示，同时用眼神和表情的转换来配合，同样能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沙场征战的气氛。
他还继承了康派《三国》的“戏派”特色。在动作方面，如要表现关羽持刀时，其他说书人的架子多是刀头朝上、刀攥朝下，而他的则是刀头朝下、刀攥朝上，模仿了京剧中关羽持刀的架子；其他如拂袖、拱手等也有京剧演员表演的痕迹。在说的方面，他也借鉴了京剧人物的道白。有一次，我到他的书场听书。当说到“哦——，我当是谁，原来是……”时，他的“哦”字由低而高，再由高而低，富有韵律。而不像一般说书的，把“哦”处理成“抛物线”。我听着新鲜，也感到佩服。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没有见过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天我出差到南京，抽空去江苏省曲艺团去看望他。我们各自简谈了些自己的遭遇。他问我：“你最近可曾写点什么？”我说：“没有写什么。不过我想把‘官渡之战’改编成扬州评话，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有名的战役。”他高兴地说：“好啊，写好了给我看看。”我说：“那当然，请大哥你指教。”他笑着谦虚说：“不要闹了，兄弟哎，我还指教哩，我学习。”
多舛的日子没有把他说书的热情磨光，他还是想着说点新东西，能有所发展，有所提高。后来我决定不改编《官渡之战》了，因为它游离在扬州评话《三国》的主线之外，又不适合单独说。此事后来也没有告诉他。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在扬州工作繁忙，而他退休后定居在高邮，我们再没有见过面，那次的南京会面，是最后一次会面。
每当我看到报刊上有他的照片时，我都会多注视一会，回忆起往日的一些画面，回忆起他在书台上表演时的形象，他的眼神，他的微笑……重华兄，我想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