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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著名学者，1919年9月生于江苏武进。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长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著有《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艺术·人·真诚》(获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书。负责主编的有：《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国家“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曾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中国现代言情小说大系》等书，以及高校文科教材多种。
问者：钱先生，您好!您的《论“文学是人学”》中的理论，影响了好几代人。可是也因此为自己招来了罪名。您对此如何看待?又如何能坚持自己的文学之路不受政治左右?
答者：“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是法国人泰勒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言里讲的。以前我读季莫耶夫的《文学原理》，上面讲到高尔基曾经建议把文学当作人学，但他没有讲是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我当时是借高尔基的话来发表我的观点。当年写《论“文学是人学”》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意识形态上的危险。那时真的很幼稚(很坦率的微笑了一下)。我当然晓得这个东西是有违碍的，可我想一方面这是学术问题，另一方面当时已经处于20世纪了，“双百方针”都提出多年了，不可能、不应该、也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没有预料会有什么危险。可是，“文化大革命”却给我戴了三顶“帽子”：老牌修正主义、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钱老凄然一笑，内心的苍凉尽显脸上)反动学术权威够不上，因为我还是个讲师。老牌修正主义吧，我又不是党员，也够不上。这个漏网右派，才可以算得上。
问者：那您能给我们讲讲漏网右派是怎么回事吗?“反右”斗争没把您打成右派，又是为什么呢?
答者：我原本猜想，可能是因为华东师大的许杰、施蛰存和徐中玉三个人都被划成右派了，如果再把我划成右派，可能就没人上课了。后来才清楚，原来是要划我“中右”的，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柯庆施说要留下两只“活老虎”，不然全部都是右派，再批就没意思了。所以，我和蒋孔阳两个人都没有被划右派，当了“活老虎”了。之所以选择我当“活老虎”，估计是因为我年纪轻、经历单纯，除了教书，没有别的复杂历史，当“活老虎”比较好。
问者：钱老师您能这么坦然地面对当年那么残酷地批斗，是不是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您对当时的批斗现在还有抱怨或者牢骚么?
答者：我在1957年发表“文学是人学”后挨过批，但两年后，我再次运用“文学是人学”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写了《<雷雨>人物片论》结果又挨批了。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固执己见，没有吸取教训。事实是这样的，1959年某天，我回到家，当时正转播《雷雨》。我一听演员的口气、声音、语调和味道完全不对，是极“左”味道，图解、喊口号。我想会有人写批评文章的，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人写文批评，于是我按捺不住就写了。后来，在中文系遭批，在全校遭批，我从来没有承认错误。系里批了以后，党委书记说，“小钱，你自己讲几句。”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我的意见不错。”一讲自己没有错误，就更加引起对我的批判。批判会后不久，我就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住进了医院。
问者：钱老师，您一直追求“低调做事”，不论是参加王元化先生的追悼会，还是其他的学术研讨会，您一般都很少主动请缨，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上世纪50年代末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写出《<雷雨>人物片论》，其实最大的动力应该是对文学的忠诚和热爱。
答者：你的这一说法，我是赞同的。艺术尤其是文学，有自己的生存要求，每个人都要尊重这种特性。21世纪以来，中国涌现的文学新人数不胜数，如李劫这样的，又何止千百?可是，为什么从解放到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前将近三十年之久的时期内，我们在文学方面所造就的人才是那样的稀少?尤其是理论批评方面，更是几乎除了一两个专以讨伐为业的“批评家”，其余所有的就都只是些被批判的对象了。原因在于，文学工作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不承认、不尊重文学工作的这一特性，把文学等同于宣传，限制它的自由，束缚它的创造性，那就无异于杜绝了文学的生机，哪里还谈得上文学人才的培养呢?这其实也正是我们过去的历史情况。前车不远，希望我们今后能不再重蹈覆辙。
问者：现在的阅读有两种，一种是经典阅读，一种读得很杂。您能给我们讲讲，对于年轻人来讲，基础阅读应该是怎样的?
答者：多读经典作品，才能晓得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是上品，什么是中品，什么是下品。经典作品就是我们的试金石。把品位培养好了，你才有鉴别能力。如果一开始就读水平低下的三四流作品，你的趣味就降低了，你的鉴别与欣赏能力就不行，就会缺乏写作功底，理论也干巴巴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一定要阅读经典的一流作品，二流的最好也不看。经典作品能让一个人趣味纯正，能分辨好和坏。至于什么是一流作品，那要你达到一定的阅读量以后才能形成辨知能力。总之，“经得起磨的作品才是经典作品”，而克罗齐说得也很对，“经典作品已经足够了”。
问者：您是著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授，也培育了无数桃李，如王晓明、李劫、胡河清、格非、王晓玉、赵丽宏、许子东、戴厚英、沙叶新、杨扬、殷国明……您的学生大多可谓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您是如何指导他们读书的呢?
答者：王晓明很踏实；许子东很早就写出《郁达夫新论》，比较有新意……我的很多学生都是以学术为底，以才气为表现，他们的成就多数源于自己的才气和努力。整体上，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不高，稍微够分量点的现代作家无非就是鲁迅、曹禺和老舍。读现代经典，就该读这些作家的书，读书也不是盲目地读，要读出他们的指导思想，要时刻牢记文学是感情与想象的产物，抛弃这些因素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上品。而中国现代文学大多都缺乏诗意，对人也不尊重，为物的力量所囿。所以，要真正提高文学修养，我建议多读一些中国古代和外国的经典作品，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还有巴尔扎克、狄更斯等。
问者：那您认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什么?
答者：不事王侯。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如果不主动改造自己，搞政治是有问题的，经商也不行，行武更不行。在社会大环境里面，知识分子到底能够起什么作用呢?做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精神中最精辟的东西是——心中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老话讲的“天地良心”。知识分子代表 了社会良知，那是因为他知书达理。读书最要紧的是明理，不能做的事就不要去做，坚持做人民的良心。可是，很多知识分子不能充当这种角色，那是因为他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
问者：现居美国的方仁念先生曾写过《对尊重与理解的执著追求——钱谷融先生剪影》一文，其中谈道：“研究生入学，钱谷融先生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讲‘文学是人学’，他便强调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为目的的，因此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谁要不是以‘赤子之心’来对待人，对待文学，他也就不可能读通文学。”这是先生您一贯的思想吗?
答者：其实，我平常很少谈及当年写作和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前后的情况，除非感到非有必要，不可推卸的时候。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仍能感受到一种思想理论是如何饱蘸着生命和心血的苦难体验和追求，才得以产生和成长，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下根来。当年受批评，遭反对，因为我当时对政治一点都不敏感，很多人显然在这方面要“聪明”一些，我只是从学术出发考虑问题，所以真诚到不测风云、不防小人的程度了，这是多数知识分子的一个秉性。我读当代作家也如此，我很看好张炜，是因为我觉得张炜这个作家挺真诚的，写出的东西给人感觉就是很坦诚，所以才乐意去阅读他的作品。任何时候，我们鉴别作家或者作品值不值得阅读，也都应该以“真诚”为度。
问者：由于这个原因，您对于过去批判过您、甚至伤害过您的人和事，都采取了很宽容的态度。
答者：宽容是我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其中包括对于他人对自己提出批评的宽容。我的文章的缺点和错误，发表出来受到批评，本来是意料中的事。在学术问题上，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当年在学校举行的报告会上，早就有许多同志对我的文章提出过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包括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评在内，都是出于善意，不管我是否同意，能否接受，对我都是有帮助的，我对批评者也是衷心感谢的。但发展到把我的错误当做政治问题，甚至当做敌我问题来批，却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只有一个真正感受到不被周围人尊重和理解的人才会懂得，尊重和理解对每个人来说，就如空气和水那般的重要、可贵，他必然把尊重人、理解人，奉为人至贵的天性，而作为“人学”的文学，也该把唤起对人的尊重和理解，发扬人的这种天性作为自己终身执著追求的目标。
问者：这些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太宝贵了。也正如此，我们可以说，您是通过自己痛苦而坎坷的人生道路，而越发重视真诚和宽容的天性，并把它作为自己从事文学评论、培养研究生以及待人处世的一把金钥匙。
答者：是这样的，你对于人性的苦难有一定的理解。尊重和理解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既然是对“每个人”，就不能光让别人尊重和理解你，而你不去尊重和理解别人，或者自己不懂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理解；这就需要彼此尊重和理解，使每个人都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沟通和慰藉。不过，在生活道路上，尊重和理解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有时候得经历漫长的追求，遭受种种误解、打击和伤害，这很可能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我想，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和艺术，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体现这种对人的尊重和理解，使读者感受和体验到这种尊重和理解，即使一个人在现实中再感到孤独和无助，他总是能够在艺术作品中找到知音，获得心灵上的朋友的。
问者：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也更能理解，自从1957年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以来，您经受了那么多年的磨难，不断遭受批判，但是仍然能在高压下不改初衷，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的原因了。想必，这就是一种对尊重和理解的执著追求。而“文学是入学”的道理，人们也是经过几十年痛苦而坎坷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教训，才越发感到其可贵和正确的了。看来理论也是需要生活打磨的，一种好的理论并非一下子被人们认识其价值的，它或许也需要一个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最后能请您谈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看法吗?
答者：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这就是我想对中学语文教育所说的话。其实，一个作品的背后就是作家本人，文字的最终还是作家本人。教育学生读书，要先了解作家人品，人品的好坏，决定文品的好坏。人品就等于文品。此外，还想对老师们说，语文教学要多推荐好的文学作品，使学生的心灵得到升华，而不是总以教训为目的。老师一定要自己真正懂得文学，爱好文学，才能让学生喜欢文学。不要在教授过程中，把文学的魅力抹杀掉。现实中，很多中学老师如“香蕉”，讲课过程犹如剥掉香蕉皮，把文学的内涵和魅力全部去掉，这是思想教育家的教学法，是谬见。要相信，真正的教育方法，应该是想法设法地让学生喜欢文学，不要让他们厌恶，不要让他们远离文学。
问者：钱老师，您讲得实在太好了，让我们这些晚辈学生听了很有收获，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钱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雷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本文编校：洪鸣
问者：钱先生，您好!您的《论“文学是人学”》中的理论，影响了好几代人。可是也因此为自己招来了罪名。您对此如何看待?又如何能坚持自己的文学之路不受政治左右?
答者：“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是法国人泰勒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言里讲的。以前我读季莫耶夫的《文学原理》，上面讲到高尔基曾经建议把文学当作人学，但他没有讲是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我当时是借高尔基的话来发表我的观点。当年写《论“文学是人学”》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感觉到意识形态上的危险。那时真的很幼稚(很坦率的微笑了一下)。我当然晓得这个东西是有违碍的，可我想一方面这是学术问题，另一方面当时已经处于20世纪了，“双百方针”都提出多年了，不可能、不应该、也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没有预料会有什么危险。可是，“文化大革命”却给我戴了三顶“帽子”：老牌修正主义、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钱老凄然一笑，内心的苍凉尽显脸上)反动学术权威够不上，因为我还是个讲师。老牌修正主义吧，我又不是党员，也够不上。这个漏网右派，才可以算得上。
问者：那您能给我们讲讲漏网右派是怎么回事吗?“反右”斗争没把您打成右派，又是为什么呢?
答者：我原本猜想，可能是因为华东师大的许杰、施蛰存和徐中玉三个人都被划成右派了，如果再把我划成右派，可能就没人上课了。后来才清楚，原来是要划我“中右”的，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柯庆施说要留下两只“活老虎”，不然全部都是右派，再批就没意思了。所以，我和蒋孔阳两个人都没有被划右派，当了“活老虎”了。之所以选择我当“活老虎”，估计是因为我年纪轻、经历单纯，除了教书，没有别的复杂历史，当“活老虎”比较好。
问者：钱老师您能这么坦然地面对当年那么残酷地批斗，是不是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您对当时的批斗现在还有抱怨或者牢骚么?
答者：我在1957年发表“文学是人学”后挨过批，但两年后，我再次运用“文学是人学”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写了《<雷雨>人物片论》结果又挨批了。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固执己见，没有吸取教训。事实是这样的，1959年某天，我回到家，当时正转播《雷雨》。我一听演员的口气、声音、语调和味道完全不对，是极“左”味道，图解、喊口号。我想会有人写批评文章的，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人写文批评，于是我按捺不住就写了。后来，在中文系遭批，在全校遭批，我从来没有承认错误。系里批了以后，党委书记说，“小钱，你自己讲几句。”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我的意见不错。”一讲自己没有错误，就更加引起对我的批判。批判会后不久，我就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住进了医院。
问者：钱老师，您一直追求“低调做事”，不论是参加王元化先生的追悼会，还是其他的学术研讨会，您一般都很少主动请缨，阐述自己的观点。而上世纪50年代末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写出《<雷雨>人物片论》，其实最大的动力应该是对文学的忠诚和热爱。
答者：你的这一说法，我是赞同的。艺术尤其是文学，有自己的生存要求，每个人都要尊重这种特性。21世纪以来，中国涌现的文学新人数不胜数，如李劫这样的，又何止千百?可是，为什么从解放到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前将近三十年之久的时期内，我们在文学方面所造就的人才是那样的稀少?尤其是理论批评方面，更是几乎除了一两个专以讨伐为业的“批评家”，其余所有的就都只是些被批判的对象了。原因在于，文学工作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不承认、不尊重文学工作的这一特性，把文学等同于宣传，限制它的自由，束缚它的创造性，那就无异于杜绝了文学的生机，哪里还谈得上文学人才的培养呢?这其实也正是我们过去的历史情况。前车不远，希望我们今后能不再重蹈覆辙。
问者：现在的阅读有两种，一种是经典阅读，一种读得很杂。您能给我们讲讲，对于年轻人来讲，基础阅读应该是怎样的?
答者：多读经典作品，才能晓得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是上品，什么是中品，什么是下品。经典作品就是我们的试金石。把品位培养好了，你才有鉴别能力。如果一开始就读水平低下的三四流作品，你的趣味就降低了，你的鉴别与欣赏能力就不行，就会缺乏写作功底，理论也干巴巴的。所以从一开始，就一定要阅读经典的一流作品，二流的最好也不看。经典作品能让一个人趣味纯正，能分辨好和坏。至于什么是一流作品，那要你达到一定的阅读量以后才能形成辨知能力。总之，“经得起磨的作品才是经典作品”，而克罗齐说得也很对，“经典作品已经足够了”。
问者：您是著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授，也培育了无数桃李，如王晓明、李劫、胡河清、格非、王晓玉、赵丽宏、许子东、戴厚英、沙叶新、杨扬、殷国明……您的学生大多可谓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您是如何指导他们读书的呢?
答者：王晓明很踏实；许子东很早就写出《郁达夫新论》，比较有新意……我的很多学生都是以学术为底，以才气为表现，他们的成就多数源于自己的才气和努力。整体上，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不高，稍微够分量点的现代作家无非就是鲁迅、曹禺和老舍。读现代经典，就该读这些作家的书，读书也不是盲目地读，要读出他们的指导思想，要时刻牢记文学是感情与想象的产物，抛弃这些因素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上品。而中国现代文学大多都缺乏诗意，对人也不尊重，为物的力量所囿。所以，要真正提高文学修养，我建议多读一些中国古代和外国的经典作品，尤其是俄罗斯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还有巴尔扎克、狄更斯等。
问者：那您认为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是什么?
答者：不事王侯。一般来说，知识分子如果不主动改造自己，搞政治是有问题的，经商也不行，行武更不行。在社会大环境里面，知识分子到底能够起什么作用呢?做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精神中最精辟的东西是——心中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老话讲的“天地良心”。知识分子代表 了社会良知，那是因为他知书达理。读书最要紧的是明理，不能做的事就不要去做，坚持做人民的良心。可是，很多知识分子不能充当这种角色，那是因为他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
问者：现居美国的方仁念先生曾写过《对尊重与理解的执著追求——钱谷融先生剪影》一文，其中谈道：“研究生入学，钱谷融先生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讲‘文学是人学’，他便强调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为目的的，因此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谁要不是以‘赤子之心’来对待人，对待文学，他也就不可能读通文学。”这是先生您一贯的思想吗?
答者：其实，我平常很少谈及当年写作和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前后的情况，除非感到非有必要，不可推卸的时候。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回顾往事的时候，仍能感受到一种思想理论是如何饱蘸着生命和心血的苦难体验和追求，才得以产生和成长，并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下根来。当年受批评，遭反对，因为我当时对政治一点都不敏感，很多人显然在这方面要“聪明”一些，我只是从学术出发考虑问题，所以真诚到不测风云、不防小人的程度了，这是多数知识分子的一个秉性。我读当代作家也如此，我很看好张炜，是因为我觉得张炜这个作家挺真诚的，写出的东西给人感觉就是很坦诚，所以才乐意去阅读他的作品。任何时候，我们鉴别作家或者作品值不值得阅读，也都应该以“真诚”为度。
问者：由于这个原因，您对于过去批判过您、甚至伤害过您的人和事，都采取了很宽容的态度。
答者：宽容是我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其中包括对于他人对自己提出批评的宽容。我的文章的缺点和错误，发表出来受到批评，本来是意料中的事。在学术问题上，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当年在学校举行的报告会上，早就有许多同志对我的文章提出过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包括后来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评在内，都是出于善意，不管我是否同意，能否接受，对我都是有帮助的，我对批评者也是衷心感谢的。但发展到把我的错误当做政治问题，甚至当做敌我问题来批，却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只有一个真正感受到不被周围人尊重和理解的人才会懂得，尊重和理解对每个人来说，就如空气和水那般的重要、可贵，他必然把尊重人、理解人，奉为人至贵的天性，而作为“人学”的文学，也该把唤起对人的尊重和理解，发扬人的这种天性作为自己终身执著追求的目标。
问者：这些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太宝贵了。也正如此，我们可以说，您是通过自己痛苦而坎坷的人生道路，而越发重视真诚和宽容的天性，并把它作为自己从事文学评论、培养研究生以及待人处世的一把金钥匙。
答者：是这样的，你对于人性的苦难有一定的理解。尊重和理解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既然是对“每个人”，就不能光让别人尊重和理解你，而你不去尊重和理解别人，或者自己不懂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理解；这就需要彼此尊重和理解，使每个人都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沟通和慰藉。不过，在生活道路上，尊重和理解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有时候得经历漫长的追求，遭受种种误解、打击和伤害，这很可能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我想，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和艺术，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能体现这种对人的尊重和理解，使读者感受和体验到这种尊重和理解，即使一个人在现实中再感到孤独和无助，他总是能够在艺术作品中找到知音，获得心灵上的朋友的。
问者：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也更能理解，自从1957年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以来，您经受了那么多年的磨难，不断遭受批判，但是仍然能在高压下不改初衷，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文学信仰的原因了。想必，这就是一种对尊重和理解的执著追求。而“文学是入学”的道理，人们也是经过几十年痛苦而坎坷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教训，才越发感到其可贵和正确的了。看来理论也是需要生活打磨的，一种好的理论并非一下子被人们认识其价值的，它或许也需要一个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最后能请您谈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看法吗?
答者：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这就是我想对中学语文教育所说的话。其实，一个作品的背后就是作家本人，文字的最终还是作家本人。教育学生读书，要先了解作家人品，人品的好坏，决定文品的好坏。人品就等于文品。此外，还想对老师们说，语文教学要多推荐好的文学作品，使学生的心灵得到升华，而不是总以教训为目的。老师一定要自己真正懂得文学，爱好文学，才能让学生喜欢文学。不要在教授过程中，把文学的魅力抹杀掉。现实中，很多中学老师如“香蕉”，讲课过程犹如剥掉香蕉皮，把文学的内涵和魅力全部去掉，这是思想教育家的教学法，是谬见。要相信，真正的教育方法，应该是想法设法地让学生喜欢文学，不要让他们厌恶，不要让他们远离文学。
问者：钱老师，您讲得实在太好了，让我们这些晚辈学生听了很有收获，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钱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雷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本文编校：洪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