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31个省区市相继公布2020年全年的经济运行数据，我国“万亿俱乐部”又添新成员——在2019年17个GDP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不含直辖市）基础上新增了泉州、南通、福州、西安、合肥、济南6座城市。专家指出，这张不俗的“成绩单”不仅彰显了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稳定态势，也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信心。
　　与此同时，2020年省会GDP十强城市的数据和排名也迎来更新。与往年相比，此次省会GDP前十城市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即GDP均迈过万亿元大关。省会城市间的竞争一直存在，哪些城市的排名发生了更迭？驱动因素是什么？目前的我国经济领跑方阵透露出什么发展趋势？《中国报道》记者就相关话题邀请专家进行了解读。

从产业结构透视省会GDP十强

　　根据各省份的公开数据统计，2020年GDP十强省会分别是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长沙、郑州、济南、合肥和西安。就排名来看，广州和成都继续位列第一和第二，其中广州以超过2.5万亿元的经济总量领先一众省会城市。
　　这些城市无一不在新兴产业上表现突出。受访专家表示，晋级十强，不仅需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还需要相应的高端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作支撑。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中国报道》记者分析说，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广州提出了发展生物医药和新一代信息产业的思路，近些年，又在轨道交通、“互联网 ”、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金融等领域下功夫，新兴产业的增长后劲不断显现。“应该说，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布局上，广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一线城市中表现一般，但在省会城市中可圈可点。”
　　“广州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地位，经济外向度高，产业结构以加工贸易为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则认为，与杭州、成都、合肥等省会城市的新兴产业发展相比，虽然广州仍处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转型升级阶段，但汽车、金融、物流、文化创意、科技服务业等的占比正不断提高。
　　官方数据验证了上述专家的分析。根据广州市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广州市三大支柱产业产值全年同比增长3.7%。其中汽车制造业表现出色，全年有7个月的当月增速达到两位数，汽车产量以295万辆居全国城市第一。此外，全市10个服务业行业门类中有4个门类累计营业收入同比实现增长，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两个门类的增速最快。
　　武汉因受疫情重创，2020年经济总量同比下降4.7%，省会城市GDP排名下跌一位。但陈耀认为，杭州取代武汉位列第三，并非全在于疫情，互联网经济发达是杭州经济发展的一大底色。“杭州最早把互联网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做强电子商务。在特色小镇建设上起步也比较早——不同于园区或者建制镇，于城乡接合部发展起来，立足于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七大产业。”陈耀表示，这也是杭州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刷新省会GDP十强榜单的还有西安、济南和合肥。近年来，长沙在装备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合肥在量子科技、智慧语音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济南汽车、医药和计算机通信制造业的快速增长，都为榜单的更新做了注脚。仅以合肥为例，2020年全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89户，创下历史新高。不过专家表示，这些新晋成员的经济体量相差较小，未来竞争会比较激烈。

省会强则省域强吗？

　　省会城市GDP排名每年都引人瞩目，并引发关于经济总量此消彼长的讨论，这缘于省会城市在省域经济的发展上扮演着引擎角色——省会实力强，不仅意味着亮眼的经济数据，还在于拥有强有力的资源配置中心，帮助本省汇聚更多资源、政策与人才。
　　“区域繁荣要靠中心城市带动，一般会先把发展重点放在省会城市，形成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后再带动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发展。”陈耀称。但根据公开资料，在2018年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中，沈阳、南京、哈尔滨、济南等省会城市曾因“引领带动作用不够”“省会作用不够”而被点名。
　　举全省之力发展省会城市已经是诸如河南、山东、安徽等的现实选择。陈耀分析，从近几年的经济总量来看，郑州、南京、济南、合肥等省会城市的确从强省会战略中受益。比如，去年南京和济南分别跻身全国GDP十强和省会GDP十强、郑州早在2019年就加入“万亿俱乐部”。
　　但在陈耀看来，比较成功的还属南京：既提升了自身的城市能级，也带动了跨区域发展。
　　“与苏州、无锡等江苏省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受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小，存在感比较弱。近些年避开调整行政区划的常规思路，而是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提升城市能级。”南京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南京跃升至2020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21位，列国家创新型城市排行榜第4位。陈耀表示，事实上，南京以1.48万亿元跻身全国GDP十强早有端倪——去年一季度，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经济指数出现负增长时，南京第一个以1.6%的增速实现“转正”。
　　2月8日，《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作为首个跨省都市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要求“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规划实施”。“南京都市圈影响的范围，涉及到江苏4市2区和安徽省的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4个城市。”陈耀认为，南京将借助都市圈发挥出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把周边的优质资源整合起来，同时向周边辐射，协同区域发展。
　　强化省会功能，已经是大多数省份的共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包括山东、河南、江西、贵州等在内的省份把强省会战略写入“十四五”规划，并划定省会城市未来5年的目标定位。
　　不过，《求是》杂志于去年11月1日刊发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文章指出，“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这被解读为高层对强省会战略的纠偏。
　　有专家指出，强省会战略确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省会城市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这个时候要更多发挥强省会对周边区域如都市圈、城市群的带动作用，所在省域要将更多的权重放在省域副中心的打造上;而有些城市的人口、自然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只有做大省会城市才能发掘增长极，进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

凝聚优势、练好内功

　　强省会战略能够带动省域和跨省域发展，但事实上，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或将长期存在。《中国报道》记者在对比了去年排名前20的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后发现，中东部省会城市就占据了半数以上，区域发展的差距较为明显。
　　中西部城市应从哪些方面发力？陈耀认为，由于存在资源禀赋、人口分布、经济基础等差距，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递减，“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彭澎也表示，东部城市的优势一是在于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第一批全面开放的沿海城市吸引到了外资和技术;二是市场经济意识较强，各類市场更发达，政府、企业办事也更讲效率;三是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些产业可以参与全球化竞争”;四是吸引的人才多，“表面看GDP总量大，背后实则是社会储蓄高、资本沉淀多、富裕家庭多”。
　　彭澎认为，当各地都出台扩大开放的利好政策时，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开放前沿地位目前并不突出，作为“改革老区”也对某些方面的创新不再敏感。他建议，中西部城市既要借鉴东部城市的经验方法，也要另辟蹊径。“做得比较好的，比如重庆抓住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贵州市利用本地资源禀赋拓展大数据产业、成都市打造高科技产业集群等。”
　　陈耀比较认可从提升内部增长动力上做文章。“像四川省通过成德眉资大都市圈建设，一方面提升了省会的能级和产业层次，集聚到优质资源;另一方面把省会中心城市的非核心功能向周边扩展，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他预测，都市圈建设将对缩小省会城市间的差距起到明显作用，有望在“十四五”时期看到格局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