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世界读书日。
　　俄罗斯历史学家、作家卡拉姆津说：心智的历史有两个主要的时代：文字的创制和印刷术的发明。其他任何时代都只是这两個时代的后果。阅读和书写给我们展现了新的世界……
　　书籍承载着人类文明传播和接续的使命。文明人象爱惜眼睛一样呵护着书籍——人类智慧的结晶。
　　赵子昂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这是《夜航船》中记述的。
　　然而，正像拉丁谚语所说：连一本书都是有命运的。
　　书籍的四大厄运为水、火、虫和兵乱。实际上图书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天灾自不必说。为了防火，北京的皇史宬整座建筑皆为石料，不用一寸木头，以保证皇家档案远离火患。大名鼎鼎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不光不用木头，还在柱础砖墙之下布满木炭，用以防潮。
　　光绪十八年进士、湘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对陈书之所有精细要求：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与居宅相远……宜四方开窗通风，兼引朝阳入室……橱下多置雄黄石灰，可避虫蚁……食物引鼠，不可存留，灯烛字篓，引火之物，不可相近。绛云楼之炬，武英殿之灾，此太平时至可痛心之事也。
　　不过书之劫难大多出自人祸。秦始皇继承其祖上传统以焚书禁锢万众之心;梁元帝萧绎可称皇帝藏书家，读书万卷，才学过人，一生著述多达四百余卷，藏书更是达到十四万册。可是当西魏兵临江陵城下时，他居然下令将藏书全部焚毁，铸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他发出如此心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其心思令后人难以揣度。
　　太平天国曾下诏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兴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由此，江南藏书楼几乎毁尽，持书者争相毁弃，以得保命。
　　朱棣倾全国之力编纂的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历经劫掠和焚毁，今天只残存约八百卷。
　　1932年1月28日晚上11点，日本飞机飞临上海狂轰滥炸。其时中国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同时，东方图书馆也陷入火海。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五十多万册书籍化为灰烬。
　　希特勒上台后制造了1933年的德国焚书反文明事件。政府动员大学生“把非德国精神从公共图书馆里清除干净”。5月10日，仅柏林一地就焚书2万余册，全国焚书总量不可胜数。
　　无独有偶。前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销毁了2400万册“有政治问题”的书籍。
　　十年浩劫时，随着破“四旧”的兴起，中国的图书也大难临头，遭难的图书无数。有如惊弓之鸟的图书主人不得不主动处理起他们的“挚爱”。在朶渔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这样的事例：某教授将一部宣纸精印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以16元转与他人;另一位教授忍痛将家藏书卷相当于白给了回收站，三轮车共拉了四十五趟，只卖了35块钱。
　　书之劫难百般花样。《陶庵梦忆》中张岱述说了自他高祖始家藏书籍三万余卷。他爷爷去世后，“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巢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张岱本人四十年间又聚书三万卷。清兵一到他避乱山野，“四十年所积，亦一日尽失。”
　　清末朱一新的藏书在两个儿子分家时，每一本书拦腰一切，谁也看不成。到了孙辈，论担售出，痕迹不留。
　　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中谈及：以刻印古籍驰名的汲古阁主人毛子晋的孙子煮茶时，竟然看上了《四唐人集》的雕版，每天劈一些烧一些，就这样把汲古阁彻底毁了。
　　一位出版社的社长跟我说，若干年前他们在为山西某村捐书一年后回访，发现村里抽烟的人都在用他们捐的书“卷大炮”……
　　时代昌明，悲剧难再。而今书籍内容又有了电子版承载，若想彻底毁之怕也不大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