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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将探讨三国故事由历史进化到小说的过程中。罗贯中截长补短、踵事增华的创作技巧，以及提出《三国演义》中“集团”的概念。
关键词：三国；集团；历史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3－91－94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中最优秀、最流行的一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导致有些学者在讨论三国的历史问题时，不举《三国志》中所记的史实，反而以《三国演义》的情节为佐证，对此，章学诚先生评道：“《三国演义》，则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其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
一、《三国演义》的“七分事实，三分虚构”
《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以及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历史小说的创作，在涉及历史之时，原则上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不可杜撰或捏造。否则，就不是历史小说了。但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不等于三国历史，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所以，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作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即使是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三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则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已是艺术的典型，就是所谓的“三分虚构”。《三国演义》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基本经验，也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历史到小说加工的过程。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提到：“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龙宜于讲说。”学界普遍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将元朝的《三国志平话》加以改编，而《三国志平话》，则是源于宋代说书人讲述三国故事的底本。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是经过漫长历史累积，揉合了《三国志》历史的真实性以及说书人“说三国”的故事性创作而成。
三国的故事在《三国演义》成书前，早在民间已经广泛的流传，《三国演义》成书后，更扩大了其影响力。满清人关之初，《三国演义》被翻译成满文，是八旗将领必读的军事宝典。除了在中国，早在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日本人湖南文山就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日文，这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此后三百年来，《三国演义》已经被亚、欧、美诸国翻译成各种文字，其中以日本、韩国受的影响最大。然而《三国演义》的大成功，却使得三国的正史——《三国志》，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忽略。
从隋唐开始，三国故事就是通俗文艺中最重要的创作素材，《大业拾遗记》中记载隋炀帝在曲水观看的“水饰”中，就有三国故事造型。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娇儿诗》中有这样两旬：“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三国故事流传之广泛，连儿童也相当熟悉。宋代苏轼《东坡志林》中提到：“王彭尝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由此可见，“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在宋朝已经为大众所接受，而并非是《三国演义》成书后才形成的观念。元代戏曲的兴盛，使三国题材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著名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郑光祖等人，都创作过三国戏。
在小说方面，宋代说书人“说三国”的底本未曾发现。现今发现最早的三国故事话本，是元朝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在此前后刊刻的《三分事略》。二书的内容、风格基本相同，应该是同一书在不同时期的两个刻本，而后代都以《三国志平话》为代表。《三国志平话》全书约八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卷，以刘蜀集团的兴衰为主线，全书叙述简略。文字粗糙，但是它却是第一本将众多三国故事串连在一起的著作，它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简单的雏型。《三国志平话》之后，就是经由罗贯中的改编润色而成的《三国演义》(又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演义》面世以来，三国的故事就都以其为定本，后人虽有毛宗岗父子的评改本，但大致上不脱离罗本的《三国演义》。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时期六十年间的历史，最初是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行，至北宋始合刻为一，并改称《三国志》。前人论《三国志》之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帝魏及改汉为蜀；二、因索米不成，不为丁仪、丁赓二人立传；三、因私憾之故，讥诸葛亮。本文不讨论陈寿作史时的用心，只看《三国志》书写之法，《三国志》与前史不同者，即创为“逼护之法”。《三国演义》承袭《三国志》之事，遇护方向却截然不同，《三国演义》极尽能事地“尊刘贬曹”，虽然这种倾向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形成，但也显示出了罗贯中在创作上的情感倾向。尽管拥护歌颂的对象不同，《三国志》的遇护之法的创作方式，对《三国演义》，已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国志平话》(以下简称《平话》)是讲史的文本，是说书人用来简单纪要或提示性的文字底本，所以《平话》的篇幅较《三国志》、《三国演义》都要短，分为卷上、卷中、卷下，以时间先后为叙述主轴，人物散落各处。剧情浅尝辄止，没有过多详细的描述。话本的形式特征对《三国演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夹杂“诗曰”来作为串场，“诗曰”有些是前人作品(例如杜甫的《蜀相》)，有些为前人诗文所未见，应为说书人的即兴创作(例如形容吕布的诗：一箭功成定太平，雄兵三万罢戈庭。当时骁勇无人及，至使清名后世称。)；二、平话中带有浓厚的神鬼宿命思想，如《平话》一开场以阴间审案，说明了汉被魏蜀吴瓜分，实为“来报高祖斩首冤”，来报仇的分别是西汉开国功臣彭越、韩信、英布等人，所以“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而负责审理此案的则是司马懿，象征了因果报应及最后的结果将是三分归晋。
二、《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塑造
由于《平话》的内容过于简略松散，无章无节，故笔者仅将《三国志=》及《三国演义》的章回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比较：
由以上图表可见，《三国志》以魏书为重心，《三国演义》以蜀汉的活动为重点，而蜀汉又以诸葛亮为其中心人物。本文就以诸葛亮作为一个范例，来演示《三国演义=》是如何分别截取《三国志》和《平话》的内容为己所用，而这又在《三国演义=》中造成怎样的小说效果。
(一)诸葛亮的登场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 诣亮，凡三往，乃见。
《三国志平话，卷中》：“先主、关、张三人与徐庶送路，离城十里酌别，不肯相舍；又送十里长亭酌别。先主犹有顾恋之心，问曰：‘先生何日再回?’徐庶曰：‘小生微末之人，何所念哉?今有二人，……先主问谁人。”
徐庶曰：“南有卧龙，北有凤雏，凤雏者庞统也；卧龙者诸葛也，见在南阳卧龙冈盖一茅庐，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可为军师。”先主听毕，大喜；与徐庶相别，却还新野。无数日，兄弟三人前往南阳卧龙冈去请诸葛有诗曰：“一言可以扶家国，几句良言立大邦。直北遥观金凤尾，向南宜视伏龙冈。话说中平十三年，春三月，皇叔引三千军同二弟兄，直至南阳邓州武荡山卧龙冈庵前下马，等候庵中人出来。”
与《三国志》、《平话》相比，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的出场则颇费周折。一般来说，诸葛亮从《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元直走马荐诸葛”，到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总共出现了69回。也有学者将诸葛亮出现的部分定为第三十五回到一百零五回，共71回。
《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中，刘备狼狈逃到新野，遇到隐者水镜，“水镜曰：‘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玄德急问曰：‘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曰：‘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曰：‘好，好。’玄德再问时，水镜曰：‘天色已晚，将军可于此暂宿一宵，明日当言之。”’，隔曰“玄德再问：‘伏龙、凤雏，果系何人?’水镜亦只笑曰：‘好!好!”’水镜的态度神秘，故意隐瞒姓名，诸葛亮也没有出现，但是已经埋下了很好的伏笔，挑起读者的好奇心，是十分成熟的小说写法。
第三十六回，徐庶辞别刘备，没想到又“正望间，忽见徐庶拍马而回。玄德曰：“元直复回，莫非无去意乎?”遂欣然拍马向前迎问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马谓玄德曰：“某因心绪如麻。忘却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敢烦元直为备请来相见。”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玄德闻徐庶之语，方悟司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梦初觉。引众将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至此方把水镜埋下的隐语写明。
这一部分，罗贯中取《三国志》一段：“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来衬托孔明的身价不凡；取《平话》的情节，踵事增华成“徐庶回马荐诸葛”一段，写了刘备爱惜人才的表现，徐庶忠孝难两全的内心挣扎，在这些冲突之下。才把诸葛亮正式推到读者面前，罗贯中对史料与故事结合的编写能力，信手拈来。为己所用。
(二)诸葛亮的辞世
作为正史，《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辞世写的很简单、准确：“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平话》中对诸葛亮的辞世则一贯地加入话本的玄迷色彩：“军师附耳低言，说与姜维言：‘我太岁大小运行。’军师引手下三千军离街亭约百里……令人唤出一娘娘，当面问：‘此处属那里?’娘娘言：‘祁山祁州凤翔府，此乃是黄婆店。’又问今岁好大雨。娘娘言：‘卧龙升天，岂无大雨?’娘娘又言：‘官人勿罪。岂不闻君亡白帝，臣死黄婆?’军师思，果有此言。又问西高山甚名?娘娘言：‘秋风五丈原也，言毕，娘娘化风而去，不知所在。军师军屯于上。军师自思：前者老妇所言，实为不祥。”最后孔明果然死于五丈原。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去世的片段集中在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本回中有著名的诸葛禳星、魏延踏灭七星灯的剧情。既极力描写了诸葛亮的神通广大，亦透露出“天命不可违”的道理，比起《三国志平话》的神鬼预言，在思想及创作手法上皆更胜一筹。
诸葛亮已经去世之后，在《平话》中写了一段“军师传书”给司马懿，说道：“吾死，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汉亡，魏亦灭，吴次之。尔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把司马懿给劝退，“以此司马各立边疆，不与汉争锋，还朝。”此情节被罗贯中编排人《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六回“武侯显圣定军山”，对象转换为钟会。诸葛亮显灵对钟会言：“吾有片言相告：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人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同样描写死后有灵，罗贯中吸取了《平话》的一段，将时间延至蜀汉即将灭亡的时候，更显诸葛亮至死对蜀汉的拳拳忠心与对蜀汉人民的爱护之情，深刻鲜明地将“两朝开济老臣心”表现的淋漓尽致。从《三国志》的历史客观叙述。经由《平话》的民间艺术加工，再到《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此人物创造注入了自己主观的倾慕与敬仰，最终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的形象。
三、《三国演义》中“集团”的概念
《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以纪传方式，将三国事分散在人物传记当中；《平话》将三国各事笼统混为一谈，可以说《三国志》是以人物为出发点，《平话》是以剧情为重心。而罗贯中则是巧妙地结合《三国志》和《平话》，以“集团”的方式来描述三国事，这是《三国演义》博采众家优点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概念。
“集团”的社会学定义为“集团是为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社会团体”㈠，《三国演义》的“三国”，其实就是刘备集团、曹操集团、孙权集团，“集团”的含义既概括了“三国”之人、事，还跨越了时间、空间的界限，为罗贯中叙述故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集团”对《三国演义》而言是最重要的依循，人物不以血缘为亲，而以“集团”为依归。譬如桃园三结义、曹操与夏侯悖、孙权与周瑜等的关系，对整个集团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有血缘关系的，如诸葛亮与诸葛瑾，分属不同的集团，虽然为同胞兄弟，但联系并不多。人物和故事跟“集团”的密不可分，而“集团”的发展也与个人关系息息相关。这样的叙述方法使复杂人物事件得以集中，再层层推开，剧情脉络清晰，而又能交互影响，使平白的叙述成为一个有机体。
清史专家杨启樵曾提到对历史小说的看法：“令人诧异的是，(作者)一方面依据史实，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另一方面则完全脱轨，纯粹属于个人想象。当然这是小说，并非历史重现，因此添枝加叶、移花接木，自可允许。”其后又提到：“然而历史小说加工不能不有限度，故事中人物若是虚，容易发挥；若实有其人、确有其事，便会受到一定的拘束。”历史小说不同于一般可天马行空想象的小说，历史小说必需受到“历史中的真实”限制，全部根据史书的创作，虽有可信度，但却味同嚼蜡。《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在于罗贯中运用灵活的创作手法，利用“集团”的概念巧妙地结合历史与故事、人物与剧情，使小说中真实性与故事性兼备，在不影响史实的情况下，达到小说创作的成功，在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都是独一无二的。
关键词：三国；集团；历史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3－91－94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中最优秀、最流行的一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导致有些学者在讨论三国的历史问题时，不举《三国志》中所记的史实，反而以《三国演义》的情节为佐证，对此，章学诚先生评道：“《三国演义》，则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其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
一、《三国演义》的“七分事实，三分虚构”
《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以及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历史小说的创作，在涉及历史之时，原则上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不可杜撰或捏造。否则，就不是历史小说了。但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不等于三国历史，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所以，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作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即使是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三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则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已是艺术的典型，就是所谓的“三分虚构”。《三国演义》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基本经验，也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历史到小说加工的过程。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提到：“说《三国志》者，在宋已甚盛，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楚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故龙宜于讲说。”学界普遍认为，《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将元朝的《三国志平话》加以改编，而《三国志平话》，则是源于宋代说书人讲述三国故事的底本。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国演义》是经过漫长历史累积，揉合了《三国志》历史的真实性以及说书人“说三国”的故事性创作而成。
三国的故事在《三国演义》成书前，早在民间已经广泛的流传，《三国演义》成书后，更扩大了其影响力。满清人关之初，《三国演义》被翻译成满文，是八旗将领必读的军事宝典。除了在中国，早在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日本人湖南文山就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日文，这是《三国演义》最早的外文译本。此后三百年来，《三国演义》已经被亚、欧、美诸国翻译成各种文字，其中以日本、韩国受的影响最大。然而《三国演义》的大成功，却使得三国的正史——《三国志》，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忽略。
从隋唐开始，三国故事就是通俗文艺中最重要的创作素材，《大业拾遗记》中记载隋炀帝在曲水观看的“水饰”中，就有三国故事造型。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娇儿诗》中有这样两旬：“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三国故事流传之广泛，连儿童也相当熟悉。宋代苏轼《东坡志林》中提到：“王彭尝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由此可见，“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在宋朝已经为大众所接受，而并非是《三国演义》成书后才形成的观念。元代戏曲的兴盛，使三国题材创作有了更大的发展，著名的剧作家如关汉卿、王实甫、郑光祖等人，都创作过三国戏。
在小说方面，宋代说书人“说三国”的底本未曾发现。现今发现最早的三国故事话本，是元朝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以及在此前后刊刻的《三分事略》。二书的内容、风格基本相同，应该是同一书在不同时期的两个刻本，而后代都以《三国志平话》为代表。《三国志平话》全书约八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卷，以刘蜀集团的兴衰为主线，全书叙述简略。文字粗糙，但是它却是第一本将众多三国故事串连在一起的著作，它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简单的雏型。《三国志平话》之后，就是经由罗贯中的改编润色而成的《三国演义》(又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本)。《三国演义》面世以来，三国的故事就都以其为定本，后人虽有毛宗岗父子的评改本，但大致上不脱离罗本的《三国演义》。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分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时期六十年间的历史，最初是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行，至北宋始合刻为一，并改称《三国志》。前人论《三国志》之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帝魏及改汉为蜀；二、因索米不成，不为丁仪、丁赓二人立传；三、因私憾之故，讥诸葛亮。本文不讨论陈寿作史时的用心，只看《三国志》书写之法，《三国志》与前史不同者，即创为“逼护之法”。《三国演义》承袭《三国志》之事，遇护方向却截然不同，《三国演义》极尽能事地“尊刘贬曹”，虽然这种倾向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形成，但也显示出了罗贯中在创作上的情感倾向。尽管拥护歌颂的对象不同，《三国志》的遇护之法的创作方式，对《三国演义》，已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国志平话》(以下简称《平话》)是讲史的文本，是说书人用来简单纪要或提示性的文字底本，所以《平话》的篇幅较《三国志》、《三国演义》都要短，分为卷上、卷中、卷下，以时间先后为叙述主轴，人物散落各处。剧情浅尝辄止，没有过多详细的描述。话本的形式特征对《三国演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夹杂“诗曰”来作为串场，“诗曰”有些是前人作品(例如杜甫的《蜀相》)，有些为前人诗文所未见，应为说书人的即兴创作(例如形容吕布的诗：一箭功成定太平，雄兵三万罢戈庭。当时骁勇无人及，至使清名后世称。)；二、平话中带有浓厚的神鬼宿命思想，如《平话》一开场以阴间审案，说明了汉被魏蜀吴瓜分，实为“来报高祖斩首冤”，来报仇的分别是西汉开国功臣彭越、韩信、英布等人，所以“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而负责审理此案的则是司马懿，象征了因果报应及最后的结果将是三分归晋。
二、《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塑造
由于《平话》的内容过于简略松散，无章无节，故笔者仅将《三国志=》及《三国演义》的章回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比较：
由以上图表可见，《三国志》以魏书为重心，《三国演义》以蜀汉的活动为重点，而蜀汉又以诸葛亮为其中心人物。本文就以诸葛亮作为一个范例，来演示《三国演义=》是如何分别截取《三国志》和《平话》的内容为己所用，而这又在《三国演义=》中造成怎样的小说效果。
(一)诸葛亮的登场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 诣亮，凡三往，乃见。
《三国志平话，卷中》：“先主、关、张三人与徐庶送路，离城十里酌别，不肯相舍；又送十里长亭酌别。先主犹有顾恋之心，问曰：‘先生何日再回?’徐庶曰：‘小生微末之人，何所念哉?今有二人，……先主问谁人。”
徐庶曰：“南有卧龙，北有凤雏，凤雏者庞统也；卧龙者诸葛也，见在南阳卧龙冈盖一茅庐，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可为军师。”先主听毕，大喜；与徐庶相别，却还新野。无数日，兄弟三人前往南阳卧龙冈去请诸葛有诗曰：“一言可以扶家国，几句良言立大邦。直北遥观金凤尾，向南宜视伏龙冈。话说中平十三年，春三月，皇叔引三千军同二弟兄，直至南阳邓州武荡山卧龙冈庵前下马，等候庵中人出来。”
与《三国志》、《平话》相比，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的出场则颇费周折。一般来说，诸葛亮从《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元直走马荐诸葛”，到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总共出现了69回。也有学者将诸葛亮出现的部分定为第三十五回到一百零五回，共71回。
《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中，刘备狼狈逃到新野，遇到隐者水镜，“水镜曰：‘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玄德急问曰：‘奇才安在?果系何人?’水镜曰：‘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曰：‘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曰：‘好，好。’玄德再问时，水镜曰：‘天色已晚，将军可于此暂宿一宵，明日当言之。”’，隔曰“玄德再问：‘伏龙、凤雏，果系何人?’水镜亦只笑曰：‘好!好!”’水镜的态度神秘，故意隐瞒姓名，诸葛亮也没有出现，但是已经埋下了很好的伏笔，挑起读者的好奇心，是十分成熟的小说写法。
第三十六回，徐庶辞别刘备，没想到又“正望间，忽见徐庶拍马而回。玄德曰：“元直复回，莫非无去意乎?”遂欣然拍马向前迎问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马谓玄德曰：“某因心绪如麻。忘却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玄德曰：“敢烦元直为备请来相见。”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玄德闻徐庶之语，方悟司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梦初觉。引众将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至此方把水镜埋下的隐语写明。
这一部分，罗贯中取《三国志》一段：“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来衬托孔明的身价不凡；取《平话》的情节，踵事增华成“徐庶回马荐诸葛”一段，写了刘备爱惜人才的表现，徐庶忠孝难两全的内心挣扎，在这些冲突之下。才把诸葛亮正式推到读者面前，罗贯中对史料与故事结合的编写能力，信手拈来。为己所用。
(二)诸葛亮的辞世
作为正史，《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辞世写的很简单、准确：“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平话》中对诸葛亮的辞世则一贯地加入话本的玄迷色彩：“军师附耳低言，说与姜维言：‘我太岁大小运行。’军师引手下三千军离街亭约百里……令人唤出一娘娘，当面问：‘此处属那里?’娘娘言：‘祁山祁州凤翔府，此乃是黄婆店。’又问今岁好大雨。娘娘言：‘卧龙升天，岂无大雨?’娘娘又言：‘官人勿罪。岂不闻君亡白帝，臣死黄婆?’军师思，果有此言。又问西高山甚名?娘娘言：‘秋风五丈原也，言毕，娘娘化风而去，不知所在。军师军屯于上。军师自思：前者老妇所言，实为不祥。”最后孔明果然死于五丈原。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去世的片段集中在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本回中有著名的诸葛禳星、魏延踏灭七星灯的剧情。既极力描写了诸葛亮的神通广大，亦透露出“天命不可违”的道理，比起《三国志平话》的神鬼预言，在思想及创作手法上皆更胜一筹。
诸葛亮已经去世之后，在《平话》中写了一段“军师传书”给司马懿，说道：“吾死，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汉亡，魏亦灭，吴次之。尔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把司马懿给劝退，“以此司马各立边疆，不与汉争锋，还朝。”此情节被罗贯中编排人《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六回“武侯显圣定军山”，对象转换为钟会。诸葛亮显灵对钟会言：“吾有片言相告：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人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同样描写死后有灵，罗贯中吸取了《平话》的一段，将时间延至蜀汉即将灭亡的时候，更显诸葛亮至死对蜀汉的拳拳忠心与对蜀汉人民的爱护之情，深刻鲜明地将“两朝开济老臣心”表现的淋漓尽致。从《三国志》的历史客观叙述。经由《平话》的民间艺术加工，再到《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此人物创造注入了自己主观的倾慕与敬仰，最终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的形象。
三、《三国演义》中“集团”的概念
《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以纪传方式，将三国事分散在人物传记当中；《平话》将三国各事笼统混为一谈，可以说《三国志》是以人物为出发点，《平话》是以剧情为重心。而罗贯中则是巧妙地结合《三国志》和《平话》，以“集团”的方式来描述三国事，这是《三国演义》博采众家优点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概念。
“集团”的社会学定义为“集团是为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社会团体”㈠，《三国演义》的“三国”，其实就是刘备集团、曹操集团、孙权集团，“集团”的含义既概括了“三国”之人、事，还跨越了时间、空间的界限，为罗贯中叙述故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集团”对《三国演义》而言是最重要的依循，人物不以血缘为亲，而以“集团”为依归。譬如桃园三结义、曹操与夏侯悖、孙权与周瑜等的关系，对整个集团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有血缘关系的，如诸葛亮与诸葛瑾，分属不同的集团，虽然为同胞兄弟，但联系并不多。人物和故事跟“集团”的密不可分，而“集团”的发展也与个人关系息息相关。这样的叙述方法使复杂人物事件得以集中，再层层推开，剧情脉络清晰，而又能交互影响，使平白的叙述成为一个有机体。
清史专家杨启樵曾提到对历史小说的看法：“令人诧异的是，(作者)一方面依据史实，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另一方面则完全脱轨，纯粹属于个人想象。当然这是小说，并非历史重现，因此添枝加叶、移花接木，自可允许。”其后又提到：“然而历史小说加工不能不有限度，故事中人物若是虚，容易发挥；若实有其人、确有其事，便会受到一定的拘束。”历史小说不同于一般可天马行空想象的小说，历史小说必需受到“历史中的真实”限制，全部根据史书的创作，虽有可信度，但却味同嚼蜡。《三国演义》的成功之处在于罗贯中运用灵活的创作手法，利用“集团”的概念巧妙地结合历史与故事、人物与剧情，使小说中真实性与故事性兼备，在不影响史实的情况下，达到小说创作的成功，在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都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