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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从科举制度层面透析太平军军兴之因，用史实揭示了清廷通过大开捐纳和竭力恢复科举制的整合和控制功能，赢得了大多士绅的归附，打赢了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但这也造成了官民流动机制的变异，清廷功利政治的泛滥。它拓宽了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研究视野，对全面认识晚清政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 晚清 科举制 捐纳 士绅阶层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16-19
近年来，有关晚清科举与捐纳的论著不断问世，但专门就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科举制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的论文较为鲜见。本文拟通过展现晚清科举制的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变化与太平天国兴衰之关系，诠释官民流动机制的通畅对清廷的重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兼论清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推行捐纳举措之得与失，以期窥探晚清政治发展走向及清政府的覆亡原因。
所谓士绅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在乡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皆属于士绅阶层。捐纳，又名赀选、开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统治者拟定事例，定出价格，按既定条件和程序公开出售。捐输则是指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事项(军务、河工、赈灾)，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动员士绅商民缴纳一定数额的银粮钱物以报效政府，政府按其报效数目给予相应奖叙(或于个人封官赏衔，或对地方增广学额)的做法。就其实质而言，捐纳与捐输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后者常适用于特定时期的特定事项，带有某种强制的性质。
一、晚清科举式微与太平军兴
1851年1月，洪、杨等人揭竿金田后，其旌戈所及，竞席卷大半个江南。究太平军军兴之因，部分是因为晚清政府实现官民流动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对士绅阶层的控制和整合功能的急剧削弱。
科举制发展到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言，蔓言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清统治者“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故仍力行八股取士。但八股取士的“徒空言而不实用”，不仅使其人才选拔功能受损，科考的腐败更令许多士人对清政府心寒。“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日关目，大小试皆有之。京师尤甚，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这样，经世之才多与政坛无缘，嘉道年间的晚清政坛竞出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衙无才商”的怪相状。有学者统计，1850年全国约200万考生参加的县试仅3万人(1.5％)取得生员资格，继而仅有1500人(5％)通过省城乡试，在京城会试的夺标者不过300人，即最终有机会成功的士子约为1／6000t。即便成功杀出科考重围，各部部属亦“多至不可胜计，到部三年，乃得奏留，又迟至十余年，乃得补一缺”。伴随人口膨胀而衍生的庞大士人队伍因科考的僧多粥少而难以实现他们的壮志雄心，遂心怀怨望。这样，步人19世纪后，科举制的运转日益陷入窘境。既不能有效吸取士绅人才“治国平天下”、更不能安抚失意士绅之际，科举制对士绅们的控制和整合机能急剧削弱。政府与基层社会的隔阂日深，落第士人洪秀全、冯云山等辈为实现自己的勃勃雄心，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清廷对科举和捐纳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天国政权之陨落
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拉拢士人，清政府大开“异途”和“正途”的入仕之门，并力图使二者相得益彰。其结果是不仅暂时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困难，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的人才匮乏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科举制的活力，使之不仅能吸取士绅人才“治国平天下”，还能安抚失意士绅。大多数士绅因此被拉人清王朝阵营，清政府与基层社会的联系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增强。太平天国政权则因之而失去了当时乡村控制的主导型力量——士绅阶层，天国政权的陨落也与之密切相关。
早在1851年1月，清廷鉴于军费告罄，就允许广西当局在其省城就近设立捐输分局收捐，以“优加奖励绅士商民有能自为团练并出资协助军需者”。捐纳成为清廷募集军需解决财政困难的最佳手段。因广西粮荒严重，清廷一度在广西设“米捐”来解军粮之急。随着太平军势力的壮大，清政府的财政也日益陷入窘境。1853年6月，太平军攻克安庆后，户部密奏说，“军兴三年，糜饷已达2963万两，盘点银库，截止6月12日仅存银22700余两，连正常行政费用也无法开支了”。由于“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当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清政府财政顿时面临灭顶之灾。清廷为了维持统治机器的运转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不得不广开捐纳，把捐纳由两广推广到全国。“军需孔亟，增开筹饷事例，奏令各省绅商捐助军饷……核其捐资之多寡，分别奏请破格施恩。”因虚衔已难获士绅们的广泛响应，朝廷决定在以虚衔笼络捐资助饷者的同时，又实行实官捐纳。但“乡民无知，往往因部照未到，疑经手者或有情弊，故捐生愈观望不前”…0。朝廷遂应地方官之请，把部照直接发到地方，以随时随地劝捐。在开捐收银不多，仍然难解其“饷荒”之际，清政府被迫对捐纳不断减成折收。“凡实职、虚衔、贡、监减二成，再减一成；升衔各项减四成，再减一成；捐米每石作银四两四钱。”
朝廷此举不仅缓解了军费困难，还开发了士绅资源。因地方办团无疑又是一大笔开支，中央财政对此无能为力。小民“倚财如命”，即使“苦口劝谕，犹迟疑而不应”。强行摊派赋税又势必助长基层社会秩序的失范，把农民推人太平军阵营，重蹈明亡之覆辙。“凡团练壮丁，设立团总所需口粮等项，即在于各保内殷实之家银谷米粮量力捐出，各从其便，以供支用”。因此，虽有部分团练经费由摊派而来，但其“主要依靠捐资凑集，而捐资又主要来源于绅士”。“劝捐”成为地方武装的主要饷源。早期的湘军也“专恃劝捐一途，以济口食之需”。“劝捐”所得为湘军的初期成长提供了“母乳”。捐纳也为捐选官员施加了压力和责任。许多士绅为一搏仕途，不惜倾家荡产捐资买官。他们既破产以获官职，则视其为身家性命，拼死为清廷卖命。在太平天国与清廷争夺激烈的地区，捐纳也成为清王朝对天国政权凌厉的政治攻势。办团士绅因捐纳威望剧增，他们因之而能有效“部勒乡民”，指挥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披上“捐员”外衣之后，他们更坚定了为清廷卖命的反动立场。这些人在与太平军作战时特别卖力。捐纳的推行也使富商和庶民地主有可能凭借经济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吸收进士绅阶层中来，从而增强地方富豪对政权的向心力。这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其功能表现得尤为明显。松江府方家窑富户金国钧纳赀捐官后，“纠合族党，结盟御寇(指太平军)”，全族老少皆为清战死。又如，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使广西秩序陷入瘫痪状态，清政府谕令将当年广西乡试推迟到来年举行，直到1856年(咸丰六年)方能予以补考。后因太平天国政权屡次举行科举考试，延揽人才，为了与之展开政治攻势，清廷不得不重视科举制对士绅们的控制和整合功能，以此 “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抚转徙无归之民”。在科举方面及时采取了许多得力措施来安抚士人，吸纳人才。自太平军军兴以后，清廷在北京的会试和乡试一次也没有中止过。受起义冲击的地区乡试虽然被推迟，但形势一有转机，朝廷就诏令在这些地方举行专门的补考。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举行了补考。按规定应于1855年在南京举行的江南省(即后来的江苏、安徽两省)、江西省两省补考也于1859年借浙江杭州举行。清军克复南京后，于1864年11月补行乡试，“南京考棚未坏，当是时应试者不少，中式加倍前额川”。清军攻陷太平天国占领区之后，总会设法把太平军占领期间该地因而停办的历届科举全部予以补齐。到1870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补齐。由于乡试功名能铺就入仕之阶，这些及时举行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纷纷倒向清政府。官民流动机制的畅通又恢复了清王朝对士人的内聚力。
为了鼓动地方士绅效忠清王朝，清廷自1853年就批准了长期增加地方文武生员的学额。各省“凡绅士商民捐资助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乡试学额各一名；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即递行推展；捐数较多，展至数次尤有赢余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增加永定广额。”“办团士绅其有殷情报效者，或加学额，或即奖叙，均着照所拟办理”。由此可见，增广文武学额主要适用那些捐输较多、积极抗拒太平军的州县。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因湖南办理捐输颇有成效，湖南各府州县通过捐纳增广的学额达418人。自咸丰二年至同治三年(1852—1864年)，湖南共永广学额276名。湖南湘乡是湘军的老窝，随湘军出征立功将士最多，捐输尤为积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通计共永广文童学额十三名，武童学额共十三名。当时胡林翼所辖武昌府属下之江县、武昌、大冶等州县团练，因“俱能固守，盘查奸细，侦探贼踪，与官兵为声援”，而于成丰八年(1858年)都被获准加文武学额一至二名。这些措施对那些痴迷科举功名的士子极具诱惑，恢复和增强了清政府与士人之间的亲密联系。它使天国所辖士绅群体纷纷反水，投靠清王朝。天国政权对农村占领区的控制能量大为消弱。在社会话语权和族权均被士绅阶层掌握的晚清乡村宗法社会语境里，通过联合和拉拢士绅阶层，清廷打赢了其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
三、科举和捐纳运行机制的变异与功利政治之泛滥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大开捐纳造成了官僚队伍的不断膨胀，仕途的拥挤不堪。在太平军起义之前，110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35万人是捐纳者；但在太平军起义后，145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53万人是新近捐纳者，占总数的36％，新增18万人，在有职衔者中，捐纳比例更高达66％。1860年以后，通过捐纳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人数。太平天国运动亦成为清朝官民流动机制变异的转折点。“自咸同东南兵事起，听百姓输财买爵，于是仕途猥杂，一县至不可胜计”。“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二十六、七元，后跌到二十二、三元，六十日到照，惟以钞要上库，虚衔实职亦然”。“于是有银捐新班、尽先、遇缺等项，输银不过六成有奇，选用之优他途莫及”。异途捐纳日渐挤压着科举制的生存空间，本为正途的科举制在实践中反而日益被边缘化了。如《清史稿》所述：“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淆杂矣”。这导致“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即补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无终身差委之期，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试者”。官民流动机制的畸形运转使贫困的有才之士难以获得升迁机会，士人们对科举的向心力日益下降，对清廷的不满与日俱增。正如晚清文人孙兆熊所言，捐纳令“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
传统政治体制的吸纳人才机能因之而日趋消退，投机之徒充斥政坛。“目今仕途壅塞，小人拥挤，贤人屏退，其何故也?盖士人多贫，益发无力趋附，捐班固富，孝敬无所不至，得缺竭力搜罗。”大部分捐员均以“讲本求利”为己任，他们一旦“补得实缺”，就会肆无忌弹地大肆搜刮，其势“如委群羊与饿虎口，虽有强弓毒矢在其后，亦必吞噬而有所不顾”。“竞有市井、驵侩及劣幕、蠹书、土痞、无赖、舆台、仆隶之徒亦皆张罗杂凑，溷入仕途”。“至捐生清白与否，向日例应查取，今亦视为具文”。这导致清政府官吏的素质和能力的严重下降。其统治机制因之而削弱，统治机器运转也日趋僵化。法令制度名存实亡，潜规则充斥政坛。许多官员的权力逐渐异化为搜刮民脂民膏的“资本”。对此，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曾指出，“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需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即可立致显荣。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矣”。这种状况的蔓延使清政府的权威光环日趋黯淡，它对民众的公信力也日益退失。“小民因此藐视官长，强邻因此非笑中华”。政治权威的流失使之对民众的凝聚力锐减，其改革举措很难得到民众响应。为扭转局势而推行的清末新政也因捐纳的盛行而功亏一篑。捐纳的泛滥使清中央政府陷入权威危机的困境，捐纳所滋长的政治腐败更为如火如荼的清末革命增加助推力。
因太平军军兴而大开的捐纳悄然吞噬着传统政治的运行能量，它使传统政治的运行日趋“畸形化”和“功利化”。传统政治的内核——传统道德在与功利政治的较量中渐处下风。捐纳的泛滥虽是清政府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实用主义措施，但这实际上表明短视性的功利政治行为日益获得政界的认同。在钱财和人才的双重匮乏压力下，“缺乏政治远见的国家权力中枢，只能舍远求近的从‘功利’目的出发选择‘财源’而不顾及人才制度的终极目标”。功利政治不仅因捐纳在政坛站稳了阵脚，还日益挤压着传统儒家政治的“道统”地位。晚清捐纳的盛行使政坛逐渐为“上以利招，下以利应”的氛围所左右。这种功利政治还助长了拒绝变革的惰性。捐纳的泛滥极大的延缓了清财政改革进程。传统的惰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使之难以启动新的财政制度，反而寄望于其祖宗限制使用的捐纳制来凝聚和开发民财。但捐纳所扩充的庞大官僚队伍则极大地消耗了财政收入，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夫至以官为市，则剥民以自奉，损国以肥己，固其所也。……且今之捐例益广，而国用益亏，何也?天下多一贪污之吏，即多无穷失业之民，以致啸聚而为变，比其剪除，而糜饷已巨万矣。又或亏损公项，动以万计，逾其所捐数倍”。这导致晚清人事制度运转的畸形化，也使统治者无意于探求新的富国路径，效仿西方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纵观晚清社会转型历程，清政府总是力图把传统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理论支柱，以促成其统治秩序的和谐。但它在政治实践中又屡屡受制于功利思想，往往不自觉的抛弃了儒家思想。“传统的统治阶级的‘德治’在晚清捐纳官员中被‘功利主义’彻底覆盖了”。在捐选官员日益成为清政府的主流构成之际，功利政治的土壤也随之在清政治大厦中潜滋暗长。到后来晚清政府的改革也屡受功利政治所左右。在大权旁落、功利政治又吞噬掉传统政治效忠于天子的信条之际，清政府再也无力维系其统治了。
关键词：太平天国运动 晚清 科举制 捐纳 士绅阶层
中图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16-19
近年来，有关晚清科举与捐纳的论著不断问世，但专门就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科举制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的论文较为鲜见。本文拟通过展现晚清科举制的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变化与太平天国兴衰之关系，诠释官民流动机制的通畅对清廷的重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兼论清廷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推行捐纳举措之得与失，以期窥探晚清政治发展走向及清政府的覆亡原因。
所谓士绅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在乡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皆属于士绅阶层。捐纳，又名赀选、开纳，即人们所说的卖官鬻爵。它通常由统治者拟定事例，定出价格，按既定条件和程序公开出售。捐输则是指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事项(军务、河工、赈灾)，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动员士绅商民缴纳一定数额的银粮钱物以报效政府，政府按其报效数目给予相应奖叙(或于个人封官赏衔，或对地方增广学额)的做法。就其实质而言，捐纳与捐输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后者常适用于特定时期的特定事项，带有某种强制的性质。
一、晚清科举式微与太平军兴
1851年1月，洪、杨等人揭竿金田后，其旌戈所及，竞席卷大半个江南。究太平军军兴之因，部分是因为晚清政府实现官民流动的主要途径——科举制对士绅阶层的控制和整合功能的急剧削弱。
科举制发展到太平天国运动前夕，“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言，蔓言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清统治者“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故仍力行八股取士。但八股取士的“徒空言而不实用”，不仅使其人才选拔功能受损，科考的腐败更令许多士人对清政府心寒。“考官之于士子，先期约定符号，于试时标明卷中，谓之关节，亦日关目，大小试皆有之。京师尤甚，每届科场，送关节者纷纷皆是”。这样，经世之才多与政坛无缘，嘉道年间的晚清政坛竞出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衙无才商”的怪相状。有学者统计，1850年全国约200万考生参加的县试仅3万人(1.5％)取得生员资格，继而仅有1500人(5％)通过省城乡试，在京城会试的夺标者不过300人，即最终有机会成功的士子约为1／6000t。即便成功杀出科考重围，各部部属亦“多至不可胜计，到部三年，乃得奏留，又迟至十余年，乃得补一缺”。伴随人口膨胀而衍生的庞大士人队伍因科考的僧多粥少而难以实现他们的壮志雄心，遂心怀怨望。这样，步人19世纪后，科举制的运转日益陷入窘境。既不能有效吸取士绅人才“治国平天下”、更不能安抚失意士绅之际，科举制对士绅们的控制和整合机能急剧削弱。政府与基层社会的隔阂日深，落第士人洪秀全、冯云山等辈为实现自己的勃勃雄心，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清廷对科举和捐纳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天国政权之陨落
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拉拢士人，清政府大开“异途”和“正途”的入仕之门，并力图使二者相得益彰。其结果是不仅暂时缓解了清廷的财政困难，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的人才匮乏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科举制的活力，使之不仅能吸取士绅人才“治国平天下”，还能安抚失意士绅。大多数士绅因此被拉人清王朝阵营，清政府与基层社会的联系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增强。太平天国政权则因之而失去了当时乡村控制的主导型力量——士绅阶层，天国政权的陨落也与之密切相关。
早在1851年1月，清廷鉴于军费告罄，就允许广西当局在其省城就近设立捐输分局收捐，以“优加奖励绅士商民有能自为团练并出资协助军需者”。捐纳成为清廷募集军需解决财政困难的最佳手段。因广西粮荒严重，清廷一度在广西设“米捐”来解军粮之急。随着太平军势力的壮大，清政府的财政也日益陷入窘境。1853年6月，太平军攻克安庆后，户部密奏说，“军兴三年，糜饷已达2963万两，盘点银库，截止6月12日仅存银22700余两，连正常行政费用也无法开支了”。由于“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当太平军定都天京以后，清政府财政顿时面临灭顶之灾。清廷为了维持统治机器的运转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不得不广开捐纳，把捐纳由两广推广到全国。“军需孔亟，增开筹饷事例，奏令各省绅商捐助军饷……核其捐资之多寡，分别奏请破格施恩。”因虚衔已难获士绅们的广泛响应，朝廷决定在以虚衔笼络捐资助饷者的同时，又实行实官捐纳。但“乡民无知，往往因部照未到，疑经手者或有情弊，故捐生愈观望不前”…0。朝廷遂应地方官之请，把部照直接发到地方，以随时随地劝捐。在开捐收银不多，仍然难解其“饷荒”之际，清政府被迫对捐纳不断减成折收。“凡实职、虚衔、贡、监减二成，再减一成；升衔各项减四成，再减一成；捐米每石作银四两四钱。”
朝廷此举不仅缓解了军费困难，还开发了士绅资源。因地方办团无疑又是一大笔开支，中央财政对此无能为力。小民“倚财如命”，即使“苦口劝谕，犹迟疑而不应”。强行摊派赋税又势必助长基层社会秩序的失范，把农民推人太平军阵营，重蹈明亡之覆辙。“凡团练壮丁，设立团总所需口粮等项，即在于各保内殷实之家银谷米粮量力捐出，各从其便，以供支用”。因此，虽有部分团练经费由摊派而来，但其“主要依靠捐资凑集，而捐资又主要来源于绅士”。“劝捐”成为地方武装的主要饷源。早期的湘军也“专恃劝捐一途，以济口食之需”。“劝捐”所得为湘军的初期成长提供了“母乳”。捐纳也为捐选官员施加了压力和责任。许多士绅为一搏仕途，不惜倾家荡产捐资买官。他们既破产以获官职，则视其为身家性命，拼死为清廷卖命。在太平天国与清廷争夺激烈的地区，捐纳也成为清王朝对天国政权凌厉的政治攻势。办团士绅因捐纳威望剧增，他们因之而能有效“部勒乡民”，指挥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披上“捐员”外衣之后，他们更坚定了为清廷卖命的反动立场。这些人在与太平军作战时特别卖力。捐纳的推行也使富商和庶民地主有可能凭借经济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吸收进士绅阶层中来，从而增强地方富豪对政权的向心力。这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其功能表现得尤为明显。松江府方家窑富户金国钧纳赀捐官后，“纠合族党，结盟御寇(指太平军)”，全族老少皆为清战死。又如，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使广西秩序陷入瘫痪状态，清政府谕令将当年广西乡试推迟到来年举行，直到1856年(咸丰六年)方能予以补考。后因太平天国政权屡次举行科举考试，延揽人才，为了与之展开政治攻势，清廷不得不重视科举制对士绅们的控制和整合功能，以此 “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抚转徙无归之民”。在科举方面及时采取了许多得力措施来安抚士人，吸纳人才。自太平军军兴以后，清廷在北京的会试和乡试一次也没有中止过。受起义冲击的地区乡试虽然被推迟，但形势一有转机，朝廷就诏令在这些地方举行专门的补考。湖南早在1857年初就举行了补考。按规定应于1855年在南京举行的江南省(即后来的江苏、安徽两省)、江西省两省补考也于1859年借浙江杭州举行。清军克复南京后，于1864年11月补行乡试，“南京考棚未坏，当是时应试者不少，中式加倍前额川”。清军攻陷太平天国占领区之后，总会设法把太平军占领期间该地因而停办的历届科举全部予以补齐。到1870年，几乎所有中断的考试都已补齐。由于乡试功名能铺就入仕之阶，这些及时举行的补考使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前程纷纷倒向清政府。官民流动机制的畅通又恢复了清王朝对士人的内聚力。
为了鼓动地方士绅效忠清王朝，清廷自1853年就批准了长期增加地方文武生员的学额。各省“凡绅士商民捐资助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二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乡试学额各一名；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即递行推展；捐数较多，展至数次尤有赢余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增加永定广额。”“办团士绅其有殷情报效者，或加学额，或即奖叙，均着照所拟办理”。由此可见，增广文武学额主要适用那些捐输较多、积极抗拒太平军的州县。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因湖南办理捐输颇有成效，湖南各府州县通过捐纳增广的学额达418人。自咸丰二年至同治三年(1852—1864年)，湖南共永广学额276名。湖南湘乡是湘军的老窝，随湘军出征立功将士最多，捐输尤为积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通计共永广文童学额十三名，武童学额共十三名。当时胡林翼所辖武昌府属下之江县、武昌、大冶等州县团练，因“俱能固守，盘查奸细，侦探贼踪，与官兵为声援”，而于成丰八年(1858年)都被获准加文武学额一至二名。这些措施对那些痴迷科举功名的士子极具诱惑，恢复和增强了清政府与士人之间的亲密联系。它使天国所辖士绅群体纷纷反水，投靠清王朝。天国政权对农村占领区的控制能量大为消弱。在社会话语权和族权均被士绅阶层掌握的晚清乡村宗法社会语境里，通过联合和拉拢士绅阶层，清廷打赢了其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
三、科举和捐纳运行机制的变异与功利政治之泛滥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大开捐纳造成了官僚队伍的不断膨胀，仕途的拥挤不堪。在太平军起义之前，110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35万人是捐纳者；但在太平军起义后，145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当中有53万人是新近捐纳者，占总数的36％，新增18万人，在有职衔者中，捐纳比例更高达66％。1860年以后，通过捐纳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人数。太平天国运动亦成为清朝官民流动机制变异的转折点。“自咸同东南兵事起，听百姓输财买爵，于是仕途猥杂，一县至不可胜计”。“报捐监生，京庄收兑者不过二十六、七元，后跌到二十二、三元，六十日到照，惟以钞要上库，虚衔实职亦然”。“于是有银捐新班、尽先、遇缺等项，输银不过六成有奇，选用之优他途莫及”。异途捐纳日渐挤压着科举制的生存空间，本为正途的科举制在实践中反而日益被边缘化了。如《清史稿》所述：“中叶而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淆杂矣”。这导致“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即补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无终身差委之期，贫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试者”。官民流动机制的畸形运转使贫困的有才之士难以获得升迁机会，士人们对科举的向心力日益下降，对清廷的不满与日俱增。正如晚清文人孙兆熊所言，捐纳令“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
传统政治体制的吸纳人才机能因之而日趋消退，投机之徒充斥政坛。“目今仕途壅塞，小人拥挤，贤人屏退，其何故也?盖士人多贫，益发无力趋附，捐班固富，孝敬无所不至，得缺竭力搜罗。”大部分捐员均以“讲本求利”为己任，他们一旦“补得实缺”，就会肆无忌弹地大肆搜刮，其势“如委群羊与饿虎口，虽有强弓毒矢在其后，亦必吞噬而有所不顾”。“竞有市井、驵侩及劣幕、蠹书、土痞、无赖、舆台、仆隶之徒亦皆张罗杂凑，溷入仕途”。“至捐生清白与否，向日例应查取，今亦视为具文”。这导致清政府官吏的素质和能力的严重下降。其统治机制因之而削弱，统治机器运转也日趋僵化。法令制度名存实亡，潜规则充斥政坛。许多官员的权力逐渐异化为搜刮民脂民膏的“资本”。对此，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曾指出，“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需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即可立致显荣。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矣”。这种状况的蔓延使清政府的权威光环日趋黯淡，它对民众的公信力也日益退失。“小民因此藐视官长，强邻因此非笑中华”。政治权威的流失使之对民众的凝聚力锐减，其改革举措很难得到民众响应。为扭转局势而推行的清末新政也因捐纳的盛行而功亏一篑。捐纳的泛滥使清中央政府陷入权威危机的困境，捐纳所滋长的政治腐败更为如火如荼的清末革命增加助推力。
因太平军军兴而大开的捐纳悄然吞噬着传统政治的运行能量，它使传统政治的运行日趋“畸形化”和“功利化”。传统政治的内核——传统道德在与功利政治的较量中渐处下风。捐纳的泛滥虽是清政府迫于形势而采取的实用主义措施，但这实际上表明短视性的功利政治行为日益获得政界的认同。在钱财和人才的双重匮乏压力下，“缺乏政治远见的国家权力中枢，只能舍远求近的从‘功利’目的出发选择‘财源’而不顾及人才制度的终极目标”。功利政治不仅因捐纳在政坛站稳了阵脚，还日益挤压着传统儒家政治的“道统”地位。晚清捐纳的盛行使政坛逐渐为“上以利招，下以利应”的氛围所左右。这种功利政治还助长了拒绝变革的惰性。捐纳的泛滥极大的延缓了清财政改革进程。传统的惰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使之难以启动新的财政制度，反而寄望于其祖宗限制使用的捐纳制来凝聚和开发民财。但捐纳所扩充的庞大官僚队伍则极大地消耗了财政收入，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夫至以官为市，则剥民以自奉，损国以肥己，固其所也。……且今之捐例益广，而国用益亏，何也?天下多一贪污之吏，即多无穷失业之民，以致啸聚而为变，比其剪除，而糜饷已巨万矣。又或亏损公项，动以万计，逾其所捐数倍”。这导致晚清人事制度运转的畸形化，也使统治者无意于探求新的富国路径，效仿西方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纵观晚清社会转型历程，清政府总是力图把传统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理论支柱，以促成其统治秩序的和谐。但它在政治实践中又屡屡受制于功利思想，往往不自觉的抛弃了儒家思想。“传统的统治阶级的‘德治’在晚清捐纳官员中被‘功利主义’彻底覆盖了”。在捐选官员日益成为清政府的主流构成之际，功利政治的土壤也随之在清政治大厦中潜滋暗长。到后来晚清政府的改革也屡受功利政治所左右。在大权旁落、功利政治又吞噬掉传统政治效忠于天子的信条之际，清政府再也无力维系其统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