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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中国的观察报道,经历过“克里姆林宫学”到猎奇阶段后,以日本、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今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记录,往往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国内同行。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多少误读,或误读有多深,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误读。
尽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被一些中国学者批评为“带着有色眼镜”或“妖魔化中国”,而且也有不少西方驻华记者——尤其是英国之外的西欧国家——抱怨后方提出的要求失之简单化和概念化,但若后世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他者观察,会是非常重要的素材,有些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尤其不可不察者,西方对中国的观察报道,经历过“克里姆林宫学”到猎奇阶段后,以日本、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今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记录,往往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国内同行。
《中国》和《愚公移山》命运变迁
2009年1月,在法国比亚里兹举行的飞帕国际电视节的“创造性纪录片”单元中,照例没有中国作品入选,但荷兰导演雷尼•希格斯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An old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片却引起广泛关注,片中的主人公伊文思,历史上曾是一位用影像向世人介绍中国,为中国的世界形象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被中国已经遗忘了近30年。
伊文思绝对应该是影像中国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不过,他不同时代的两部作品,在历史和同行中的评价却截然相反。
伊文思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始于他在1938年拍摄的《四万万人民》,这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不但在当时是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重要影片,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中国抗战和表现中国抗战不可多得的影像文献。
在拍摄《四万万人民》期间,伊文思在汉口与周恩来相识,他立即被周描述的延安深深吸引。不过,当年40岁的伊文思已享有四大纪录片之父的美誉,名气太大的伊文思的延安之行,为国民政府阻挠。这使得伊文思失去了与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同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第一梯队的机会。
对延安心向往之的伊文思,只能捎去一台“埃姆”摄影机以表心意,后来人们正是用这台摄影机记录下了大量中共在延安期间的宝贵影像资料。
不过,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一直没有忘记纪录片之父伊文思的遗憾,在中国向全世界纪录片组紧闭大门之时,伊文思却能在建国之初就数度来华,他除了拍摄反映革命后农村欣欣向荣景象的《早春》外,还被邀请为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技术顾问,同时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授课。
1972年,伊文思拍摄了他关于中国的第二部最有影响力作品《愚公移山》,这部长达12小时的纪录片深获中国官方的好评,因为它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光明辉煌的、理想社会的文革中国。该片同样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相当程度上,它满足了当时西方世界不满现实和传统的年轻人以及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革命的美好想象。如果它是一种误读,至少当时世界的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东西。它不但在威尼斯电影节深受好评,而且在各电视台不断播放。
而同一年受邀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则与伊文思命运两重天,他的作品《中国》拍竣后,被定性为“反华”电影。这部故意略过革命和成就的一面不顾,一门心思把镜头对准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普通场景的纪录片,引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上至《人民日报》下至小学生的黑板报,对这部“反华电影”的批判连篇累牍——包括当时著名反潮流英雄小学生黄帅在内,这些大批判文章后来集结成册全国发行。尽管没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
然而,世事难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文思的《愚公移山》,1978年首先在中国被禁止放映。当中国文革的真相开始为世人所知,西方世界浮躁的红色浪潮消褪之时,虽然伊文思在获知文革中的惨剧时曾难过得落泪,但他一落千丈的声誉已无可挽回,《愚公移山》不但成为一个笑柄,亦是虚假的经典代表。
风水轮流转,不被中国人民接受的“反华电影”《中国》,不但在国外一直生命长青,在中国,亦因为重新研究讨论,而从专业小圈子通过地下传播的方式逐渐开始走向大众,它无意中成为文革期间非政治性一面宝贵的日常生活影像资料。
北京悄悄取代了莫斯科
无论安东尼奥尼与伊文思的初衷如何,他们各自精心选取的角度,原本就是因为高度封闭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实在是太过神秘。重新观看他们的纪录片,都不难发现,两部片子都有着急切地想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某一面的浮光掠影粗略记录下来,向全世界展示的冲动。
即便有安东尼奥尼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影像,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是一百多年来,西方世界误读最深,或者说,最不了解的中国。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观察了解,更多时候,或者说几乎完全就是一个“克里姆林宫学”角度查看的国家。所谓克里姆林宫学,系指西方世界对高度封闭不透明的苏联政治动向的研判,只能通过苏联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上,苏联领导人公开场合出现的顺序、照片上各自的位置、活动报道的频率,以及官方常用套话的口径变化之类微妙差异,来推敲、猜测苏联权力的更迭、政策变化等等问题。
在冷战时期,中国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自外于世界,除了输出革命外,其军事、经济、文化实力相对其他大国,实属无足轻重,对中国的了解热情,与其说是出于关心,不如说是猎奇。
当时的莫斯科,是除了华盛顿外,西方各大媒体外派记者最多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来,对这个重新进入世界大家庭的国家,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其未知的种种,猎奇成分浓重。譬如1979年美国著名笑星霍普到北京时,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对着电视摄像镜头摆着pose说:“嘿,你们看,美国笑星可以在这里信口开河……”。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巨变,西方媒体基本上是以中国常识ABC的方式来报道介绍的。当然,比起一个世纪前,由于科技的巨大进步,已经要直观而且要细致得多了。
当然,整个80年代及至90年代末之前,莫斯科的政治重要性依然远远超过北京,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开始迅速赶超苏联和解体后的俄罗斯。所以,西方对过去东方世界一员的中国,关注度依然不如对苏俄的关注。
但是,经过短时间的好奇心满足阶段之后,西方世界,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介绍和报道开始变得非常专业而深刻。由于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及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迁,在日本的相似记忆并不遥远,而且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说,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公开的资料和报道中,日本的观察、报道和分析远远超过了中国同行。譬如,中国的“东北病”现象(东北地区国企的衰落),最早是日本人总结提出的概念。日本也许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对中国的关注完全脱离了单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变成对中国社会全方位问题关注的国家。
1990年代末开始,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急剧衰落,“彼岸”的国家中,中国的重要性悄然取代了俄罗斯。西方世界的美、日等国媒体,驻北京分社或机构不断扩大规模,人力财力的投入,逐渐超过了驻莫斯科。
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对中国的关注,除了传统的政治性问题外,社会、文化等等内容的比重日渐增加。进入21世纪后,如果说中国与西方媒体存在误读,恐怕更大程度的误读,是中国对西方媒体关注方向的误读。
最容易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地方
冷战期间,“中国学”在西方长期是一个冷门学科。成就斐然的、孤独的“汉学家”们在一年年变老。虽然专业的中国问题研究从未停滞,但无论是剑桥还是哈佛,中国研究的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急剧变化,解释中国改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对做学问的人来说,提供了丰富的足够检验人的智力和知识的研究课题。对智囊机构来说,一个巨变的、未来尚不确定同时又对世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中国,同样是个不可错过的对象。
某种程度上,西方经济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当代经济和经济改革的研究水准,至少不会输于中国同行,尤以美国为最。像美国政府重要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的《中国简报》,是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不可不关注的资料。
当然,对普通人来说,对中国认识了解最重要的途径,还是媒体。由于中国如此重要,更因为转型中国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报道素材,中国几乎成了有新闻理想的西方新闻从业者的向往之地。
对美国记者来说,被派驻到中国,几乎是意味着获得了最有希望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工作机会。
除《纽约时报》外,普利策新闻奖也没亏待过《华尔街日报》,该报记者在2000年和2007年也因为中国报道而获奖。长期从事中国报道,自然使这些心有所得的记者不甘只通过报纸告诉读者他们眼中的中国,长期驻华记者们,往往会有关于中国的专著问世,影响力较大的,有《纽约时报》潘文的《中文课》(Chinese Lessons)。但在网上传播影响最广也最深受好评的,无疑是《华尔街日报》前记者、道琼斯公司驻华首席代表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这本在网上迅速流传的“奇书”,很多人看后,惊呼看到此书后才真正知道了另外一半的中国是怎么回事。
如果著书立说的水平与新闻报道的水平有某种相关性的话,中国新闻同行的著述在麦健陆们面前犹如小学生与博士生的巨大差距,也许颇能说明许多问题,譬如,谁更了解中国。
从《丝绸之路》到《激流中国》
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渊源,日本始终是最关心中国的国家。恐怕世界上不会有哪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在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书店,通俗流行书架上大都摆放有林林总总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与中国关注日本的方式以及中国人想象日本对中国关心的动机不同,关于中国的书籍,既有政治经济历史的,更有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分类著述:譬如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关于旅行指南之类的书籍,涉及中国的,通常北京、上海、西安等重点地区往往会单独成册。在关乎历史人文古迹,日本的同类书籍有时甚至会比中国的更详尽。
西方国家中,日本长期与中国关系最为友好密切,也使得日本传媒对中国的报道介绍,与其他国家相比,抢得绝对先机。中国受众所能接触和最易接触到的代表,无疑当属NHK。
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1980年代兴起“丝绸之路热”,完全应当归功于NHK在1980年推出的专题片《丝绸之路》,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未曾看到过这部片子,但喜多郎演奏的主题曲却多少耳熟能详。
这部CCTV协作的巨作在一路追寻丝路历史时,镜头也没忘记沿途普通的中国人。20多年过去,它成为无法替代的真实记录当时中国日常社会的影像资料。
时隔25年后,NHK再次与CCTV携手拍摄《新丝绸之路》。这次人力财力物力已迥异于当年的CCTV,推出了自己的版本,两部甚至共享了部分镜头场景的电视片,CCTV版甚至在画面上更甚一筹,但专注于历史陈述的CCTV版与更关注于生活在丝路上芸芸众生的NHK版相比,其情怀、内涵、立意均远输一筹,相比之下,NHK更像是深切关注这片土地的本土电视台,对两个同时拍摄的版本,国人的网上关注和下载热度大异其趣。
让中国网民对NHK产生强烈印象的作品,无疑当属2007年在网民间风行一时的纪录片《激流中国》。关于立意,片头的介绍是:“夙愿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一年,试图从经济优先转向真正大国的中国,如今种种矛盾汇集成激流汹涌而至。”
这部每集在日本播放完毕就立刻被人配上字幕上传到网上的系列片,播出时,正好碰上《岩松看日本》的播出,很多人泪流满面地看完其中的《富人与农民工》后这样评论:对比中国的电视片,我不得不悲伤地承认,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是日本人。
其实,《激流中国》系列远非第一部关于中国社会问题观察的大型纪录片,自1990年代初,几乎每隔一两年,NHK都会有一个中国社会的系列片。《激流中国》系列中出现的主题,譬如贫富差距、城市化和拆迁等等,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今天,NHK以专题片方式对中国的报道,几乎做到与事件或问题同步的水平,譬如汶川大地震,仅仅20天就播出了专题片,同样,2008年底东南沿海的企业倒闭潮和农民工返乡潮,还在发展和进行当中,NHK就播出了系列专题片。凭借着强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凭借着对中国社会贴近式的高度关注,日本新闻媒体的中国报道,在某些问题和领域,仅在时效性上,已经赶在了中国同行的前面。
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多少误读,或误读有多深,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误读。
尽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被一些中国学者批评为“带着有色眼镜”或“妖魔化中国”,而且也有不少西方驻华记者——尤其是英国之外的西欧国家——抱怨后方提出的要求失之简单化和概念化,但若后世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他者观察,会是非常重要的素材,有些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尤其不可不察者,西方对中国的观察报道,经历过“克里姆林宫学”到猎奇阶段后,以日本、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今日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记录,往往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国内同行。
《中国》和《愚公移山》命运变迁
2009年1月,在法国比亚里兹举行的飞帕国际电视节的“创造性纪录片”单元中,照例没有中国作品入选,但荷兰导演雷尼•希格斯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An old Friend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片却引起广泛关注,片中的主人公伊文思,历史上曾是一位用影像向世人介绍中国,为中国的世界形象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被中国已经遗忘了近30年。
伊文思绝对应该是影像中国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不过,他不同时代的两部作品,在历史和同行中的评价却截然相反。
伊文思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始于他在1938年拍摄的《四万万人民》,这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影片,不但在当时是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重要影片,时至今日,依然是研究中国抗战和表现中国抗战不可多得的影像文献。
在拍摄《四万万人民》期间,伊文思在汉口与周恩来相识,他立即被周描述的延安深深吸引。不过,当年40岁的伊文思已享有四大纪录片之父的美誉,名气太大的伊文思的延安之行,为国民政府阻挠。这使得伊文思失去了与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同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第一梯队的机会。
对延安心向往之的伊文思,只能捎去一台“埃姆”摄影机以表心意,后来人们正是用这台摄影机记录下了大量中共在延安期间的宝贵影像资料。
不过,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一直没有忘记纪录片之父伊文思的遗憾,在中国向全世界纪录片组紧闭大门之时,伊文思却能在建国之初就数度来华,他除了拍摄反映革命后农村欣欣向荣景象的《早春》外,还被邀请为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技术顾问,同时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授课。
1972年,伊文思拍摄了他关于中国的第二部最有影响力作品《愚公移山》,这部长达12小时的纪录片深获中国官方的好评,因为它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光明辉煌的、理想社会的文革中国。该片同样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相当程度上,它满足了当时西方世界不满现实和传统的年轻人以及左翼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革命的美好想象。如果它是一种误读,至少当时世界的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东西。它不但在威尼斯电影节深受好评,而且在各电视台不断播放。
而同一年受邀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则与伊文思命运两重天,他的作品《中国》拍竣后,被定性为“反华”电影。这部故意略过革命和成就的一面不顾,一门心思把镜头对准人民日常生活和社会普通场景的纪录片,引发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上至《人民日报》下至小学生的黑板报,对这部“反华电影”的批判连篇累牍——包括当时著名反潮流英雄小学生黄帅在内,这些大批判文章后来集结成册全国发行。尽管没有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
然而,世事难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文思的《愚公移山》,1978年首先在中国被禁止放映。当中国文革的真相开始为世人所知,西方世界浮躁的红色浪潮消褪之时,虽然伊文思在获知文革中的惨剧时曾难过得落泪,但他一落千丈的声誉已无可挽回,《愚公移山》不但成为一个笑柄,亦是虚假的经典代表。
风水轮流转,不被中国人民接受的“反华电影”《中国》,不但在国外一直生命长青,在中国,亦因为重新研究讨论,而从专业小圈子通过地下传播的方式逐渐开始走向大众,它无意中成为文革期间非政治性一面宝贵的日常生活影像资料。
北京悄悄取代了莫斯科
无论安东尼奥尼与伊文思的初衷如何,他们各自精心选取的角度,原本就是因为高度封闭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实在是太过神秘。重新观看他们的纪录片,都不难发现,两部片子都有着急切地想把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某一面的浮光掠影粗略记录下来,向全世界展示的冲动。
即便有安东尼奥尼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影像,当时的中国,恐怕也是一百多年来,西方世界误读最深,或者说,最不了解的中国。
这个时候,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观察了解,更多时候,或者说几乎完全就是一个“克里姆林宫学”角度查看的国家。所谓克里姆林宫学,系指西方世界对高度封闭不透明的苏联政治动向的研判,只能通过苏联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上,苏联领导人公开场合出现的顺序、照片上各自的位置、活动报道的频率,以及官方常用套话的口径变化之类微妙差异,来推敲、猜测苏联权力的更迭、政策变化等等问题。
在冷战时期,中国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自外于世界,除了输出革命外,其军事、经济、文化实力相对其他大国,实属无足轻重,对中国的了解热情,与其说是出于关心,不如说是猎奇。
当时的莫斯科,是除了华盛顿外,西方各大媒体外派记者最多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批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来,对这个重新进入世界大家庭的国家,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其未知的种种,猎奇成分浓重。譬如1979年美国著名笑星霍普到北京时,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对着电视摄像镜头摆着pose说:“嘿,你们看,美国笑星可以在这里信口开河……”。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巨变,西方媒体基本上是以中国常识ABC的方式来报道介绍的。当然,比起一个世纪前,由于科技的巨大进步,已经要直观而且要细致得多了。
当然,整个80年代及至90年代末之前,莫斯科的政治重要性依然远远超过北京,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开始迅速赶超苏联和解体后的俄罗斯。所以,西方对过去东方世界一员的中国,关注度依然不如对苏俄的关注。
但是,经过短时间的好奇心满足阶段之后,西方世界,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介绍和报道开始变得非常专业而深刻。由于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及中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迁,在日本的相似记忆并不遥远,而且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因此,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说,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公开的资料和报道中,日本的观察、报道和分析远远超过了中国同行。譬如,中国的“东北病”现象(东北地区国企的衰落),最早是日本人总结提出的概念。日本也许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对中国的关注完全脱离了单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变成对中国社会全方位问题关注的国家。
1990年代末开始,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急剧衰落,“彼岸”的国家中,中国的重要性悄然取代了俄罗斯。西方世界的美、日等国媒体,驻北京分社或机构不断扩大规模,人力财力的投入,逐渐超过了驻莫斯科。
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对中国的关注,除了传统的政治性问题外,社会、文化等等内容的比重日渐增加。进入21世纪后,如果说中国与西方媒体存在误读,恐怕更大程度的误读,是中国对西方媒体关注方向的误读。
最容易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地方
冷战期间,“中国学”在西方长期是一个冷门学科。成就斐然的、孤独的“汉学家”们在一年年变老。虽然专业的中国问题研究从未停滞,但无论是剑桥还是哈佛,中国研究的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急剧变化,解释中国改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对做学问的人来说,提供了丰富的足够检验人的智力和知识的研究课题。对智囊机构来说,一个巨变的、未来尚不确定同时又对世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中国,同样是个不可错过的对象。
某种程度上,西方经济学家或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当代经济和经济改革的研究水准,至少不会输于中国同行,尤以美国为最。像美国政府重要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的《中国简报》,是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不可不关注的资料。
当然,对普通人来说,对中国认识了解最重要的途径,还是媒体。由于中国如此重要,更因为转型中国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报道素材,中国几乎成了有新闻理想的西方新闻从业者的向往之地。
对美国记者来说,被派驻到中国,几乎是意味着获得了最有希望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工作机会。
除《纽约时报》外,普利策新闻奖也没亏待过《华尔街日报》,该报记者在2000年和2007年也因为中国报道而获奖。长期从事中国报道,自然使这些心有所得的记者不甘只通过报纸告诉读者他们眼中的中国,长期驻华记者们,往往会有关于中国的专著问世,影响力较大的,有《纽约时报》潘文的《中文课》(Chinese Lessons)。但在网上传播影响最广也最深受好评的,无疑是《华尔街日报》前记者、道琼斯公司驻华首席代表麦健陆(James McGregor)的《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这本在网上迅速流传的“奇书”,很多人看后,惊呼看到此书后才真正知道了另外一半的中国是怎么回事。
如果著书立说的水平与新闻报道的水平有某种相关性的话,中国新闻同行的著述在麦健陆们面前犹如小学生与博士生的巨大差距,也许颇能说明许多问题,譬如,谁更了解中国。
从《丝绸之路》到《激流中国》
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渊源,日本始终是最关心中国的国家。恐怕世界上不会有哪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在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书店,通俗流行书架上大都摆放有林林总总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与中国关注日本的方式以及中国人想象日本对中国关心的动机不同,关于中国的书籍,既有政治经济历史的,更有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分类著述:譬如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关于旅行指南之类的书籍,涉及中国的,通常北京、上海、西安等重点地区往往会单独成册。在关乎历史人文古迹,日本的同类书籍有时甚至会比中国的更详尽。
西方国家中,日本长期与中国关系最为友好密切,也使得日本传媒对中国的报道介绍,与其他国家相比,抢得绝对先机。中国受众所能接触和最易接触到的代表,无疑当属NHK。
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1980年代兴起“丝绸之路热”,完全应当归功于NHK在1980年推出的专题片《丝绸之路》,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未曾看到过这部片子,但喜多郎演奏的主题曲却多少耳熟能详。
这部CCTV协作的巨作在一路追寻丝路历史时,镜头也没忘记沿途普通的中国人。20多年过去,它成为无法替代的真实记录当时中国日常社会的影像资料。
时隔25年后,NHK再次与CCTV携手拍摄《新丝绸之路》。这次人力财力物力已迥异于当年的CCTV,推出了自己的版本,两部甚至共享了部分镜头场景的电视片,CCTV版甚至在画面上更甚一筹,但专注于历史陈述的CCTV版与更关注于生活在丝路上芸芸众生的NHK版相比,其情怀、内涵、立意均远输一筹,相比之下,NHK更像是深切关注这片土地的本土电视台,对两个同时拍摄的版本,国人的网上关注和下载热度大异其趣。
让中国网民对NHK产生强烈印象的作品,无疑当属2007年在网民间风行一时的纪录片《激流中国》。关于立意,片头的介绍是:“夙愿的北京奥林匹克,还有一年,试图从经济优先转向真正大国的中国,如今种种矛盾汇集成激流汹涌而至。”
这部每集在日本播放完毕就立刻被人配上字幕上传到网上的系列片,播出时,正好碰上《岩松看日本》的播出,很多人泪流满面地看完其中的《富人与农民工》后这样评论:对比中国的电视片,我不得不悲伤地承认,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是日本人。
其实,《激流中国》系列远非第一部关于中国社会问题观察的大型纪录片,自1990年代初,几乎每隔一两年,NHK都会有一个中国社会的系列片。《激流中国》系列中出现的主题,譬如贫富差距、城市化和拆迁等等,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今天,NHK以专题片方式对中国的报道,几乎做到与事件或问题同步的水平,譬如汶川大地震,仅仅20天就播出了专题片,同样,2008年底东南沿海的企业倒闭潮和农民工返乡潮,还在发展和进行当中,NHK就播出了系列专题片。凭借着强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凭借着对中国社会贴近式的高度关注,日本新闻媒体的中国报道,在某些问题和领域,仅在时效性上,已经赶在了中国同行的前面。
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多少误读,或误读有多深,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