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春树与韩寒、摇滚乐手李扬、黑客满舟等人曾被《时代》周刊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并且以“ling lei”来称呼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激进分子。不同的社会文化根基下，“80后”如何在传统价值和西式理想中迷惘取舍？
　　从金斯堡的嚎叫到春树们的“回归”：两种文化的反叛运动
　　垮掉的一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一样令人耳熟能详，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金斯伯格的《嚎叫》，以及博罗斯的《赤裸的午餐》等，可他们的生活却如电影《猜火车》那些主角一样，奔跑、吸毒、抢劫、坐牢……“嬉皮士”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面世，试图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寻找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文化。
　　2002年北京女孩春树17岁时的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出版，描述了一个青春期女孩从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坎坷的情感经历和残酷的生活历程：立时引起社会轰动，成为同龄人的“叛逆指南”。2004年2月春树成为美国《Time》的封面人物，美国人称她为“新激进分子”，同时入选的还有韩寒、曾经的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这4人被认为是当年“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
　　正如“垮掉的一代”一样，80后身上也散发出了一种追求特立独行，个性解放的反叛精神。网络杂志《80后杂志》曾发表宣言：“这个社会已经习惯了生活的两面性，习惯了一个声音的充斥，习惯了被人代表，习惯了沉默。我们不愿再做沉默的一代，我们不要再依傍这个社会的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选择了独立。”这句话虽稚气未褪，但却真切地流露出了80后的自我存在意识和自由意识。
　　颠覆权威和打倒偶像是“中国80后”和“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共同路径。2000年韩寒出版《三重门》挂科、退学、藐视传统教育制度的行为敲开了众多中国80后的心声：世界上没有权威与偶像，也没有主宰，我们敢于反抗。
　　美国“跨掉的一代”有着具体的社会理想：支持精神自由和性解放，涉及同性恋、年龄、黑人权益、男女平等等问题；认为文学写作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应被政府审查所束缚；反对军事——工业文明；主张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G·施耐德和M·麦克鲁尔还提出了“洁净行星”的理念。他们关注自身，同样关注这个社会，不仅如此，他们更指出了这个社会的弊病，为解决这些弊病发出号召。
　　韩寒、春树们会对社会、教育、人生进行调侃，甚至批判，他们反对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理念，反对学校的应试教育，渴望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不甘于平庸和碌碌无为，可是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与个人成长和经历密切相关的。
　　传统文化下的“逆子”缴械
　　美国民族历来崇尚思想自由，有产生反叛精神的土壤。早在两百多年前，美国人的祖先清教徒们，为了摆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英国国教的压制，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王国。19世纪30年代发起的超验主义运动中，诸多作家和诗人发出号召，以寻求个性解放，爱默生的《美国学者》演讲带着一种强烈的个人色彩；惠特曼，运动后期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更是尽其一生创作出了《草叶集》来赞颂美利坚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狂的时期，这些年轻人也敢于用离经叛道的行为对思想钳制和社会迫害提出挑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说丝毫没有自由的空气，只是五千年的历史中有一半被封建专制所笼罩着。儒家思想倡导自身的教化和修养，墨家的“兼爱”、“非攻”，老子的“无为而治”都不提倡以反叛的形式去改变什么，这就奠定了中国人隐忍、平和的民族性格。
　　明清时期日益盛行的文化专制制度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反叛精神。虽说历经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洗礼，但几千年社会文化的积淀已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因此，“中国80后”虽然一方面接受改革开放后西方的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却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在价值取向上陷入迷茫和困惑，从而削弱了其反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