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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3—14日，以“相互建构：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TCL集团副董事长韩方明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
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在京举行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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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3—14日，以“相互建构：崛起中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第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TCL集团副董事长韩方明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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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00871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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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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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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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一个批判性的视角，探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转变是从林登·约翰逊时期开始的，而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该地区不稳定性的增长和美国控制能力的下降，尼克松政府认为，遏制西半球激进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培植当地的右翼势力，包括军人政权。这一政策取向既根源于尼克松个人对第三世界能否实行民主的怀疑，也在于他热切希望减轻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负担，维持这一地区的基本稳定，不给美国的大战略造成干扰。但这种做法忽视了人权，必然遭到拉丁美洲人民和美国民众的反对而无法
国内外学界通常将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不加区别地等同于“和平主义”运动与思想，但实际上，战后日本的护宪运动及其指导思想具有更加复杂的特点与变化过程。战后知识分子护宪运动的思想基础并非一般所论的放弃战争、消灭军队的“和平主义”，而是基于新宪法中所规定的国民主权原则的民主思想。进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护宪运动（尤其是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影响力衰退的主要思想原因，也并非和平主义思潮的衰退，而是护宪运动主体的国民主权思想的式微。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实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追随美国承认台湾当局，另一方面逐渐扩大与大陆之间的民间贸易。到1962年，中日缔结了战后第一个长期民间贸易备忘录（LT贸易），双边贸易有了新的发展。然而，台湾当局利用日本国内的亲台湾派等渠道极力阻挠。由于这一问题与日本的国内政治斗争相纠缠，池田内阁最终对台作出妥协，使中日民间贸易遭受挫折。本文充分利用中、日、英三种文字的第一手资料，再现了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政经分离”原则的内在矛盾以及日本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之间的密切
近年来，“反美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成为国际政治中一种重要而独特的现象。本文主要从软权力的视角，探讨美国软权力霸权与全球反美主义兴起之间的关联。软实力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基础。当下反美主义的兴起并不说明美国软实力的衰弱。在单极体系结构下，复合相互依赖中敏感性和脆弱性极大不对称，得不到有效制衡．的美国软权力趋向封闭绝对，助长了霸权思维和独断作风。其缺乏自我约束的扩张倾向，对国际社会构成了冲击与威胁，日益引起其他国家人民的不安和抵制，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成为引发反美主义的一大根源。
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模型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不过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鲜有关注。然而，他的著作值得受到实质性的重新评估，理由有如下三项：首先，赫茨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概念；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出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移民的“朝圣之旅”，他见证并研究了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第三，赫茨是一个先行者，他认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段来解决，以及接受“非现实
自十年前英文版面世以来，《欧洲的选择——社会目标和政治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一书在欧洲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作为自由政府问主义的发轫之作，该书也集中反映了作者安德鲁·莫劳夫奇克的主要理论贡献。本文系莫劳夫奇克为该书撰写的中文版序。在介绍该书自由政府间主义核心观点的基础上，作者打破传统思路，通过比较，对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路径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指出亚洲一体化同欧洲一体化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对我们思考欧洲一体化、亚洲地区主义和东亚合作的发展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全球经济对资源需求的大幅度上升，导致当代资源政治呈现出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交叉的新特点，同时，中国成为全球新资源政治的中心。保证资源供应安全成为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问题，也演变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南非与澳大利亚对中国资源外交的反应，反映出国内政治经济迅速转型给对外经济与安全关系带来的复杂影响。南非与中国在推动国际治理改革上具有相似看法，均致力于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资源产业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两国间政治体制的差异、制造业间的竞争对双边资源政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中国与澳大利亚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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