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的展映单元中，有一个专属于咱们北京的子单元—一北京城事。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可以在电影院里看到儿时的美好回忆，不了解北京的朋友，可以在银幕上领略『日日寸光里关于北京的点点滴滴。一部电影，可以让我们回想起一座城市曾经的样貌，以及曾经那些灿烂的、简单的、未曾改变的日子……
　　一首《送别》，勾起多少人青春的回忆，这首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送别曲，每次响起来都会在脑海中伴着几张旧时的剪影，北京的城垛颓垣、残阳驼铃、闹市僻巷，以及胡同的四合院里，—个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梳着学生头的小姑娘……
　　电影《城南旧事》，改编自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同名中篇小说，由吴贻弓执导，沈洁、郑振瑶、张闽、张丰毅等主演，1983年于中国内地上映。影片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目光，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
　　“小英子”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1982年，剧组来北京拍摄时，已经拍不到林海音原著中描写的原汁原味的南城街道和胡同了。影片中除了“疯女人”家小院子和片尾的西山红叶是真实的之外，其他都是剧组搭的景。所以这也让当时拍一部影片的平均资金是29万元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城南旧事》上花了57万元。
　　电影里饰演小英子的沈洁，1972年出生于上海杨浦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戏剧爱好者，小沈洁小学一年级便到少年宫学习表演，后来在上海电视台少儿演播组进行过专门的训练。尽管后来沈洁的影视作品不多，但仅凭《城南旧事》一部经典，便让看过的人再也忘不了。那双灵动的大眼睛的特写镜头，彻底征服了无数观众，深深的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小沈洁一夜间成了家喻户晓的童星。沈洁说《城南旧事》是她的一个童年纪念，她很幸运能参加这部电影的拍摄，《城南『日事》给了她一个特别的童年，也影响了她以后的生活。
　　沈洁高中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在那里，她感受到《城南旧事》的深远影响。据她回忆说：“在我就读的大学里，有一次我经过一个教室，突然听到有我在《城南旧事》里的声音，还有‘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在上中文课，《城南旧事》就是一个教材。”所以后来，当同学们知道了沈洁的身份后，她就顺理成章地在一些大学里做介绍中国文化的演讲，或者教当地的日本学生学习中文，久而久之，她也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名使者。
　　郊区大妈帮“宋妈”找到角色
　　《城南旧事》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基调，采用串珠式的结构方式，串联起了英子与疯女秀贞、英子与小偷、英子与宋妈三段并无因果关系的故事。而其中，同小英子一样，宋妈也是全片贯穿始终的一个角色。
　　扮演宋妈的郑振瑶，在1954年她18岁的时候，考上了当时戏剧表演的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来到了北京。郑振瑶说：“在北京四年读书，很重要的，这四年读书给我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洗衣、做饭、什么都得自己做……”
　　郑振瑶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团做演员，但是在那里，她饰演的大多角色都是公主、贵妇或者知识分子，而对于宋妈这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却很陌生，即使在剧组，导演吴贻弓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信任，她仍然把握不好这个角色，而就在这时，一位北京郊区的大娘帮助了她。
　　郑振瑶回忆：“在武功村那四个月，住在那个大娘家，大娘对我很好，我就想，宋妈身上就带着这种劳动妇女淳朴、善良，她的感情有时候不外露的。”郑振瑶说跟小演员的合作，也有很多收获，因为孩子已经把戏当成真的了：“演小英子的弟弟張小宇那时候才三岁多，我每天都要跟他们相处得很好，最后我慢慢下意识感觉，他们就像小主人了。他上厕所我会带着他去，我会关心他。小英子她的衣服脏了，我会帮她去弄一弄……”
　　费翔姥姥家的四合院
　　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漂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发生了这一连串的故事。巧合的是，和电影里小英子一样，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个人，从台湾而来，和一个北京的四合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1987年，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费翔。
　　“我姥姥住的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四合院，我见到她的时候，这个四合院已经非常的破旧了，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姥姥，我可以给你买一个新房子，你可以住的稍微舒服一点，可是她就非常坚决的说，不要，她不想要。”
　　费翔说，他见到他姥姥的时候，就是每天过去跟她坐一会儿，陪陪她：“姥姥也带我走一走，她给我介绍花市上二条所有的邻居，每一个邻居碰到就要停下来，聊聊天，聊完了，继续走。”
　　大杂院的情怀
　　和影片《本命年》中这个爱替别人操心的罗大妈一样，谁家的孩子结婚了、谁家的老人生病了，谁家添丁了，谁家今儿做什么好吃的了，张家长李家短，大杂院里的人们生活中好像很多事都是为了“别人”，而这也正体现了大杂院独有的情怀。
　　姜文在《本命年》中，饰演了一个“大男孩”，李慧泉。他在24岁，这个充满矛盾和困惑的年龄，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依然茫然，依然不务正业，依然觉得青春不是很酷，而是很残酷。
　　影片中，李慧泉练摊儿的经历，是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的写照。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随之而来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年后，从各地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大约有四十万的知识青年返京，加上刚刚中学毕业，已经不需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的青年学生，这些在城市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被统称为“待业青年”。之后，他们有的走上了“李慧泉”的道路，成了个体户，有的被分配到国营单位当起了工人。工作的问题是解决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他们头疼，那就是住。
　　一部名为《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电视剧，让许多北京人从张大民的生活中看到了自己当时居住条件的窘迫。剧中一棵从临时搭建起来的房中穿顶而出的小树，让人们感到幽默又心酸，也让人民感受到了北京人乐天、坚韧的秉性。
　　筒子楼里的家长里短
　　上世纪80年代初，职工住宅的需求出现了高速增长，单位又无力解决，于是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公用的筒子楼里，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成为具有时代特征的景观。而在住房紧张的年代，原本属于隐私的生活习惯和生活信息却不得不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是许多人不得不面临的无奈。但筒子楼里的生活经历，留给人们的也并不尽是忐忑仓皇的色彩。在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邻居》中，下班做饭的场景，唤起的更多是温暖的记忆。
　　局促的空间，几代人蜗居在一居室里。楼道走廊里，搭个灶台就是厨房，谁家炒个菜整层楼都是“人间烟火”。但就是这样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天天一起吃饭、聊天，彼此照应。这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感情，好像也成为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回忆。而在离这幢筒子楼不远的东城区的一个部队大院里，一群孩子的青春也在这个值得品味的年代绽放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