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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平型关、黄土岭、沂水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
一九四三年三月
毛泽东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在中国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荣乌高速横贯整个华北。它西起内蒙古乌海市，东至山东最东端的荣成市。沿着这条公路，能找到抗战时期八路军几乎所有的经典战例：在灵丘获得平型关大捷，在易县击毙日军“名将之花”，在山东建立有“华东延安”之称的沂蒙山根据地。
然而，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并没有踏上这条路上的任何一个战地，他始终住在延安，在窑洞里指挥着敌后抗战。自从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开始了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军事生活：他就生活在泱泱大军中间，但他从不上前線；他身无一枪一弹，却是千军万马的指挥者。2017年7月，《环球人物》记者从延安出发，沿着荣乌高速，沿着当年毛泽东指挥电报的传递方向和八路军的行进方向，自西向东寻找那些属于毛泽东的印迹。
平型关：115级台阶上的纪念
1937年8月，根据国共谈判的结果，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下令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八路军的紧迫任务就是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很多战士心中愤愤不平。敌军变成友军，加上蒋介石给的编制少，部队缩编，红军干部普遍降职，师长当了团长，团长当了营长。有的老战士生气地往地上蹾枪托：“我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了10年仗，现在却要换上他们的帽子，成了他们的部队，改编就是投降。”不少战士把青天白日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还有的一边穿新军装一边流泪。
这时的部队，需要通过打胜仗来证明自己、提升士气。
继平津沦陷之后，1937年9月11日，察哈尔全省沦陷。9月13日，大同沦陷。嚣张的日军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八路军在去往前线的路上，遇到溃退的国民党军。时任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回忆说：“一批又一批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东西，像潮水般地涌下来。他们看到我们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我们战士散布失败情绪，说日军如何厉害。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日本人的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你们究竟打死多少敌人？’‘我们还没见鬼子的面呢！’‘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拼？’‘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啊。’国民党军队兵无战心，将无斗志，一直向南败退。而八路军却迎着敌军斗志昂扬地向北挺进。”
这时，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正频繁地发电报给前线将领——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等人，叮嘱他们对付日军的办法：打山地游击战。
9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4000人进犯山西平型关。9月23日，一一五师接到八路军总部急电，要他们立即向平型关、灵丘之间出击，从侧翼阻击日军。灵丘境内沟壑纵横，公路曲折，《环球人物》记者从灵丘前往平型关地区时，导航软件一次又一次提示“前方急转弯，请减速慢行”。在县城西南30公里一个叫乔沟的地方，当地有关部门在公路两旁建设了观景台。不少外地牌照的汽车途经这里，纷纷停下来，车上的人禁不住走下车来驻足观看。从观景台向下望去，沟底路很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
80年前，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也看到这个有利地形，决定就在这里伏击敌人。他给毛泽东发电报：想集中陈光三四三旅，暂时不分散，利用平型关有利地形，相机给日军以狠狠打击。“不分散”即意味着不打游击。毛泽东说：“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林彪等人把师指挥部选在乔沟附近的山林中，又找到一处指挥所。说是指挥所，其实并没有什么建筑，只有左右两侧的山头遮挡，朝前可俯瞰山沟，视野开阔。如今从师指挥部到战斗指挥所的山路已经硬化，步行尚需10多分钟。
1937年9月25日清晨，日军近2000人进入一一五师设伏地点。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出师抗日的首战大捷。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后来，他又多次加以称赞：“现在我们打下了一个胜仗，兴奋了友军与人民，从此更进努力，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为纪念这次胜利，灵丘修建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进入纪念馆，先要登上115级台阶。讲解员说，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有1/3参加过平型关战斗。
雁门关：“敌伤亡3倍于我”
平型关大捷发生在灵丘县，但平型关则位于灵丘西边的繁峙县。从繁峙向西，可达代县，代县以南约50公里便是忻州市，繁峙县和代县均属忻州市管辖。八路军在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同时，国民党军继续走溃败路线，一路向南退守至忻州北部的忻口村附近，保卫省会太原。1937年10月13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国民党军与日军展开忻口会战。
此前的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林彪、贺龙、刘伯承3位师长：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晋东北部的恒山山脉，但阎锡山指挥的各军节节败退，这个决定已经不适用了，否则必将使自己处于敌人的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应改变原来的部署，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人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根据忻口会战的形势，连下3道命令，其中之一是派716团到代县雁门关地区打击敌人。
雁门关位于代县北部，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早在1000多年前，宋辽两国就曾在此激战。《环球人物》记者乘车沿208国道来到雁门关地区，看到当年伏击战的地点，处于著名的“险路十八弯”。这里山势陡峭，至今几无人烟，偶尔几座嵌入山体的破房子，早已废弃。路上多是运货大卡车，在狭窄的弯道上错车时，其中一辆通常要停下来，让另一辆先行。与满是绿植的乔沟一带相比，这里山石外露，多了几分危险。 1937年10月18日，716团在这里伏击日军。激战中，日军有200余辆汽车驶来增援，被阻击。至夜，日军又增援兵，716团根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原则，主动撤出战斗。此战毙伤敌3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两天后，716团占领雁门关。10月21日，不肯罢休的日军车队又从南、北两个方向驶来。716团居高临下，猛烈攻击，激战两小时，“我方伤13人，牺牲20人，敌伤亡3倍于我”。经过几次战斗 ，八路军取得雁门关大捷。
贺龙指挥一二〇师一度切断了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一一五师又打击了察哈尔省蔚县至山西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使日军攻势顿挫。卫立煌在忻口会战结束后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不过，与平型关大捷相比，雁门关大捷的名气要小很多。记者仅在“险路十八弯”的第十六至十八弯处路边发现了一块“雁门关伏击战遗址”指示牌，除此之外，再无别的纪念物了。
记者从雁门关下山后，不到1小时，来到代县县城西南侧的阳明堡。八路军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时，日军曾从这里增援，这里是日军的一个据点。10月16日，一二九师769团行至此地，团长陈锡联发现，“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接二连三地轰鸣着从我们头顶上掠过，疯狂到极点”。战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陈锡联根据敌机出没的高度和时间判断，附近可能有敌人的机场。一问附近老乡，果然如此。
机场位于阳明堡南侧的几个村落之间。如今这里除了一块立于1995年的纪念碑，就是一片玉米地。当年，这片玉米地上停放了日军的24架飞机。这些飞机白天飞往忻口、太原轰炸，晚上飞回来检修。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战士们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东西都用绳子捆紧，悄悄进入机场，将一捆捆手榴弹塞进日机肚子里。不到1个小时，就干净利索地将24架飞机全部炸毁。769团伤亡30余人，一名营长牺牲。蒋介石得知后，发来了嘉奖令和两万元大洋的奖金。陈锡联回忆此事时说，这次夜袭是在毛主席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贯彻了刘伯承师长独立自主、果断行事、抓住战机、主动歼敌的指示。而“独立自主”等原则，正是毛泽东发给八路军的电报中一直强调的。
黄土岭：“名将之花”凋谢地
1938年初，毛泽东觉得是时候对几个月来的抗战经验做个总结了。他开始在凤凰山夜以继日地潜心写作《论持久战》，有时两天两夜都不合眼。5月，《论持久战》问世。“没有这几个月的实践，毛泽东也写不出来。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几个特点，首要的是敌强我弱，所以要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不能速胜。因为敌小国我大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所以中国亡不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他把整个抗战过程分为3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整个抗战时期，游击战都居于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相持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战法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当时的《孙子兵法》。8年全面抗战的发展，没有超出毛泽东《论持久战》所说的范围。”延安革命紀念馆研究员刘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毛泽东还提出，游击战争长期存在和发展，必须有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就不可能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也不可能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八路军到达山西后，进一步东进，到达察哈尔、河北等地，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抗日根据地。《环球人物》记者也一路东进，在一条条隧道中横穿太行山脉，来到与灵丘相邻的河北省涞源县。这里有一处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遗址。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此阶段的一个特点是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在雁宿崖一带被八路军歼灭500余人。这时，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刚升任中将，带队来复仇。阿部规秀在日本被誉为“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此行把指挥部设在紧挨涞源县的易县教场村一个农家院，结果被八路军发现。
《环球人物》记者找到了这个小院，男主人陈汉文今年84岁。他说：“阿部规秀坐在我家正房的椅子上，正拿望远镜朝外看，被突然从对面山上飞来的八路军炮弹炸死了。我家的房子都塌了。日本兵见势不好，赶紧把他们的长官背走了。后来，日军又来‘扫荡’，专门到我家，把我父亲打死了。仗打完后，聂荣臻到我家来看过我们。”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忆说：“阿部规秀被击毙的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面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全国抗日战场上也是第一次。
如今，陈家小院就在公路边上。陈汉文见总有人打听“名将之花凋谢地”到底在哪儿，就在路边的两棵树间拉起一条横幅，上书“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旧址”，还在通往小院的路上插上了几面彩旗。“我们家的房子都有上百年了，塌过几次，如今就我和老伴住，孩子们都不在这里住了。”
沂水：“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涞源所处的华北地区是全面抗战后被日军最早占领的地区，却也是日军“治安”最差的地方。1940年11月，日军高级参谋真田一郎说：“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今内蒙古中部）、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
有一次，美军观察组的杜伦上尉到冀中根据地考察，被日军发觉。日军包围村庄，想捉拿他。杜伦被抗日军民送进地道躲藏，但仍十分惊慌，担心被出卖。日军找到了地道口，又是打枪，又是灌烟、放毒气。为了不让日军发现，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8个多月大的儿子在地道里被憋死。地面上，房东大娘拒绝透露信息，被砍掉4个手指。杜伦最终脱险。他说，日军暴虐无道，冀中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中国一定会胜利。 1941年11月，日伪军5万余人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沂蒙山百姓与八路军一起抗敌。《环球人物》记者到沂蒙山区采访时发现，直到今天，有些村庄的墙上仍画有“送亲上前线”的故事，仿佛是毛泽东那段话的遥远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在沂水县，至今流传着“红嫂”的故事。“日本鬼子扫荡时，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纵队侦察参谋郭伍士，到桃棵子村侦察敌情，被鬼子发现，挨了5个枪子儿，又被捅了两刀，基本是个要死的人了。后来我奶奶祖秀莲发现了他，就把他藏到一个山洞里。奶奶给他喂水喝，就是倒不进去，原来是嘴里被血块和一颗打断的牙齿堵住了。她把这些东西抠出来，喂他吃、喝。山洞里潮湿，郭伍士伤口上都长了蛆，奶奶也不嫌弃，用一种豆子叶熬出来的汁给他治疗。后来郭伍士的病情一天天好转，重返战场。战争结束后，他到沂蒙山定居，还回来找到我奶奶，认她做娘。”村民张道森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日军参谋山崎重三郎撰文写道：“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文章标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经历了淞沪、武汉等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損失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兵力，也开展了游击战。“蒋介石对《论持久战》大加赞赏，把它发给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作为他们必读的教材。他请我们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到庐山办游击战训练班，还组织观摩团到前线看八路军怎么打鬼子。虽然他们很佩服，但就是学不来。因为我们的游击战是基于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单纯依靠政治和军队抗战，这个战法用不上。”刘煜说。
抗战期间，蒋介石一手向毛泽东学习战法，另一手却在发动反共高潮。毛泽东则不计前嫌。皖南事变后不久，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当国民党军向八路军求援时，毛泽东爽快同意。1942年2月，国民党少将戴安澜率第五军第二〇〇师，赴缅甸作战，身负重伤，牺牲在战场上，临死前还喃喃自语“反攻”“祖国万岁”。毛泽东作《五律·挽戴安澜将军》，遥祭这位“勇夺虎罴威”的38岁将军。“这首诗超越了党派界限，以民族根本利益为前提，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一切爱国将士的充分肯定。”毛泽东诗词研究学者董正春说。
刘煜有一个大胆假想：“如果当年打日本时，全国军事力量都由毛泽东调配，会怎么样？肯定不会打得这么艰难。后来，毛泽东与蒋介石决战，用林罗直指东北，用刘邓挺进大别山，用陈谢挺进豫西，用陈粟挺进淮海，一下子就打破了蒋介石的精心部署。毛泽东对战局的谋略，远在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之上。”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
一九四三年三月
毛泽东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在中国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荣乌高速横贯整个华北。它西起内蒙古乌海市，东至山东最东端的荣成市。沿着这条公路，能找到抗战时期八路军几乎所有的经典战例：在灵丘获得平型关大捷，在易县击毙日军“名将之花”，在山东建立有“华东延安”之称的沂蒙山根据地。
然而，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并没有踏上这条路上的任何一个战地，他始终住在延安，在窑洞里指挥着敌后抗战。自从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开始了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军事生活：他就生活在泱泱大军中间，但他从不上前線；他身无一枪一弹，却是千军万马的指挥者。2017年7月，《环球人物》记者从延安出发，沿着荣乌高速，沿着当年毛泽东指挥电报的传递方向和八路军的行进方向，自西向东寻找那些属于毛泽东的印迹。
平型关：115级台阶上的纪念
1937年8月，根据国共谈判的结果，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下令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八路军的紧迫任务就是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很多战士心中愤愤不平。敌军变成友军，加上蒋介石给的编制少，部队缩编，红军干部普遍降职，师长当了团长，团长当了营长。有的老战士生气地往地上蹾枪托：“我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了10年仗，现在却要换上他们的帽子，成了他们的部队，改编就是投降。”不少战士把青天白日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还有的一边穿新军装一边流泪。
这时的部队，需要通过打胜仗来证明自己、提升士气。
继平津沦陷之后，1937年9月11日，察哈尔全省沦陷。9月13日，大同沦陷。嚣张的日军妄图3个月灭亡中国。八路军在去往前线的路上，遇到溃退的国民党军。时任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回忆说：“一批又一批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东西，像潮水般地涌下来。他们看到我们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我们战士散布失败情绪，说日军如何厉害。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日本人的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机关枪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你们究竟打死多少敌人？’‘我们还没见鬼子的面呢！’‘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拼？’‘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啊。’国民党军队兵无战心，将无斗志，一直向南败退。而八路军却迎着敌军斗志昂扬地向北挺进。”
这时，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正频繁地发电报给前线将领——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等人，叮嘱他们对付日军的办法：打山地游击战。
9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4000人进犯山西平型关。9月23日，一一五师接到八路军总部急电，要他们立即向平型关、灵丘之间出击，从侧翼阻击日军。灵丘境内沟壑纵横，公路曲折，《环球人物》记者从灵丘前往平型关地区时，导航软件一次又一次提示“前方急转弯，请减速慢行”。在县城西南30公里一个叫乔沟的地方，当地有关部门在公路两旁建设了观景台。不少外地牌照的汽车途经这里，纷纷停下来，车上的人禁不住走下车来驻足观看。从观景台向下望去，沟底路很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
80年前，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也看到这个有利地形，决定就在这里伏击敌人。他给毛泽东发电报：想集中陈光三四三旅，暂时不分散，利用平型关有利地形，相机给日军以狠狠打击。“不分散”即意味着不打游击。毛泽东说：“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林彪等人把师指挥部选在乔沟附近的山林中，又找到一处指挥所。说是指挥所，其实并没有什么建筑，只有左右两侧的山头遮挡，朝前可俯瞰山沟，视野开阔。如今从师指挥部到战斗指挥所的山路已经硬化，步行尚需10多分钟。
1937年9月25日清晨，日军近2000人进入一一五师设伏地点。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出师抗日的首战大捷。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后来，他又多次加以称赞：“现在我们打下了一个胜仗，兴奋了友军与人民，从此更进努力，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为纪念这次胜利，灵丘修建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进入纪念馆，先要登上115级台阶。讲解员说，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有1/3参加过平型关战斗。
雁门关：“敌伤亡3倍于我”
平型关大捷发生在灵丘县，但平型关则位于灵丘西边的繁峙县。从繁峙向西，可达代县，代县以南约50公里便是忻州市，繁峙县和代县均属忻州市管辖。八路军在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同时，国民党军继续走溃败路线，一路向南退守至忻州北部的忻口村附近，保卫省会太原。1937年10月13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国民党军与日军展开忻口会战。
此前的9月1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林彪、贺龙、刘伯承3位师长：过去决定八路军全部在晋东北部的恒山山脉，但阎锡山指挥的各军节节败退，这个决定已经不适用了，否则必将使自己处于敌人的大迂回中，完全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应改变原来的部署，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人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根据忻口会战的形势，连下3道命令，其中之一是派716团到代县雁门关地区打击敌人。
雁门关位于代县北部，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早在1000多年前，宋辽两国就曾在此激战。《环球人物》记者乘车沿208国道来到雁门关地区，看到当年伏击战的地点，处于著名的“险路十八弯”。这里山势陡峭，至今几无人烟，偶尔几座嵌入山体的破房子，早已废弃。路上多是运货大卡车，在狭窄的弯道上错车时，其中一辆通常要停下来，让另一辆先行。与满是绿植的乔沟一带相比，这里山石外露，多了几分危险。 1937年10月18日，716团在这里伏击日军。激战中，日军有200余辆汽车驶来增援，被阻击。至夜，日军又增援兵，716团根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原则，主动撤出战斗。此战毙伤敌3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两天后，716团占领雁门关。10月21日，不肯罢休的日军车队又从南、北两个方向驶来。716团居高临下，猛烈攻击，激战两小时，“我方伤13人，牺牲20人，敌伤亡3倍于我”。经过几次战斗 ，八路军取得雁门关大捷。
贺龙指挥一二〇师一度切断了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一一五师又打击了察哈尔省蔚县至山西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使日军攻势顿挫。卫立煌在忻口会战结束后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不过，与平型关大捷相比，雁门关大捷的名气要小很多。记者仅在“险路十八弯”的第十六至十八弯处路边发现了一块“雁门关伏击战遗址”指示牌，除此之外，再无别的纪念物了。
记者从雁门关下山后，不到1小时，来到代县县城西南侧的阳明堡。八路军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时，日军曾从这里增援，这里是日军的一个据点。10月16日，一二九师769团行至此地，团长陈锡联发现，“涂着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接二连三地轰鸣着从我们头顶上掠过，疯狂到极点”。战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陈锡联根据敌机出没的高度和时间判断，附近可能有敌人的机场。一问附近老乡，果然如此。
机场位于阳明堡南侧的几个村落之间。如今这里除了一块立于1995年的纪念碑，就是一片玉米地。当年，这片玉米地上停放了日军的24架飞机。这些飞机白天飞往忻口、太原轰炸，晚上飞回来检修。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战士们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东西都用绳子捆紧，悄悄进入机场，将一捆捆手榴弹塞进日机肚子里。不到1个小时，就干净利索地将24架飞机全部炸毁。769团伤亡30余人，一名营长牺牲。蒋介石得知后，发来了嘉奖令和两万元大洋的奖金。陈锡联回忆此事时说，这次夜袭是在毛主席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贯彻了刘伯承师长独立自主、果断行事、抓住战机、主动歼敌的指示。而“独立自主”等原则，正是毛泽东发给八路军的电报中一直强调的。
黄土岭：“名将之花”凋谢地
1938年初，毛泽东觉得是时候对几个月来的抗战经验做个总结了。他开始在凤凰山夜以继日地潜心写作《论持久战》，有时两天两夜都不合眼。5月，《论持久战》问世。“没有这几个月的实践，毛泽东也写不出来。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几个特点，首要的是敌强我弱，所以要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不能速胜。因为敌小国我大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所以中国亡不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他把整个抗战过程分为3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整个抗战时期，游击战都居于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相持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战法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当时的《孙子兵法》。8年全面抗战的发展，没有超出毛泽东《论持久战》所说的范围。”延安革命紀念馆研究员刘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毛泽东还提出，游击战争长期存在和发展，必须有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就不可能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也不可能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八路军到达山西后，进一步东进，到达察哈尔、河北等地，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抗日根据地。《环球人物》记者也一路东进，在一条条隧道中横穿太行山脉，来到与灵丘相邻的河北省涞源县。这里有一处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遗址。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此阶段的一个特点是日军“扫荡”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在雁宿崖一带被八路军歼灭500余人。这时，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刚升任中将，带队来复仇。阿部规秀在日本被誉为“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此行把指挥部设在紧挨涞源县的易县教场村一个农家院，结果被八路军发现。
《环球人物》记者找到了这个小院，男主人陈汉文今年84岁。他说：“阿部规秀坐在我家正房的椅子上，正拿望远镜朝外看，被突然从对面山上飞来的八路军炮弹炸死了。我家的房子都塌了。日本兵见势不好，赶紧把他们的长官背走了。后来，日军又来‘扫荡’，专门到我家，把我父亲打死了。仗打完后，聂荣臻到我家来看过我们。”
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忆说：“阿部规秀被击毙的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面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全国抗日战场上也是第一次。
如今，陈家小院就在公路边上。陈汉文见总有人打听“名将之花凋谢地”到底在哪儿，就在路边的两棵树间拉起一条横幅，上书“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旧址”，还在通往小院的路上插上了几面彩旗。“我们家的房子都有上百年了，塌过几次，如今就我和老伴住，孩子们都不在这里住了。”
沂水：“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涞源所处的华北地区是全面抗战后被日军最早占领的地区，却也是日军“治安”最差的地方。1940年11月，日军高级参谋真田一郎说：“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今内蒙古中部）、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
有一次，美军观察组的杜伦上尉到冀中根据地考察，被日军发觉。日军包围村庄，想捉拿他。杜伦被抗日军民送进地道躲藏，但仍十分惊慌，担心被出卖。日军找到了地道口，又是打枪，又是灌烟、放毒气。为了不让日军发现，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魏洪亮8个多月大的儿子在地道里被憋死。地面上，房东大娘拒绝透露信息，被砍掉4个手指。杜伦最终脱险。他说，日军暴虐无道，冀中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中国一定会胜利。 1941年11月，日伪军5万余人对鲁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沂蒙山百姓与八路军一起抗敌。《环球人物》记者到沂蒙山区采访时发现，直到今天，有些村庄的墙上仍画有“送亲上前线”的故事，仿佛是毛泽东那段话的遥远回响：“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在沂水县，至今流传着“红嫂”的故事。“日本鬼子扫荡时，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纵队侦察参谋郭伍士，到桃棵子村侦察敌情，被鬼子发现，挨了5个枪子儿，又被捅了两刀，基本是个要死的人了。后来我奶奶祖秀莲发现了他，就把他藏到一个山洞里。奶奶给他喂水喝，就是倒不进去，原来是嘴里被血块和一颗打断的牙齿堵住了。她把这些东西抠出来，喂他吃、喝。山洞里潮湿，郭伍士伤口上都长了蛆，奶奶也不嫌弃，用一种豆子叶熬出来的汁给他治疗。后来郭伍士的病情一天天好转，重返战场。战争结束后，他到沂蒙山定居，还回来找到我奶奶，认她做娘。”村民张道森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日军参谋山崎重三郎撰文写道：“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文章标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经历了淞沪、武汉等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損失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兵力，也开展了游击战。“蒋介石对《论持久战》大加赞赏，把它发给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作为他们必读的教材。他请我们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到庐山办游击战训练班，还组织观摩团到前线看八路军怎么打鬼子。虽然他们很佩服，但就是学不来。因为我们的游击战是基于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单纯依靠政治和军队抗战，这个战法用不上。”刘煜说。
抗战期间，蒋介石一手向毛泽东学习战法，另一手却在发动反共高潮。毛泽东则不计前嫌。皖南事变后不久，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当国民党军向八路军求援时，毛泽东爽快同意。1942年2月，国民党少将戴安澜率第五军第二〇〇师，赴缅甸作战，身负重伤，牺牲在战场上，临死前还喃喃自语“反攻”“祖国万岁”。毛泽东作《五律·挽戴安澜将军》，遥祭这位“勇夺虎罴威”的38岁将军。“这首诗超越了党派界限，以民族根本利益为前提，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一切爱国将士的充分肯定。”毛泽东诗词研究学者董正春说。
刘煜有一个大胆假想：“如果当年打日本时，全国军事力量都由毛泽东调配，会怎么样？肯定不会打得这么艰难。后来，毛泽东与蒋介石决战，用林罗直指东北，用刘邓挺进大别山，用陈谢挺进豫西，用陈粟挺进淮海，一下子就打破了蒋介石的精心部署。毛泽东对战局的谋略，远在盟军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