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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全面开放的中国展示在世人面前，而文化领域的改革起步晚，随着当今世界文化竞争的加剧，新闻出版领域也面临严峻挑战，出现了几个不适应。即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与国家软实力要求不适应；与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不适应；与当前传媒技术的变化不适应；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适应。为此，有关中央领导指示，文化领域改革应该走在其他改革的前列。”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就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和2008年工作等答记者问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在改革开放之初，谁也不曾设想：新闻出版——这个极具“政治色彩”、曾被认为是单纯的“喉舌”与“传声筒”的行业，也会走向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2008年，对作为文化产业领域最具意识形态特性的新闻出版业来说，注定不平凡。6月，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提出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三年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这也就意味着，“转企改制”不再是新闻出版单位内部“边边角角”的“修补”，而是“脱胎换骨”的转变。
事实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包括经济、文化在内软硬实力的竞争，让“把蛋糕做大以应对全球化冲击”成为不二的选择。无论是“谁动你的奶酪”，但最终都是要“被人动的”。
“转企改制”的“难点”与“关键”
9月2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辽宁考察新闻出版工作。他强调，要打破过去地域、行政级别对出版资源产业化的界限，进一步加大出版体制改革力度，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要提速。
自从2003年实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来，试点的新闻出版单位根据各自的情况,实施了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改革，积极开展跨媒体、跨地区的经营，进一步增强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2008年4月10～11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新闻出版业在试点的基础上，将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今后三年新闻出版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基本确定。
在图书出版方面，今后三年将大力推进158家中央在京出版社（含副牌）改革，计划年底完成50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三年内基本完成103家高校出版社转企改制，今年任务是20多家。
报刊业改革将分三步走，国有企业主办的报刊社改革排在第一阶段，依次是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报刊社、部委所属报刊社，目标是培育10至15家大型综合性传媒集团；整合行业、学科等多种资源，培育强势期刊群。
“今年推进新闻出版改革，跟前两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仅有路线图，还有具体的时间表，使得改制更加快捷，推进改革的力度更大了。”7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改制在“面”上怎么推？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之下已全面提速。随着新闻出版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确定，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整装待发，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据了解，在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伊始，中央确定了9个综合性的试点地区，同时确定了35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新闻出版业有21家。重庆的《电脑报》、新华社的《中国证券报》等都在试点之列。目前，《电脑报》、《中国证券报》以及《机电商报》、《中华建筑报》、《中国计算机报》等都已实现整体转企改制。
随着试点期结束，改制在“面”上怎么推？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告诉记者，目前提出了三步走，第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社；第二步，改革协会、学会、社团办的报刊社；第三步，改革党政机关主管主办的报刊社。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继续保留事业体制的有三类：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和公益性报刊，除此之外的其他报刊，无论是学术类，还是大众读物类，都要转企改制。
“体制转换是难点”
“改革本身是利益关系的大调整，目前进行的以新闻出版单位为前驱的整个文化体制的改革，其难度不亚于30年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前，新闻出版单位是有行政级别和行政待遇的，政府机关也把新闻出版单位当作安排人事的一个部门，现在要脱钩，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改制不仅是体制的改革，还是利益的调整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同时还是观念的改变。” 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张世贤社长告诉记者，开始于197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那个时候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向前推进，企业希望能挣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获得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而现在进行的新闻出版业的改革，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切断这些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从行政到经济的联系，是自上而下向前推进的，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大家觉得在体制内生活得很好，相安无事。尽管竞争很充分，但是各自有各自的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地盘，各自有各自的生财之道，并不太希望打破这种体制。”张世贤社长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在相关场合提出新闻出版改革“体制转换是难点”。“过去新闻出版单位是按照行政级次配置的，有什么样级次，什么样的部委、省，才能办什么报、刊。一个省要有多少个出版社，多少家报纸，多少家期刊。这就造成了资源浪费，该发展的发展不起来，不该发展的也死不掉，就形成了一种僵化的体制。”
人员安排和资金来源是“关键”
无论怎样转制，人员安置和资金来源是“转企改制”绕不过的“坎儿”。
2008年8月7日，当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向英大传媒集团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企业集团登记证的时候，我国新闻出版改革走出了新的尝试。国家电网报社与同为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整合成立英大传媒集团。这其中，国家电网报社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个完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转企改制的报社，而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是中央国家机关所属出版单位中第一家整体转制的出版社。
国家电网报社成立于2005年12月27日，是国家电网公司依法出资设立的新闻单位。由于国家电网公司本身是大型国有企业，国家电网报社从成立时就是企业性质，《国家电网报》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党组机关报，在发行渠道、广告经营上没有多少竞争，但在办报质量、经营管理、发展壮大等方面一直是“自我加压”。国家电网报社由于拥有《国家电网报》、《国家电网》杂志、《国家电网动态》电视周刊等国家电网公司核心媒体，在改制过程中资金保障可靠，人员也得到妥善安置。
相比年轻的国家电网报社，同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其前身可追溯到1951年的燃料工业出版社，迄今已有55年的历史。
2008年初，在国家电网公司整合直属产业资源的一系列动作中，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文化资源，国家电网报社与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组成立英大传媒集团。
“国家电网报社成立时间短，历史包袱小，在劳动用工上较为灵活，整个队伍呈现年轻化趋势；中国电力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间长，在科技出版领域知名度高，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出版人才队伍，是集团发展的宝贵资源。为此，我们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逐步淡化固定编制员工和聘任制员工的区别，实行统一管理，整个人员安排过程比较顺利。”英大传媒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事实上，早在2003年试点伊始，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下称“《通知》”），对财政税收、投资和融资、资产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人员分流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由于《通知》对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及人员安置等提出的措施比较优惠，一般而言，不会出现大的震荡和阻力。”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由于这个文件在2008年年底到期，现在中宣部、财政部会同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正在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此次修改不是收缩原来的政策，修改之后的文件只会比原文件的规定更优惠、操作性更强，也更完善。”
改革面临“新问题”
如何保证“公信力”
据了解，中央保留的党的机关报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党中央的理论性杂志《求是》等，其他中央级报纸、杂志和各行业、各部委报刊等，一律和原单位“脱钩”，另由政府监管成立的法人团体来管理。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只保留一份省（市）委机关报，其他报刊也一律和政府部门“脱钩”，由法人团体管理。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各家报刊和原所属单位“脱钩”，由自负盈亏的法人团体接手，这意味着新闻出版业靠“政府补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以市场竞争来取代。在这种背景下，当再出现舆论之间的交锋，在舆论控制上怎么能保证舆论机构的公信力不被某个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收买，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舆论控制，是非常尖锐的一个话题。如果实行集团化管理，是否就意味着舆论的话语权由代表全民利益的党中央，交给了市场中的利益集团？
“历史证明，由共产党控制舆论是媒体保持公信力的前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当这个前提发生改变，舆论由某个利益集团所控制，作为出资人的集团，首先有经济利益的要求，其次还有有利于自己舆论的要求。如果这样，新闻舆论的公信力如何保证？”张世贤社长告诉记者，国外由利益集团所办的报纸一般都有一定的倾向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得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前提。新闻出版体制无论怎么改革，党管笔杆子不能丢，这是有底线的。”
关于媒体公信力问题，余昌祥司长认为，不仅是对转制为企业的新闻媒体，即使是在事业体制下，这个问题也存在。“一个媒体、一份报纸或期刊，要想真正在市场上生存下去，恰恰会更注重自身的公信力。试想，作为一个媒体，如果公信力丧失了，读者不再相信刊发的内容，他办的报纸、期刊还卖得出去吗？如果卖不出去怎么生存？”
学术期刊怎么改
在这轮新闻出版业改革中，学术期刊也在改制之列。
学术期刊，顾名思义，主要发表由专家撰写的并经同行评审的学术性论文。学术期刊的数量与质量代表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发达程度，其中包括文化发达程度、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发达程度等。大家习惯的逻辑认为，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而不仅仅是为出版者赚钱。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学术期刊并不算太多。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近24万种期刊，85%为发达国家所垄断；学术性期刊约10万种，其中重要科技期刊8万种，几乎全为发达国家所拥有；我国有期刊9000余种，其中学术期刊有6000种，在整个期刊中所占比例甚高。
余昌祥司长告诉记者，我国学术期刊的改革，分为两部分：一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包括一些基础学科、前沿学科的学术期刊，要继续实行事业体制。二是经营性的学术期刊要转为企业。“我们目前正在分类。这次在中央单位的2600多种期刊中，保留事业体制的恐怕是少数。”
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张世贤针对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发达国家创办科技期刊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专业学术期刊是高层次期刊，一般是供专业人才阅读的，读者面窄，销量小。
“国外包括剑桥出版社办的很多杂志，因为要保持在这个学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就是要往里面‘砸钱’，学校每年给这些杂志补贴印刷费、编辑费；如果学术期刊社也变成了企业，还怎么补贴？我建议对学术期刊改革时要重新定位。对于那些政府机关办的学术期刊，可以放到科研机构，因为科研机构有经费来源，能够维持期刊的生存和发展。” 张世贤说。
改制后的企业集团如何“定位”
在记者采访的几家在京新闻出版单位，除了感受到改革者的激情和对未来集团的蓬勃发展的憧憬以外，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些“将行者”的困惑与期待。
北京某出版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接到关于在京出版单位改革的正式文件，但是不断有内部电话和开会，通知他们拿改制方案。这期间，新闻出版总署传达过不少精神，包括办培训班。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副署长邬书林亲自授课讲改革，从观念上先给大家“洗脑”。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新闻出版单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与主管主办单位脱钩，另组新闻出版集团,作为出资人，集团当然要管人、管事、管资产，这是一种市场管理。而原来的主管机构是一种业务管理（只对新闻出版业务的一种指导）。如果变成企业集团，权力是要上收的，不仅要管人，还要管事、管资产。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主办单位改成企业集团、变成出资人之后，成员单位作为二级法人很多经营自主权可能会受到约束，出版社跟集团的关系怎么处，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集团的领导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上面派来的，他的角色定位是政府的官员，还是企业经营者？
“如果他是经营者，可是并不会经营。但是他在你上面，就要履行职责。一方面对你指手画脚，一方面还要跟你要钱，什么都‘干预’，这让企业怎么‘生活’？大家不愿意改与这个也有关系。”一位报刊社负责人告诉记者，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企业集团如何定位。定位明确将有利于新闻出版业的企业化发展，定位不明确，会把新闻出版业“搞死”。
“改制必须得改，但是组建集团，应该本着自愿的原则。你可以提亲，可以把几家新闻出版单位撮合起来，每个单位在董事会里面出任一个董事，这样组合大家愿意参加。”这位负责人说，他们最不希望的是从上面派来一些不懂新闻出版业务的官员，特别是到集团来“退休”的，还在那里指手画脚，这样会对新闻出版单位的发展形成“障碍”。
市场化之路“不可逆转”
1996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以集约化经营为特征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打破地区界限，与中国和平出版社签署改制合作协议隆重揭牌；随后的５月９日，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公司在海口挂牌成立。
至此，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跨地域重组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新闻出版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规模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其市场化发展之路已是“不可逆转”。
跨区域重组可能会“越来越多”
“江西出版集团重组和平出版社，是我国出版行业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重组，也是国内第一家实现股份制的中央级出版社，开拓了地方重组中央、跨省整体并购之先河，具有很强的开创性、探索性和示范性。”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据悉，此次江西出版集团和中国和平出版社两家出版机构的重组，历经两年探索和交流，才最终签署合作协议。其合作方式是，由江西出版集团根据双方优势资源，对中国和平出版社进行重组与改制，成立中国和平出版有限公司，同时保留“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名称，其权益变更到中国和平出版有限公司。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作为主管单位，江西出版集团为主办单位，控股中国和平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2月，这一方案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复。
“目前，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中国和平出版社已经为所有员工缴纳了社会养老保险等，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使所有员工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没有裁员，也没有分流。”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肖斌说。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各省区市出版发行单位均衡设置、同构布局，造成了实际上的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严重制约了文化产业和大型企业的跨区域发展。” 郝振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文化体制改革总的精神是要建立两个体系，一是快捷、覆盖宽泛的传播体系，二是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按照这个精神，今后出版业跨区域重组可能会越来越多。”
业内人士认为，出版发行企业经历转企改制、股份制改造等阶段后，急需跃上一个新的平台——积极谋求上市，使出版发行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传媒业加快“上市步伐”
近期，资本市场正吸引传媒企业竞相加入上市序列，继1999年后，再次掀起新一轮直接融资热潮。先有粤传媒IPO登陆中小板，后有辽宁出版传媒欲打包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上市、湖北日报集团借路国药科技签订《资产重组意向书》等。
2007年10月，证监会审核通过了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IPO申请，成为中国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堪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辽宁出版传媒IPO的标杆意义在于其整体上市，而不是将广告、发行等商业经营与采编业务剥离出来单独上市。而博瑞传播、赛迪传媒、北青传媒、新华传媒、新华文轩等，都是媒体经营性资产上市，而非采编业务资产上市。
“辽宁出版传媒IPO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未来新闻出版业整体上市会继续增加。一方面，中央要求形成培育10到15个综合性传媒集团，形成战略投资者，而上市可以聚集更多的资金和资本，加大传媒发展的实力；另一方面，一些改革比较早，发展实力比较好的有基础的传媒集团，必然要寻求更大的发展，而上市是一条重要途径。” 郝振省提醒说，“但上市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带来活力，也会带来压力。”
新闻出版“转企改制”是大势所趋
——专访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
王红茹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4月，在京新闻出版业今后三年新闻出版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已经基本确定。目前，报刊业改制的进展情况怎样？报刊业改制的原则和方向是什么？
余昌祥：根据报刊业改革思路，我们目前正在对中央单位所办的220多种报纸，2600多种期刊，逐一列出名单，进行分类。报刊业改制原则上是按三个步骤推进，但是如果有党政机关主办的报刊社现在就提出来改制，当然也鼓励。
我们提出的想法是通过转企改制，吸纳更多的资源，整合多种形式的媒介资源，报刊业能够形成10到15家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据我们初步统计，目前资产20亿以上的报业集团有10多家，一年的主营收入超过10亿的报业集团有10多家。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成果。
《中国经济周刊》：报刊业转制过程中，人员安置是关键。对此，国家在转企改制中出台了哪些优惠政策？
余昌祥：我从试点单位了解到的情况，并没有感觉到人员安置有太多的困难，因为国家在人员安置方面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比如说，转企后的五年过渡期内，离退休人员按企业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如果低于按事业单位计发的养老金，这个差额可以加发补贴给补齐；再比如社会保险，在转企改制之前是事业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转企以后，在编人员在转企之前没有缴纳的这些社会保险，视同缴纳。
如北京市的社会保险是1992年开始建立的，单位2006年才转为企业，转企之前的这14年没有交过社会保险，也视同缴纳。这笔钱由财政给补贴。所以，在人员安置上，国家给了相当优惠的政策。
国务院2003年12月31号颁布的105号文件，涉及的优惠政策还有很多，比如在财政税收、投资融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险、人员安置等政策，都适用于转企改制的企业，如果不转企改制，就享受不到。
由于这个文件在2008年年底到期，现在中宣部、财政部会同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正在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此文件修改的原则是：已经给予的这些优惠的经济政策，予以保留；同时，要在这些已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细化，以便更易于落实和操作。
此外，一些单位实际上在转企改制之前，已经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除了少数的事业在编人员之外，多数已经是聘用人员。所以，在人员安置、身份转换问题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中国经济周刊》：报刊业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2006年在面上逐步推开，通过试点单位的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突破，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试点单位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余昌祥：试点单位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观念和认识的问题。现在有一些单位和人员，还存在比较多的观望情绪，还有种种的顾虑，总想看看别人改了之后怎么样，有什么好处。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3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改不改，愿不愿意改，可以看，可以等，但是今年改革开放都30年了，改革的要求已经很明确，包括改革的推进时间也确定得很明确。因此，这个时候不是改不改、愿不愿改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么改。这是大势所趋。
我们加入WTO，过渡期很快就结束了，而且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转型为市场经济了，我们就不能指望还象过去几十年前的那种事业体制继续维持下去，不仅是新闻出版单位，其他行业的事业单位也要进行改革。所以，以后即使是事业单位，也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和事业体制。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就新闻出版业改革发展和2008年工作等答记者问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在改革开放之初，谁也不曾设想：新闻出版——这个极具“政治色彩”、曾被认为是单纯的“喉舌”与“传声筒”的行业，也会走向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但在30年后的今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2008年，对作为文化产业领域最具意识形态特性的新闻出版业来说，注定不平凡。6月，新闻出版总署明确提出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三年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这也就意味着，“转企改制”不再是新闻出版单位内部“边边角角”的“修补”，而是“脱胎换骨”的转变。
事实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包括经济、文化在内软硬实力的竞争，让“把蛋糕做大以应对全球化冲击”成为不二的选择。无论是“谁动你的奶酪”，但最终都是要“被人动的”。
“转企改制”的“难点”与“关键”
9月2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辽宁考察新闻出版工作。他强调，要打破过去地域、行政级别对出版资源产业化的界限，进一步加大出版体制改革力度，新闻出版领域体制改革要提速。
自从2003年实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来，试点的新闻出版单位根据各自的情况,实施了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改革，积极开展跨媒体、跨地区的经营，进一步增强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2008年4月10～11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新闻出版业在试点的基础上，将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今后三年新闻出版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基本确定。
在图书出版方面，今后三年将大力推进158家中央在京出版社（含副牌）改革，计划年底完成50家出版社的转企改制；三年内基本完成103家高校出版社转企改制，今年任务是20多家。
报刊业改革将分三步走，国有企业主办的报刊社改革排在第一阶段，依次是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报刊社、部委所属报刊社，目标是培育10至15家大型综合性传媒集团；整合行业、学科等多种资源，培育强势期刊群。
“今年推进新闻出版改革，跟前两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不仅有路线图，还有具体的时间表，使得改制更加快捷，推进改革的力度更大了。”7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改制在“面”上怎么推？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之下已全面提速。随着新闻出版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确定，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整装待发，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据了解，在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伊始，中央确定了9个综合性的试点地区，同时确定了35家改革试点单位，其中新闻出版业有21家。重庆的《电脑报》、新华社的《中国证券报》等都在试点之列。目前，《电脑报》、《中国证券报》以及《机电商报》、《中华建筑报》、《中国计算机报》等都已实现整体转企改制。
随着试点期结束，改制在“面”上怎么推？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告诉记者，目前提出了三步走，第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社；第二步，改革协会、学会、社团办的报刊社；第三步，改革党政机关主管主办的报刊社。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继续保留事业体制的有三类：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和公益性报刊，除此之外的其他报刊，无论是学术类，还是大众读物类，都要转企改制。
“体制转换是难点”
“改革本身是利益关系的大调整，目前进行的以新闻出版单位为前驱的整个文化体制的改革，其难度不亚于30年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前，新闻出版单位是有行政级别和行政待遇的，政府机关也把新闻出版单位当作安排人事的一个部门，现在要脱钩，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改制不仅是体制的改革，还是利益的调整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同时还是观念的改变。” 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张世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张世贤社长告诉记者，开始于197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那个时候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向前推进，企业希望能挣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获得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而现在进行的新闻出版业的改革，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切断这些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从行政到经济的联系，是自上而下向前推进的，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大家觉得在体制内生活得很好，相安无事。尽管竞争很充分，但是各自有各自的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地盘，各自有各自的生财之道，并不太希望打破这种体制。”张世贤社长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在相关场合提出新闻出版改革“体制转换是难点”。“过去新闻出版单位是按照行政级次配置的，有什么样级次，什么样的部委、省，才能办什么报、刊。一个省要有多少个出版社，多少家报纸，多少家期刊。这就造成了资源浪费，该发展的发展不起来，不该发展的也死不掉，就形成了一种僵化的体制。”
人员安排和资金来源是“关键”
无论怎样转制，人员安置和资金来源是“转企改制”绕不过的“坎儿”。
2008年8月7日，当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向英大传媒集团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企业集团登记证的时候，我国新闻出版改革走出了新的尝试。国家电网报社与同为国家电网公司旗下的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整合成立英大传媒集团。这其中，国家电网报社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个完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转企改制的报社，而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是中央国家机关所属出版单位中第一家整体转制的出版社。
国家电网报社成立于2005年12月27日，是国家电网公司依法出资设立的新闻单位。由于国家电网公司本身是大型国有企业，国家电网报社从成立时就是企业性质，《国家电网报》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党组机关报，在发行渠道、广告经营上没有多少竞争，但在办报质量、经营管理、发展壮大等方面一直是“自我加压”。国家电网报社由于拥有《国家电网报》、《国家电网》杂志、《国家电网动态》电视周刊等国家电网公司核心媒体，在改制过程中资金保障可靠，人员也得到妥善安置。
相比年轻的国家电网报社，同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其前身可追溯到1951年的燃料工业出版社，迄今已有55年的历史。
2008年初，在国家电网公司整合直属产业资源的一系列动作中，作为国家电网公司的文化资源，国家电网报社与中国电力出版社有限公司重组成立英大传媒集团。
“国家电网报社成立时间短，历史包袱小，在劳动用工上较为灵活，整个队伍呈现年轻化趋势；中国电力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间长，在科技出版领域知名度高，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出版人才队伍，是集团发展的宝贵资源。为此，我们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则，逐步淡化固定编制员工和聘任制员工的区别，实行统一管理，整个人员安排过程比较顺利。”英大传媒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事实上，早在2003年试点伊始，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下称“《通知》”），对财政税收、投资和融资、资产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以及人员分流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由于《通知》对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及人员安置等提出的措施比较优惠，一般而言，不会出现大的震荡和阻力。”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由于这个文件在2008年年底到期，现在中宣部、财政部会同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正在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此次修改不是收缩原来的政策，修改之后的文件只会比原文件的规定更优惠、操作性更强，也更完善。”
改革面临“新问题”
如何保证“公信力”
据了解，中央保留的党的机关报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以及党中央的理论性杂志《求是》等，其他中央级报纸、杂志和各行业、各部委报刊等，一律和原单位“脱钩”，另由政府监管成立的法人团体来管理。在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只保留一份省（市）委机关报，其他报刊也一律和政府部门“脱钩”，由法人团体管理。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各家报刊和原所属单位“脱钩”，由自负盈亏的法人团体接手，这意味着新闻出版业靠“政府补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以市场竞争来取代。在这种背景下，当再出现舆论之间的交锋，在舆论控制上怎么能保证舆论机构的公信力不被某个利益集团所左右和收买，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舆论控制，是非常尖锐的一个话题。如果实行集团化管理，是否就意味着舆论的话语权由代表全民利益的党中央，交给了市场中的利益集团？
“历史证明，由共产党控制舆论是媒体保持公信力的前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当这个前提发生改变，舆论由某个利益集团所控制，作为出资人的集团，首先有经济利益的要求，其次还有有利于自己舆论的要求。如果这样，新闻舆论的公信力如何保证？”张世贤社长告诉记者，国外由利益集团所办的报纸一般都有一定的倾向性，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得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前提。新闻出版体制无论怎么改革，党管笔杆子不能丢，这是有底线的。”
关于媒体公信力问题，余昌祥司长认为，不仅是对转制为企业的新闻媒体，即使是在事业体制下，这个问题也存在。“一个媒体、一份报纸或期刊，要想真正在市场上生存下去，恰恰会更注重自身的公信力。试想，作为一个媒体，如果公信力丧失了，读者不再相信刊发的内容，他办的报纸、期刊还卖得出去吗？如果卖不出去怎么生存？”
学术期刊怎么改
在这轮新闻出版业改革中，学术期刊也在改制之列。
学术期刊，顾名思义，主要发表由专家撰写的并经同行评审的学术性论文。学术期刊的数量与质量代表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发达程度，其中包括文化发达程度、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发达程度等。大家习惯的逻辑认为，学术期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而不仅仅是为出版者赚钱。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学术期刊并不算太多。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近24万种期刊，85%为发达国家所垄断；学术性期刊约10万种，其中重要科技期刊8万种，几乎全为发达国家所拥有；我国有期刊9000余种，其中学术期刊有6000种，在整个期刊中所占比例甚高。
余昌祥司长告诉记者，我国学术期刊的改革，分为两部分：一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学术期刊，包括一些基础学科、前沿学科的学术期刊，要继续实行事业体制。二是经营性的学术期刊要转为企业。“我们目前正在分类。这次在中央单位的2600多种期刊中，保留事业体制的恐怕是少数。”
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张世贤针对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发达国家创办科技期刊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因为专业学术期刊是高层次期刊，一般是供专业人才阅读的，读者面窄，销量小。
“国外包括剑桥出版社办的很多杂志，因为要保持在这个学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就是要往里面‘砸钱’，学校每年给这些杂志补贴印刷费、编辑费；如果学术期刊社也变成了企业，还怎么补贴？我建议对学术期刊改革时要重新定位。对于那些政府机关办的学术期刊，可以放到科研机构，因为科研机构有经费来源，能够维持期刊的生存和发展。” 张世贤说。
改制后的企业集团如何“定位”
在记者采访的几家在京新闻出版单位，除了感受到改革者的激情和对未来集团的蓬勃发展的憧憬以外，也同样感受到了这些“将行者”的困惑与期待。
北京某出版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接到关于在京出版单位改革的正式文件，但是不断有内部电话和开会，通知他们拿改制方案。这期间，新闻出版总署传达过不少精神，包括办培训班。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副署长邬书林亲自授课讲改革，从观念上先给大家“洗脑”。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新闻出版单位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与主管主办单位脱钩，另组新闻出版集团,作为出资人，集团当然要管人、管事、管资产，这是一种市场管理。而原来的主管机构是一种业务管理（只对新闻出版业务的一种指导）。如果变成企业集团，权力是要上收的，不仅要管人，还要管事、管资产。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主办单位改成企业集团、变成出资人之后，成员单位作为二级法人很多经营自主权可能会受到约束，出版社跟集团的关系怎么处，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集团的领导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上面派来的，他的角色定位是政府的官员，还是企业经营者？
“如果他是经营者，可是并不会经营。但是他在你上面，就要履行职责。一方面对你指手画脚，一方面还要跟你要钱，什么都‘干预’，这让企业怎么‘生活’？大家不愿意改与这个也有关系。”一位报刊社负责人告诉记者，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企业集团如何定位。定位明确将有利于新闻出版业的企业化发展，定位不明确，会把新闻出版业“搞死”。
“改制必须得改，但是组建集团，应该本着自愿的原则。你可以提亲，可以把几家新闻出版单位撮合起来，每个单位在董事会里面出任一个董事，这样组合大家愿意参加。”这位负责人说，他们最不希望的是从上面派来一些不懂新闻出版业务的官员，特别是到集团来“退休”的，还在那里指手画脚，这样会对新闻出版单位的发展形成“障碍”。
市场化之路“不可逆转”
1996年，我国成立了第一家以集约化经营为特征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打破地区界限，与中国和平出版社签署改制合作协议隆重揭牌；随后的５月９日，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公司在海口挂牌成立。
至此，新闻出版业转企改制、跨地域重组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新闻出版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规模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其市场化发展之路已是“不可逆转”。
跨区域重组可能会“越来越多”
“江西出版集团重组和平出版社，是我国出版行业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重组，也是国内第一家实现股份制的中央级出版社，开拓了地方重组中央、跨省整体并购之先河，具有很强的开创性、探索性和示范性。”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据悉，此次江西出版集团和中国和平出版社两家出版机构的重组，历经两年探索和交流，才最终签署合作协议。其合作方式是，由江西出版集团根据双方优势资源，对中国和平出版社进行重组与改制，成立中国和平出版有限公司，同时保留“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名称，其权益变更到中国和平出版有限公司。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作为主管单位，江西出版集团为主办单位，控股中国和平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2月，这一方案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复。
“目前，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下，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中国和平出版社已经为所有员工缴纳了社会养老保险等，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使所有员工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没有裁员，也没有分流。”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肖斌说。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各省区市出版发行单位均衡设置、同构布局，造成了实际上的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严重制约了文化产业和大型企业的跨区域发展。” 郝振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文化体制改革总的精神是要建立两个体系，一是快捷、覆盖宽泛的传播体系，二是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按照这个精神，今后出版业跨区域重组可能会越来越多。”
业内人士认为，出版发行企业经历转企改制、股份制改造等阶段后，急需跃上一个新的平台——积极谋求上市，使出版发行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传媒业加快“上市步伐”
近期，资本市场正吸引传媒企业竞相加入上市序列，继1999年后，再次掀起新一轮直接融资热潮。先有粤传媒IPO登陆中小板，后有辽宁出版传媒欲打包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上市、湖北日报集团借路国药科技签订《资产重组意向书》等。
2007年10月，证监会审核通过了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IPO申请，成为中国第一家将编辑业务与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业，堪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辽宁出版传媒IPO的标杆意义在于其整体上市，而不是将广告、发行等商业经营与采编业务剥离出来单独上市。而博瑞传播、赛迪传媒、北青传媒、新华传媒、新华文轩等，都是媒体经营性资产上市，而非采编业务资产上市。
“辽宁出版传媒IPO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未来新闻出版业整体上市会继续增加。一方面，中央要求形成培育10到15个综合性传媒集团，形成战略投资者，而上市可以聚集更多的资金和资本，加大传媒发展的实力；另一方面，一些改革比较早，发展实力比较好的有基础的传媒集团，必然要寻求更大的发展，而上市是一条重要途径。” 郝振省提醒说，“但上市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带来活力，也会带来压力。”
新闻出版“转企改制”是大势所趋
——专访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司长余昌祥
王红茹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4月，在京新闻出版业今后三年新闻出版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已经基本确定。目前，报刊业改制的进展情况怎样？报刊业改制的原则和方向是什么？
余昌祥：根据报刊业改革思路，我们目前正在对中央单位所办的220多种报纸，2600多种期刊，逐一列出名单，进行分类。报刊业改制原则上是按三个步骤推进，但是如果有党政机关主办的报刊社现在就提出来改制，当然也鼓励。
我们提出的想法是通过转企改制，吸纳更多的资源，整合多种形式的媒介资源，报刊业能够形成10到15家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综合性传媒集团。据我们初步统计，目前资产20亿以上的报业集团有10多家，一年的主营收入超过10亿的报业集团有10多家。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这些都是改革带来的成果。
《中国经济周刊》：报刊业转制过程中，人员安置是关键。对此，国家在转企改制中出台了哪些优惠政策？
余昌祥：我从试点单位了解到的情况，并没有感觉到人员安置有太多的困难，因为国家在人员安置方面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比如说，转企后的五年过渡期内，离退休人员按企业办法计发的养老金，如果低于按事业单位计发的养老金，这个差额可以加发补贴给补齐；再比如社会保险，在转企改制之前是事业单位，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转企以后，在编人员在转企之前没有缴纳的这些社会保险，视同缴纳。
如北京市的社会保险是1992年开始建立的，单位2006年才转为企业，转企之前的这14年没有交过社会保险，也视同缴纳。这笔钱由财政给补贴。所以，在人员安置上，国家给了相当优惠的政策。
国务院2003年12月31号颁布的105号文件，涉及的优惠政策还有很多，比如在财政税收、投资融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险、人员安置等政策，都适用于转企改制的企业，如果不转企改制，就享受不到。
由于这个文件在2008年年底到期，现在中宣部、财政部会同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正在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此文件修改的原则是：已经给予的这些优惠的经济政策，予以保留；同时，要在这些已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细化，以便更易于落实和操作。
此外，一些单位实际上在转企改制之前，已经实行的是企业化管理。除了少数的事业在编人员之外，多数已经是聘用人员。所以，在人员安置、身份转换问题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中国经济周刊》：报刊业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2006年在面上逐步推开，通过试点单位的积极探索，取得了重要突破，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试点单位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余昌祥：试点单位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观念和认识的问题。现在有一些单位和人员，还存在比较多的观望情绪，还有种种的顾虑，总想看看别人改了之后怎么样，有什么好处。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30年前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改不改，愿不愿意改，可以看，可以等，但是今年改革开放都30年了，改革的要求已经很明确，包括改革的推进时间也确定得很明确。因此，这个时候不是改不改、愿不愿改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么改。这是大势所趋。
我们加入WTO，过渡期很快就结束了，而且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已经转型为市场经济了，我们就不能指望还象过去几十年前的那种事业体制继续维持下去，不仅是新闻出版单位，其他行业的事业单位也要进行改革。所以，以后即使是事业单位，也不再是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和事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