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366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日色垂暮。
　　云游僧乐樽，在敦煌的沙原上缓缓独行。四野无声，不羁的风穿透袈裟，已有些许的凉意。半轮残阳挂在乐樽的禅杖上，摇摇欲坠。疲惫如暮色弥漫了云游僧的全身，何处下榻？乐樽无望地登上一座小小的山坡。
　　前缘将无望化为奇迹，就在乐樽登顶的那一霎那，对面的三危山上金光四射，山体通透若熔金，凹凸褶皱之处，隐现出万尊金佛。夕阳坠地，天空涌起五色祥云，三危山笼罩在圣洁明澈的天光之中。乐樽和尚怔然无语，呆呆地看着三危山上的万尊金佛，自己的身体也在圣光之中变得澄明通彻。他朗声发愿，广化善缘，造窟立佛。愿毕，祥云隐退，暮色苍然。
　　乐樽和尚的第一座佛窟在三危山凿就。此后一千六百年，王公百姓把自己的信仰与祈愿伴着叮当的斧凿声和呼啸的山风，凿进了三危山的石窟。
　　二
　　公元1986年，在乐樽和尚三危山金光发愿、开凿第一个洞窟一千六百二十年之后，我走进敦煌，希望能看到那让人激动千年的圣光，但了无前缘，一阵风沙迷住了我的双眼，三危山黯然失色。再之后两赴敦煌，均无果而归。
　　三危山金光之谜，后人多有解释，我在三次寻觅未果的情况下，相信它只是善良的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
　　倾塌的墩台立在泣血的残阳里，冥思的卧佛睡在幽暗的石窟中，虔敬的供养人面壁而立，神采飞扬。相机日复一日地在敦煌的石窟中搜寻，佛涅槃了，佛的精神在相机的镜头里与石窟造像连接，冰冷的石雕造像鼓动着勃勃跳动的脉息，生命在延续。假若敦煌只剩下考据，假若敦煌的照片只成为档案里的身份证明，那么敦煌影像就会成为知了的蝉蜕，风吹过，碎屑满天，与戈壁的沙，阳关的雪搅混在一起，了无痕迹。
　　敦煌影像里的生命脉息来源于三危山上的圣光，这圣光孕育在山体里。走进石窟，走进三危山的胸腹，圣光灵现的一刻，我与三危山脉息相通，与释迦佛灵犀暗度，影像结成正果，生命的图腾！
　　光是生命的象征。
　　敦煌影像用光表达了对石窟造像生命内涵的理解。
　　色彩在光中飞舞。
　　敦煌的色彩沁在岩石的肌体中。
　　北魏，浑厚沉着，若彩色的岩浆在洞窟的石壁上流淌。
　　大唐，瑰丽繁华，色彩如同一个大磁场，陷于其中。迷惑的是眼睛，震撼的是心灵。那凝在衣纹里的色彩泛出香气，暖意融融，若美人肌肤的体温。至宋、元、明、清，细腻中富于哲理，拘谨中不乏典雅，色彩在思想。
　　三
　　敦煌的壁画若首尾相连，延续可达六十华里。敦煌的色彩包容古今，千年一脉，现在仍然是色彩的天堂。
　　敦煌影像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留下了一份丰富的文本遗产。一千六百年前乐樽和尚开凿的敦煌石窟原貌我们已无复可见，现在看到的是时间改变了的结果。那么再过一千六百年，人们或许可以从敦煌影像中看到今天的敦煌。
　　任何文字的记录都会有理解上的误差，唯有影像不会欺骗眼睛。
　　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公元2003年制定了《保存数字化遗产宪章》，宪章提示：
　　“人类的知识或表达的内容，无论是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的，还是涉及技术，法律，医学和其他领域的，都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化文本表现出来，或以现有的模拟形式转化为数字化形式，那些本来就以数字化形式产生的‘原生态’数字化资源，除数字化形式外，别无其他形式。
　　数字化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文本、数据库、静止的和活动的影像、音频、图形、软件和网页等，它们因媒介材料的性质受到保存时间的限制，因此需要有目的的生产和管理才能保存下来。
　　这些资源具有长久的价值和意义，是应当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保护和保存的遗产。这一遗产可以以任何语言存在于世界任何地方，也可以涉及人类知识表达的任何领域。”
　　摄影人大多不喜欢看过多的文字，也许有人看到这些枯燥的文字会跳将起来，但我仍然固执地希望摄影人能静下心来把这段文字仔细阅读，因为，你拍摄的影像或许就会成为全人类共同保存的遗产。
　　敦煌影像符合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保存数字化遗产宪章》的精神，它的重要性莫过于此。
　　或许拍摄敦煌仅如乐樽和尚一样只做了象征性的事情，或许他只是众多开凿石窟工匠中的一名，但是，影像对于敦煌是非常重要的，影像是今人留给后代的遗产。
　　在很多年的拍摄过程中，图像正在变成遗产，如《保存数字化遗产宪章》所说。因为，许多实际物像已经消失，只留下图像！
　　四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为拍摄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四大佛教石窟，频繁地往来山西，河南，甘肃，四川之间，有时并不拍摄，只是搜集一些资料，认真观看，仔细揣摩云冈，龙门，敦煌，大足四个石窟的异同之处。
　　初时只觉云冈雄魂伟魄，“佛为帝身”，有帝王气。龙门温和平实，不事张扬，却精华内敛，有贵族气。两窟之间隐隐然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如同门兄弟。再看敦煌，如丝路花雨中翩翩起舞的小女子，清妍灵秀，流光溢彩，但眉宇中的一股英气，似与云冈龙门气息相通。细察三窟之间的血统，都有北魏王朝鲜卑拓跋氏的基因，只不过敦煌公主远嫁他乡，多了些异域的风情。大足则远在西南的深山里，村野乡俗，虽然也有佛祖在上，但说的都是山寨里的家长里短，与其他三窟了无关系。
　　于是，我把云冈，龙门，敦煌列在同宗，大足则另作别论了。
　　某日，友人来访，报喜说得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知道我读过几本书，讨教这同胞兄弟的名字如何才能妙造天成，且又不落俗套。那几日我正沉浸在对石窟拍摄的兴奋之中，竟然脱口而出：“你这对儿子就叫云冈、龙门吧，”，并细说端详。友人一听拍案叫绝，说这名字果然大气，登上云冈，跃过龙门，这对儿子将来还了得！最不济也落得个“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名士风采，亦不枉人生一世。二人击掌大笑，狂醉而散。
　　待那对叫作“云冈”、“龙门”的儿子满一周岁时，友人又邀我为其拍照，我趁机提出：“你不妨再生个女儿唤作敦煌，那可就圆满了。”友人点头称是，但后来慑于政策的威力未敢贸然行事，我也就落下了没能拍成敦煌小女儿的遗憾。
　　又一个不眠之夜过去了，当我为上述文字划上最后的句号之时，再次翻阅敦煌影像，三危山上的那一片金光依然使我脉息狂跳，生命奔腾。看一眼静卧在书房角落里沉重的摄影背囊，或许，在太阳冲破地平线的时候，我又会背负着它在苍茫的戈壁滩里艰难跋涉。手中的三脚架是信念的禅杖，企盼着三危山上灿烂的金光。
　　乐樽和尚在三危山上向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