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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瑜先生是西南著名史家，被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先生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研读，一九三三年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曾师从钱玄同、陈垣、刘半农、赵元任、李方桂诸大家，最初治校勘、音韵、古文字之学，后来受边疆危机之感召，始专攻西南边疆民族史地研究。他自一九三六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始，长达半个世纪，几乎凭一人之力开创了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分支学科。
介绍方先生的文章，一般是这样开场的：方国瑜（一九0三至一九八三），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与他的学术成就相随的，总有“纳西族”这个标签。方先生很少谈及自己的族籍，与大多数云南民族类似，民国时期的丽江方家有自己的“汉人”记忆，同时也有“纳西人”的身份，在双重认同中只好慎谈、避谈这个话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方先生只有在一次晚宴上偶然透露过一点信息，此次晚宴如今已渐成“佳话”，近年来为学界不断提及。其具体情形，始见于方豪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中的生动记述：
我初次认识陈寅恪先生是在昆明，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间。那次是方国瑜先生邀宴。
……席间，由于宗族观念，我向国瑜先生询问：“宗兄！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他说：“我是桐城方氏的后裔。”……
饭后，顾颉刚先生把我拉到一旁，轻声告诉我：“方国瑜先生是么些（读如Mo-so）人，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
此时，陈寅恪先生在旁边，就插嘴说：“我们万不可拆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
这时，我恍然大悟。……那晚令我获益最多的，还是陈寅恪先生那几句话。
顾颉刚私下和方豪说：方国瑜先生是么些人，把自己说成是“桐城方氏后裔”，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些”。“么些”大致算是今天“纳西族”的旧称。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先生跟着“补了一刀”，说唐代“胡人后裔也用汉姓”，“自道汉姓始祖何处”。这一唱一和，尽管是私下讲的，给东道主留了“面子”，但无异于说方先生因缘攀附，自托高门。
果真如此吗？方先生的女儿方福祺曾在《方国瑜传》中自述家世：
丽江大研镇方氏，祖上不是本地人，而是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人氏（此地离安庆府所在地约百余里），方氏祖上从方原仲起开始从军，时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年，一三六一年），隶九江府丞徐达麾下。甲辰年（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调南昌左卫中所军，在此居住十七年，并娶妻生子。到明朝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秋九月，方原仲随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征贵州、云南等地。……方原仲因随傅友德征云南有功，授云南左卫中所世袭百户官职。从此方原仲在云南定居下来，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为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方氏入滇之一世祖。
根据方福祺的记述，方原仲一族在云南定居后，至清康熙年问由军籍改为民户，住在昆明。至嘉庆中叶，丽江有一赵氏，与方氏十四世祖方函宇时常来往。赵氏当时无子，方函宇第四子方庭凤入赘丽江赵家，从此方庭凤到了丽江。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0），方庭凤的儿子出生，不久赵氏夫人也诞下一子，因此赵家让方庭凤恢复本姓，自立门户。这样，方庭凤“成为丽江大研镇方氏的一世祖”。
这一说法，谱系清楚，具体细节颇详尽。方先生曾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著录了记载潜山方氏入滇的重要文本证据——方之贵《云南左卫中千户所试百户承袭供状》，该供状写于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详细记载了上述情况，列举出了方氏入滇后的具体世系，方之贵系十世祖，是云南左卫中千户所之下十个世袭百户伍之一。为了证明此份文件的真实性，方先生引用大量史料详加考释，强调“《供状》历叙一家事迹，以当时政令行事与史籍记载相合”，并根据《供状》上的“签印原件”，详细介绍了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正月初设云南左卫时颁发的“云南左卫中千户所管军印”。不止如此，方先生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昆明地藏寺经幢）其东南一里许杨泗庙后，瑜高祖以上三代祖坟在焉。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来昆明，从伯兄瑞周扫墓，至地藏寺废墟，摩挲古幢，良久始去。次岁余读书北京，十余年间，数往返过昆明，必至古幢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对照以上各种证据，方先生的家世认同很清楚，即丽江方氏先祖系安徽安庆府潜山县人氏，明洪武十五年随卫所移民入滇，此后又迁至丽江定居。潜山与桐城毗邻，同属安庆府。根据潜山方氏宗祠资料显示，今潜山方氏堂号日“壮猷堂”，入潜山之祖为方源甫，与桐城方氏系出同宗。依其族内辈分排行，丽江方氏之先祖方原仲，极有可能是潜山方氏七世祖中的一支。
如今的云南人，大多都有先祖随卫所入滇的移民记忆。明代云南卫所军事移民构成了入滇云南移民的主流，且形成了云南“土著者少，寄籍者多”的民族人口格局。陆韧师在其专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中指出：明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前，云南都司建立了云南左卫、右卫、前卫等九卫一所，由平定云南后留镇该地的九万官军组成，“他们成为明代进入云南的第一批军事移民”。有明一代，入滇的卫所官军人数达到二十八万人左右。而且，其时官军入滇携带家眷子女，“所有卫军，每一军士为一户，家属大都由原籍同来”。根据国内较多采用的明代军事移民“每户按三口计算”的办法，明代入滇军事移民的第一代人口“有可能达到八十余万”。陆韧师进而认为：“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后，在明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土著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结合于云南土地，交融于当地民族，实现了从流徙到定居、从外来客民到世居云南人的转变。”
内地学人多以为方先生借桐城方氏之名自抬身价，实际上忽略了民族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不仅存在大量的夷人“汉化”现象，还应充分考慮到内地移民逐渐融入当地民族之“夷化”过程。“汉化”与“夷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从夷至夏，自夏而夷，这是非常正常的。陆韧师指出，深入云南边远山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口，“为了生存，特别是在明末卫所制度弛坏，战乱纷争的情况下，势单力薄的汉人只能迅速融入当地民族之中才能生存”。方先生对此深有认识，他曾指出：大抵云南坝区多汉人，山区多彝人，可能住在坝区的彝人多融合于汉人，而住在山区的汉人多融合于彝人（方国瑜：《明代云南的卫所制度与开发生产》）。 就以他的家乡丽江为例，明代丽江始终由木氏土司统治，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一九四二年，方先生撰《么些民族考》一文，正面回应了明代流寓丽江之汉人“么些化”的历史过程：
瑜曾遍访明代古墓，间有龚、杨、李诸姓，乃土司之把事，而大都姓和也。或拆和字目：和为木字戴笠负筐，取义木氏之奴隶，故今齐民皆姓和。不识初意为如是否？今大族有谱牒已复本姓者，犹记末归流前曾姓和;未复本姓者，亦多记迁丽江后改姓和;又有不言初姓，惟述其先为应天府柳树湾人者。凡此追述先祖，多为汉人而从土人之姓，则习俗之同化于土人，尤意中事。明代如此，明以前更可想见。则今日所目为么些族者，必多有汉人血液，其文化亦多自汉族传播。不能以语言、服饰、习俗之稍异而识别民族，此则西南民族皆如是，不仅么些族也。
这段话不仅阐述了明代入滇移民“变服从俗，渐化为夷”的历史事实，而且隐隐自辩，强调汉人与“么些”同宗一体，“不能以语言、服饰、习俗之稍异而识别民族”。以下方先生一番颇具卓识的宏论，更能反映他对这一问题认识之通彻：
吾人研究西南民族，苦名号繁夥，实由一血统民族文化歧异，则各立名号，愈分而愈多;亦有数民族之文化融合，名号渐失者，若甲民族之少数人迁至乙民族区域，久之即被以乙民族之名称。今日纳西族中，不少有汉人及其他民族之血液，而既同于纳西文化，亦直视为纳西族也;又有初为纳西族，迁与其他民族同化，则又以其他民族称之。……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若以血统言之，今日西南民族中，鲜有不混血者，众族之汉文化程度有差异，亦即汉族血液多寡之差异，所以犹保持其名号者，则由历史观念使然耳。今之纳西族受汉文化陶熔已深，則不惟不用么些之名，即纳西之名亦可废。（方国瑜：《么些民族考》）
从这段话里能够细微体会到，方先生纠结于“汉人移民”与“纳西人”的双重身份之下“夫子自道”式的隐痛。他定然是听惯了顾颉刚所说的那种“闲话”，试图弥合纳西人与汉人之问的族群界限，甚至预言“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不仅主张废除带有侮辱性的“么些”之名，“即纳西之名亦可废”。如此惊世宏论，与顾颉刚喊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何其殊途同归。
回想当晚谈话情景，方豪显然是话题的发起者。他的问题“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很冒失，这使方先生陷入尴尬之境。那时的方豪只有二十九岁，“以后辈自视”，年轻而好发问，言语不免莽撞。然则，最可怪的是顾颉刚先生。顾的一番解释明显有“带节奏”的嫌疑，令陈寅恪也忍不住“插嘴”。按理说，顾不应该强调方先生的“么些”身份。因为在一个月前，他刚完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顾收到了傅斯年的来信，傅批评顾负责的《益世报·边疆副刊》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并强调“夷汉是一家”，督促顾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思考民族问题。顾读到如此恳切的意见，“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于是用三天时间撰写了此文，开首就强调“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国家分裂危机之下，我们不应该谈汉、夷有别，“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再者说，顾颉刚来昆之前，刚刚深入考察了西北民族地区，他完全了解内地移民内迁边地并“番化”的史事。顾在昆期问完成的《浪口村随笔》卷六里就有多条笔记对此有深入论述，如谓岷县境内妇女之服饰，“皆明代习尚”，具有内地移民之遗存特征（《明初西北移民》）;又谓“西宁汉人俱自谓由江南迁去，想亦于明初从征而往，遂屯田为土著者”（《临潭居民祖籍》）;又谓内地迁入西北之孔子后裔，皆奉回教，逐渐“番化”之事实（《边地孔裔》）。按理说以史学家“同情”之心理，他白应懂得方先生“桐城祖籍说”的内在含义。既然如此，顾颉刚为什么还要“暴露”方的“么些”身份呢？
方豪是无心之言，顾颉刚却是有心如此。因为那晚他的心情甚是不爽，在生方先生的闷气。顾在日记里记述当晚活动，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方国瑜夫妇（主）与膺中、莘田等人同席，胸中顿起不快之感。如此佞人谗人，予真无法与之为伍也。然渠等要打倒我十几年了，究竟把我打倒了没有？思之亦颇自豪也。但望我身体好，能工作，便一切都不怕矣。（《日记》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
确切地说，惹恼顾的不是方先生，而是语言学家罗常培（字莘田）和文学史家罗庸（字膺中）。“二罗”形影不离，关系极好，刚由长沙辗转来昆，任职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如此佞人谗人”亦指“二罗”，其时顾与方相识不久，没有恩怨。当晚方国瑜夫妇选择与“二罗”同席，这让顾颉刚萌发“醋意”，故而“胸中顿起不快之感”。顾与“二罗”积怨已久，不满之情在他的日记里多处流露：
数日来看《桃花扇》，觉得阮大铖之为人绝似莘田、膺中，其吸引朋党，排挤正士，蒙蔽权要，抢夺势力，闭目思之，实出一型。阮氏亡了南明，彼辈亦亡了北大！（《日记》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每见膺中，胸中辄作三日恶！（《日记》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上午道遇膺中两次，胸又作恶。所以然者，彼既奸佞而
又傲慢。（《日记》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顾颉刚与“二罗”交恶，恐怕缘于他和鲁迅的旧怨。顾和鲁迅、“二罗”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做过同事，众所周知，顾与鲁迅关系极其糟糕，在中大甚至闹到“鼻来我走”的程度（鲁迅暗讽顾是“红鼻子”）;相反，鲁迅与“二罗”则交谊甚厚，罗常培曾随鲁迅在厦大任教，后去中大，可能鲁迅也有举荐之力。罗庸则于一九二七年应鲁迅之邀，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因此，在顾、周之争中，“二罗”免不了站在鲁迅一边。顾颉刚厌恶罗庸似更甚于罗常培。从顾的日记来看，顾与罗庸时常见面，且共同出席各类活动，但从没有私下的交往。学界常说顾颉刚与傅斯年矛盾甚多，然则顾、傅二人乃是诤友，尽管吵得面红耳赤，但颇能相互尊重。相比之下，顾与罗庸几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顾在日记里说“要打倒我十几年了”，所指或在此。当晚的方先生与“二罗”同席或许也是无意之举，但这可能触及了顾敏感的神经。 那么陈寅恪先生为何要“补刀”呢？个人以为，这与私人恩怨无关，陈寅恪所言属于历史学家茶座上的“闲谈”，唯借此阐发一下学术观点。一九三八年底，陈寅恪作《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赞叹是书资料宏富，“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然此书资料多由方先生提供，书成后，陈垣又托陈寅恪将此书送予方先生。陈寅恪定然是了解内情的，其对方先生的推重也颇可窥见一二。因此，陈寅恪对方先生绝无贬低鄙视之意存，其所持“胡人冒籍汉姓”之论，实缘于他的学术关注视野及其长期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寅恪研究专长在中古史，不太留心明清边疆情态。他所见唐代情形则多为内附之胡人，伪托汉姓以自高。他对李白“诡托陇西李氏”的研究就是典型例证。他指出李白一族“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此外，陈寅恪还对唐朝皇族的“李姓”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写了三篇文章。最初，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中驳斥了“李唐自称为西凉李暠后裔”的说法，而云“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此后，又作《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对研究结论进行修正，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
种种迹象表明，陈寅恪骨子里仍有“夷夏大防”之思想遗留，他曾于《论韩愈》一文中列举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功绩，有“六门建树”之概括，而“诃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就是其一。他论边疆民族，多以“中国”“华夏”与边地民族相对举，如云李白人中原，而谓“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也”，“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等等。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云：“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荟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说此番话时，身处滇南“边徼一隅”的陈寅恪一定是为日寇乱华而发，但确有“聊与胡僧话落花”的文化落寞之感。
其实，在这个看似融洽的晚宴背后，尚能窥见内地人和边地人的隐性对立。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政客、资本家、文化人、学生、难民等各色内地人等纷涌入滇，云南人与内地人开始在试探中接触，接触中试探，尴尬别扭之间，获取的信息未免片面，“看不惯”的对立情绪未免生发。内地人闯入“边僻之乡”，潜意识里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他们以文明先进自居，高高在上地批评云南人落后、懒惰、不卫生、文化程度不高，蔑称云南人是“老滇票”，意谓云南人如同本地货币一样老土而“不值钱”;而云南人一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情结，承认内地人来自更高层次的文明，但另一方面无法忍受内地人的趾高气扬，以及过于新奇的生活方式、理念、奇谈怪论乃至着装、行为，甚而扬言要“教训下江人”。
一九三八年六月，云南本地学者楚图南为此发表《尊重与宽容》一文表示：其时入滇的内迁人口，对于这个边远民族省份而言，是“明以来第一次最有意义的华族的移民”，他们都是“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内地与云南不断“发生影响”，自然会使“云南的文化进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楚的姿态放得实在太低，其实这很难说是真正的“尊重与宽容”，反而让人感觉是“拖了后腿”之后表示要努力“跟進”的一份检讨。
那个年代的云南学人多有此种“积极向内地靠拢”的情绪，尤其是面对蜂拥而至的内地文化精英之时。“南荒边僻”“蛮夷之邦”的云南形象，似乎成为云南人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方先生也是如此，他反复强调“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对云南的历史“身份”饱含有异乎寻常的国家认同意识。今天看来，云南理所当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大可不必强调，方先生为何较真呢？这正与他长期所受的时代“刺激”有很大关系。方先生《自序》开首一句也颇有意味：“国瑜生于边僻之乡。”他深感云南落后，似乎自带“蛮夷”属性，需要“改造”，热切地希望云南获得与内地省份一视同仁、平起平坐的“身份”，生怕被抛弃。
当晚赴宴的罗常培、万斯年、闻宥、方豪诸人，皆有民族调查的经历。以及当时以杨成志、马长寿、吴文藻、江应棵、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民族研究新锐，尽管都具有了民族平等的姿态，但潜意识里的内地与边地、汉人与“蛮夷”的二元对立思想仍在不自觉地左右着他们的脑筋。他们自己都相信自己是“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而以外来观察员的目光，审视边疆民族社会的种种“蛮夷”生态，“恍游博物院”，把边地民族看作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的“活化石”，可供研究而不可苟同。身处“内”与“边”急剧交融的洪流之中，就连顾颉刚、陈寅恪二先生也不能免俗。这也正是近代“民族考古”风潮兴起的思想基点。
然则，尊重与宽容是必须的，消弭内地与边疆、汉人与夷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截然分异，是民族平等、民族融合的必由之径，这不仅是人际交往中的实际问题，还是关乎国家存亡命运的大方向。顾颉刚撰写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与方先生“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消失”的疾呼旨趣相映，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尊重与宽容，消除这种“隐形对立”，实现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重要体现。
介绍方先生的文章，一般是这样开场的：方国瑜（一九0三至一九八三），云南丽江人，纳西族。与他的学术成就相随的，总有“纳西族”这个标签。方先生很少谈及自己的族籍，与大多数云南民族类似，民国时期的丽江方家有自己的“汉人”记忆，同时也有“纳西人”的身份，在双重认同中只好慎谈、避谈这个话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方先生只有在一次晚宴上偶然透露过一点信息，此次晚宴如今已渐成“佳话”，近年来为学界不断提及。其具体情形，始见于方豪先生在《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中的生动记述：
我初次认识陈寅恪先生是在昆明，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间。那次是方国瑜先生邀宴。
……席间，由于宗族观念，我向国瑜先生询问：“宗兄！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他说：“我是桐城方氏的后裔。”……
饭后，顾颉刚先生把我拉到一旁，轻声告诉我：“方国瑜先生是么些（读如Mo-so）人，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
此时，陈寅恪先生在旁边，就插嘴说：“我们万不可拆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
这时，我恍然大悟。……那晚令我获益最多的，还是陈寅恪先生那几句话。
一方国瑜先生的族籍问题
顾颉刚私下和方豪说：方国瑜先生是么些人，把自己说成是“桐城方氏后裔”，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些”。“么些”大致算是今天“纳西族”的旧称。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先生跟着“补了一刀”，说唐代“胡人后裔也用汉姓”，“自道汉姓始祖何处”。这一唱一和，尽管是私下讲的，给东道主留了“面子”，但无异于说方先生因缘攀附，自托高门。
果真如此吗？方先生的女儿方福祺曾在《方国瑜传》中自述家世：
丽江大研镇方氏，祖上不是本地人，而是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人氏（此地离安庆府所在地约百余里），方氏祖上从方原仲起开始从军，时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年，一三六一年），隶九江府丞徐达麾下。甲辰年（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调南昌左卫中所军，在此居住十七年，并娶妻生子。到明朝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秋九月，方原仲随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征贵州、云南等地。……方原仲因随傅友德征云南有功，授云南左卫中所世袭百户官职。从此方原仲在云南定居下来，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为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方氏入滇之一世祖。
根据方福祺的记述，方原仲一族在云南定居后，至清康熙年问由军籍改为民户，住在昆明。至嘉庆中叶，丽江有一赵氏，与方氏十四世祖方函宇时常来往。赵氏当时无子，方函宇第四子方庭凤入赘丽江赵家，从此方庭凤到了丽江。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0），方庭凤的儿子出生，不久赵氏夫人也诞下一子，因此赵家让方庭凤恢复本姓，自立门户。这样，方庭凤“成为丽江大研镇方氏的一世祖”。
这一说法，谱系清楚，具体细节颇详尽。方先生曾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著录了记载潜山方氏入滇的重要文本证据——方之贵《云南左卫中千户所试百户承袭供状》，该供状写于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详细记载了上述情况，列举出了方氏入滇后的具体世系，方之贵系十世祖，是云南左卫中千户所之下十个世袭百户伍之一。为了证明此份文件的真实性，方先生引用大量史料详加考释，强调“《供状》历叙一家事迹，以当时政令行事与史籍记载相合”，并根据《供状》上的“签印原件”，详细介绍了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正月初设云南左卫时颁发的“云南左卫中千户所管军印”。不止如此，方先生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昆明地藏寺经幢）其东南一里许杨泗庙后，瑜高祖以上三代祖坟在焉。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来昆明，从伯兄瑞周扫墓，至地藏寺废墟，摩挲古幢，良久始去。次岁余读书北京，十余年间，数往返过昆明，必至古幢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对照以上各种证据，方先生的家世认同很清楚，即丽江方氏先祖系安徽安庆府潜山县人氏，明洪武十五年随卫所移民入滇，此后又迁至丽江定居。潜山与桐城毗邻，同属安庆府。根据潜山方氏宗祠资料显示，今潜山方氏堂号日“壮猷堂”，入潜山之祖为方源甫，与桐城方氏系出同宗。依其族内辈分排行，丽江方氏之先祖方原仲，极有可能是潜山方氏七世祖中的一支。
如今的云南人，大多都有先祖随卫所入滇的移民记忆。明代云南卫所军事移民构成了入滇云南移民的主流，且形成了云南“土著者少，寄籍者多”的民族人口格局。陆韧师在其专著《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中指出：明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前，云南都司建立了云南左卫、右卫、前卫等九卫一所，由平定云南后留镇该地的九万官军组成，“他们成为明代进入云南的第一批军事移民”。有明一代，入滇的卫所官军人数达到二十八万人左右。而且，其时官军入滇携带家眷子女，“所有卫军，每一军士为一户，家属大都由原籍同来”。根据国内较多采用的明代军事移民“每户按三口计算”的办法，明代入滇军事移民的第一代人口“有可能达到八十余万”。陆韧师进而认为：“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后，在明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土著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结合于云南土地，交融于当地民族，实现了从流徙到定居、从外来客民到世居云南人的转变。”
内地学人多以为方先生借桐城方氏之名自抬身价，实际上忽略了民族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不仅存在大量的夷人“汉化”现象，还应充分考慮到内地移民逐渐融入当地民族之“夷化”过程。“汉化”与“夷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从夷至夏，自夏而夷，这是非常正常的。陆韧师指出，深入云南边远山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人口，“为了生存，特别是在明末卫所制度弛坏，战乱纷争的情况下，势单力薄的汉人只能迅速融入当地民族之中才能生存”。方先生对此深有认识，他曾指出：大抵云南坝区多汉人，山区多彝人，可能住在坝区的彝人多融合于汉人，而住在山区的汉人多融合于彝人（方国瑜：《明代云南的卫所制度与开发生产》）。 就以他的家乡丽江为例，明代丽江始终由木氏土司统治，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一九四二年，方先生撰《么些民族考》一文，正面回应了明代流寓丽江之汉人“么些化”的历史过程：
瑜曾遍访明代古墓，间有龚、杨、李诸姓，乃土司之把事，而大都姓和也。或拆和字目：和为木字戴笠负筐，取义木氏之奴隶，故今齐民皆姓和。不识初意为如是否？今大族有谱牒已复本姓者，犹记末归流前曾姓和;未复本姓者，亦多记迁丽江后改姓和;又有不言初姓，惟述其先为应天府柳树湾人者。凡此追述先祖，多为汉人而从土人之姓，则习俗之同化于土人，尤意中事。明代如此，明以前更可想见。则今日所目为么些族者，必多有汉人血液，其文化亦多自汉族传播。不能以语言、服饰、习俗之稍异而识别民族，此则西南民族皆如是，不仅么些族也。
这段话不仅阐述了明代入滇移民“变服从俗，渐化为夷”的历史事实，而且隐隐自辩，强调汉人与“么些”同宗一体，“不能以语言、服饰、习俗之稍异而识别民族”。以下方先生一番颇具卓识的宏论，更能反映他对这一问题认识之通彻：
吾人研究西南民族，苦名号繁夥，实由一血统民族文化歧异，则各立名号，愈分而愈多;亦有数民族之文化融合，名号渐失者，若甲民族之少数人迁至乙民族区域，久之即被以乙民族之名称。今日纳西族中，不少有汉人及其他民族之血液，而既同于纳西文化，亦直视为纳西族也;又有初为纳西族，迁与其他民族同化，则又以其他民族称之。……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若以血统言之，今日西南民族中，鲜有不混血者，众族之汉文化程度有差异，亦即汉族血液多寡之差异，所以犹保持其名号者，则由历史观念使然耳。今之纳西族受汉文化陶熔已深，則不惟不用么些之名，即纳西之名亦可废。（方国瑜：《么些民族考》）
从这段话里能够细微体会到，方先生纠结于“汉人移民”与“纳西人”的双重身份之下“夫子自道”式的隐痛。他定然是听惯了顾颉刚所说的那种“闲话”，试图弥合纳西人与汉人之问的族群界限，甚至预言“想必有一日，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于消失也”，不仅主张废除带有侮辱性的“么些”之名，“即纳西之名亦可废”。如此惊世宏论，与顾颉刚喊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何其殊途同归。
二谁制造了这个“族籍”话题？
回想当晚谈话情景，方豪显然是话题的发起者。他的问题“你们云南姓方的是从哪里迁来的？”很冒失，这使方先生陷入尴尬之境。那时的方豪只有二十九岁，“以后辈自视”，年轻而好发问，言语不免莽撞。然则，最可怪的是顾颉刚先生。顾的一番解释明显有“带节奏”的嫌疑，令陈寅恪也忍不住“插嘴”。按理说，顾不应该强调方先生的“么些”身份。因为在一个月前，他刚完成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一九三九年二月六日，顾收到了傅斯年的来信，傅批评顾负责的《益世报·边疆副刊》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并强调“夷汉是一家”，督促顾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思考民族问题。顾读到如此恳切的意见，“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于是用三天时间撰写了此文，开首就强调“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国家分裂危机之下，我们不应该谈汉、夷有别，“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再者说，顾颉刚来昆之前，刚刚深入考察了西北民族地区，他完全了解内地移民内迁边地并“番化”的史事。顾在昆期问完成的《浪口村随笔》卷六里就有多条笔记对此有深入论述，如谓岷县境内妇女之服饰，“皆明代习尚”，具有内地移民之遗存特征（《明初西北移民》）;又谓“西宁汉人俱自谓由江南迁去，想亦于明初从征而往，遂屯田为土著者”（《临潭居民祖籍》）;又谓内地迁入西北之孔子后裔，皆奉回教，逐渐“番化”之事实（《边地孔裔》）。按理说以史学家“同情”之心理，他白应懂得方先生“桐城祖籍说”的内在含义。既然如此，顾颉刚为什么还要“暴露”方的“么些”身份呢？
方豪是无心之言，顾颉刚却是有心如此。因为那晚他的心情甚是不爽，在生方先生的闷气。顾在日记里记述当晚活动，还有这样一段文字：
方国瑜夫妇（主）与膺中、莘田等人同席，胸中顿起不快之感。如此佞人谗人，予真无法与之为伍也。然渠等要打倒我十几年了，究竟把我打倒了没有？思之亦颇自豪也。但望我身体好，能工作，便一切都不怕矣。（《日记》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
确切地说，惹恼顾的不是方先生，而是语言学家罗常培（字莘田）和文学史家罗庸（字膺中）。“二罗”形影不离，关系极好，刚由长沙辗转来昆，任职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如此佞人谗人”亦指“二罗”，其时顾与方相识不久，没有恩怨。当晚方国瑜夫妇选择与“二罗”同席，这让顾颉刚萌发“醋意”，故而“胸中顿起不快之感”。顾与“二罗”积怨已久，不满之情在他的日记里多处流露：
数日来看《桃花扇》，觉得阮大铖之为人绝似莘田、膺中，其吸引朋党，排挤正士，蒙蔽权要，抢夺势力，闭目思之，实出一型。阮氏亡了南明，彼辈亦亡了北大！（《日记》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每见膺中，胸中辄作三日恶！（《日记》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上午道遇膺中两次，胸又作恶。所以然者，彼既奸佞而
又傲慢。（《日记》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顾颉刚与“二罗”交恶，恐怕缘于他和鲁迅的旧怨。顾和鲁迅、“二罗”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做过同事，众所周知，顾与鲁迅关系极其糟糕，在中大甚至闹到“鼻来我走”的程度（鲁迅暗讽顾是“红鼻子”）;相反，鲁迅与“二罗”则交谊甚厚，罗常培曾随鲁迅在厦大任教，后去中大，可能鲁迅也有举荐之力。罗庸则于一九二七年应鲁迅之邀，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因此，在顾、周之争中，“二罗”免不了站在鲁迅一边。顾颉刚厌恶罗庸似更甚于罗常培。从顾的日记来看，顾与罗庸时常见面，且共同出席各类活动，但从没有私下的交往。学界常说顾颉刚与傅斯年矛盾甚多，然则顾、傅二人乃是诤友，尽管吵得面红耳赤，但颇能相互尊重。相比之下，顾与罗庸几乎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顾在日记里说“要打倒我十几年了”，所指或在此。当晚的方先生与“二罗”同席或许也是无意之举，但这可能触及了顾敏感的神经。 那么陈寅恪先生为何要“补刀”呢？个人以为，这与私人恩怨无关，陈寅恪所言属于历史学家茶座上的“闲谈”，唯借此阐发一下学术观点。一九三八年底，陈寅恪作《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赞叹是书资料宏富，“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然此书资料多由方先生提供，书成后，陈垣又托陈寅恪将此书送予方先生。陈寅恪定然是了解内情的，其对方先生的推重也颇可窥见一二。因此，陈寅恪对方先生绝无贬低鄙视之意存，其所持“胡人冒籍汉姓”之论，实缘于他的学术关注视野及其长期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寅恪研究专长在中古史，不太留心明清边疆情态。他所见唐代情形则多为内附之胡人，伪托汉姓以自高。他对李白“诡托陇西李氏”的研究就是典型例证。他指出李白一族“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此外，陈寅恪还对唐朝皇族的“李姓”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写了三篇文章。最初，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中驳斥了“李唐自称为西凉李暠后裔”的说法，而云“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此后，又作《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对研究结论进行修正，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
种种迹象表明，陈寅恪骨子里仍有“夷夏大防”之思想遗留，他曾于《论韩愈》一文中列举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功绩，有“六门建树”之概括，而“诃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就是其一。他论边疆民族，多以“中国”“华夏”与边地民族相对举，如云李白人中原，而谓“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也”，“西域之人其名字不通于华夏”等等。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云：“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荟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说此番话时，身处滇南“边徼一隅”的陈寅恪一定是为日寇乱华而发，但确有“聊与胡僧话落花”的文化落寞之感。
三内地人和边地人的隐性对立
其实，在这个看似融洽的晚宴背后，尚能窥见内地人和边地人的隐性对立。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政客、资本家、文化人、学生、难民等各色内地人等纷涌入滇，云南人与内地人开始在试探中接触，接触中试探，尴尬别扭之间，获取的信息未免片面，“看不惯”的对立情绪未免生发。内地人闯入“边僻之乡”，潜意识里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他们以文明先进自居，高高在上地批评云南人落后、懒惰、不卫生、文化程度不高，蔑称云南人是“老滇票”，意谓云南人如同本地货币一样老土而“不值钱”;而云南人一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情结，承认内地人来自更高层次的文明，但另一方面无法忍受内地人的趾高气扬，以及过于新奇的生活方式、理念、奇谈怪论乃至着装、行为，甚而扬言要“教训下江人”。
一九三八年六月，云南本地学者楚图南为此发表《尊重与宽容》一文表示：其时入滇的内迁人口，对于这个边远民族省份而言，是“明以来第一次最有意义的华族的移民”，他们都是“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内地与云南不断“发生影响”，自然会使“云南的文化进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楚的姿态放得实在太低，其实这很难说是真正的“尊重与宽容”，反而让人感觉是“拖了后腿”之后表示要努力“跟進”的一份检讨。
那个年代的云南学人多有此种“积极向内地靠拢”的情绪，尤其是面对蜂拥而至的内地文化精英之时。“南荒边僻”“蛮夷之邦”的云南形象，似乎成为云南人挥之不去的文化阴影。方先生也是如此，他反复强调“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对云南的历史“身份”饱含有异乎寻常的国家认同意识。今天看来，云南理所当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大可不必强调，方先生为何较真呢？这正与他长期所受的时代“刺激”有很大关系。方先生《自序》开首一句也颇有意味：“国瑜生于边僻之乡。”他深感云南落后，似乎自带“蛮夷”属性，需要“改造”，热切地希望云南获得与内地省份一视同仁、平起平坐的“身份”，生怕被抛弃。
当晚赴宴的罗常培、万斯年、闻宥、方豪诸人，皆有民族调查的经历。以及当时以杨成志、马长寿、吴文藻、江应棵、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民族研究新锐，尽管都具有了民族平等的姿态，但潜意识里的内地与边地、汉人与“蛮夷”的二元对立思想仍在不自觉地左右着他们的脑筋。他们自己都相信自己是“从更高阶段的社会和文化里面出来的人”，而以外来观察员的目光，审视边疆民族社会的种种“蛮夷”生态，“恍游博物院”，把边地民族看作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的“活化石”，可供研究而不可苟同。身处“内”与“边”急剧交融的洪流之中，就连顾颉刚、陈寅恪二先生也不能免俗。这也正是近代“民族考古”风潮兴起的思想基点。
然则，尊重与宽容是必须的，消弭内地与边疆、汉人与夷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截然分异，是民族平等、民族融合的必由之径，这不仅是人际交往中的实际问题，还是关乎国家存亡命运的大方向。顾颉刚撰写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与方先生“西南民族之众名尽归消失”的疾呼旨趣相映，某种程度上都是相互尊重与宽容，消除这种“隐形对立”，实现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