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君子美德既是古老的理想模式，又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根本要求。审视古代君子理想人格的形成过程，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所迫切需要的。社会应创造君子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主要包括法律环境、民主政治、富裕的经济、良好的社会风尚等。
　　[关键词]君子人格　实现条件　客观环境
　　
　　罗国杰先生指出：“我们需要新时代的君子和圣贤”。但是君子是在社会中才能得以成长起来的，离开了一定的社会环境谈论君子的成长和发展是不现实的。所以审视古代君子理想人格的形成问题，关注道德之外的因素，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所迫切需要的。
　　
　　法律的环境
　　
　　君子有严格的道德要求，一方面是对于个人范围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于与他人关系层面的要求。无论是对其自身，还是与他人关系的规范，其标准都来自于社会，同时需要在社会相应条件下实施。法律提供了刚性的行为约束，是底线的道德。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社会就会陷于混乱无序状态，更谈不上高层次的道德理想的实现了。仅仅依赖道德上的自我要求，即使有君子出现，也只能是少数，君子往往处于孤立的状况，陷于孤芳自赏，在和小人的较量中，往往成为受挫折者、失败者，甚至最终无声无息、销声匿迹。
　　我国一直强调道德教育，主张培养新一代有道德的人，类似于古代所说的君子，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和我们的理想仍然有比较远的距离。我们应该反思实施的途径和方法，是否和纯粹局限于道德层面有联系。新加坡是世界知名的文明国家，其道德运行的机制有坚强的法律背景，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民主的政治
　　
　　专制和等级制度，培养的往往是依附性的、扭曲性的人格，臣属只能昕命于最高的上司——皇帝，即使错误的东西，也只能俯首称是。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西方不少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思想主流是放弃自我、压抑自我的极端集体主义。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论到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的7个方面：“等级制的社会差别，大规模劳动力的调发，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强调生活所有方面的礼仪性，重视刻板的界线和模型，一种强调贡献、义务和仿效的道德观，缺少悲剧感和讽刺感。”呖史上那些标榜君子和被称作君子的人中，有许多却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见利忘义、弄虚作假、居心叵测、自我标榜等，这一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不正常的、扭曲的社会生活、心态是直接相关的。因此，在美国居住的杜维明先生，在东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认识到民主制度建设是造就君子道德人格的基本社会条件。其观点是：道德自我的建立不可能开出民主，亦即，不能从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开出民主。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即儒家所提出的贤人政治，其价值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才可以充分体现，亦即，政治领导本身有强的道德感受及职业感受。如何发展儒家式的稳健民主是东亚社会的当务之急。
　　韩国学者黄秉泰经过对中韩古今文明的考证，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现代化要求人们绝对必须具有一种清醒的意识，人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界的分离，但儒学未能作出积极的反应。其次，现代化要求对社会传统和自然环境形成功利主义观点，但儒学在情感上完全热衷于古代圣王的至善之德及道德之善与自然秩序之善的合一。其三，现代化的逻辑需要有与时俱进的进化论观念和集团的独立自主思想，但儒家文化有两种基本取向即文化永恒主义和文化泛世主义。其四，平等民主是现代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儒学是在一个社会等级分明的国度里，由君子这个统治阶级设计出来以供其用的。其五，结构的分化是合理化社会行动进入社会各部分的一项先决条件，但儒学的世界是一个笼统的道德有机体。最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另一条件是不能存在反动政权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而在中国和韩国，以有限的社会体系的分立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帝国体制的持久存在阻碍了任何进一步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分立。
　　
　　富裕的经济
　　
　　君子的界定，其关键就是要处理好利与义、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古代圣贤尽管在利益和道德面临冲突时，舍利取义，但是他们都认同经济为实现道德的重要工具、保证和条件，一致认为道德为立国之本，经济为治国之用，强调良好的经济状况对道德发展的积极作用。
　　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局限性，就严重制约着君子人格的发扬，起码限制了大批君子的广泛出现。那些脱离实际经济生活，一味地奢谈道德修养的做法，已经在历史上成为荒唐可笑的事情。“在世衰道微的情况下，即如道德精神境界亦成为一虚假而短暂的境界。这再度往下异化便成为一‘自我的矫饰’与‘自我的休闲’，明说其理由，实则为虚，终而堕入一自我蒙欺，万劫不复的魔业之中。魂魄既丧，游走无方，来去无所。这失魂症的病人也只能以‘道德的精神胜利法’自我蒙欺罢了。”钱穆先生在1941年冬季写下的《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复兴工作、造就君子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认识，仍然有参考价值。钱穆指出我们应该努力的三大方面：“第一，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这就是上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仁义、廉耻、节操那一番大道理；第二，应使中国社会发挥出现代力量来，如今再不能回头再恢复封建制度，又不能迈进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第三，中国自古即以农工并重，商业也随而鼎足称盛，……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庶可再进一步达到他原先所理想的境界。”
　　
　　良好的风尚
　　
　　要想让君子越来越多，君子之德蔚然成风，必须有社会良好风尚的哺育。道德评价需要社会舆论，道德推行仍然需要舆论环境。君子从孔子那里开始，已经摆脱了与社会政治显赫地位的关系，不把它和君主、大人相提并论，而成为纯粹道德方面的评判。作为道德的要求，君子的人格，需要有道德的运行机制。这就需要社会上有良好的道德环境，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应该提倡、支持、参与，把君子作为一种理想人格进行追求，形成一致的社会价值选择和追求。
　　公共道德环境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和培育君子的重要条件。长期研究中国文化的台湾省学者林安悟先生对此有深刻认识，指出了传统道德修养的弊端所在，同时强调了公共道德的重要价值：“‘道德’必然得以‘公共领域’为第一优先考虑的视点，离开公共领域，以私下的心性修养，直挂到天理上去说，这不但是不足的，而且是不对的。道德只是境界，修养竞成了乡愿，心性亦只日趋麻木而已，儒学落到这样的地步岂不可悲!因此，我们须得正视‘公共领域’，高提‘社会正义’，如此才能谈所谓的‘道德’，谈所谓的‘修养’，谈所谓的‘心性’，儒学才有崭新的生机。”
　　当代社会已经形成网络系统，人与人的联系和依赖更加密切，人与人之间的、群体的、社会的和谐与美好关系，迫切要求互动，彼此互相支撑，以他人的良好背景作为自己发展的条件。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机制，要求打破原来的地域、熟人社会的规则，形成对待生人也公平的规则。这既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需要，也是培育道德人格高尚的君子的外在条件。著名学者福山认为，道德和信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资本，对于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社会之丰富的共同价值观念称作是‘社会资本’。如同实物资本(土地、房屋、机器)和人力资本(我们头脑中所掌握的技能和知识)那样，社会资本可以产生财富。……通过这些合作规则，个人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诚实、互惠以及信守承诺这样的社会美德不像伦理价值那样易于选择；它们还拥有一种有形的货币价值，可以帮助奉行这些社会美德的群体实现其共同的目标。”
　　人是有道德选择的自由的，尽管每个人身上都有善的“基因”本性，但是成为“君子”或者“小人”，关键在自己的信念和道德标准，而这样的信念或道德标准则来自于社会。所以，一个社会有什么道德价值、提倡什么人生格调主旋律，直接影响到个人的选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则应该提出善的体系，进行宣扬，责无旁贷地把培养大批有道德的人作为自己的艰巨任务，以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