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籍民工王建民腹痛难忍被“120”急救车送往同仁医院，因身无分文，院方拒绝救治。次日凌晨，王被发现死在医院厕所门口。庭审法官认为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理由是北京同仁医院不是流浪人员、农民工的定点救治机构。
　　王建民事件是一起悲惨的、民工权利被完全漠视乃至抹杀的恶性事件，王建民之死是一些医院已经完全沦落为赤裸裸的商业牟利机构的结果。可是就在神圣的法庭上，本应秉承公正、公平原则、客观判断基础事实，以便于最终作出法理判决的法官，却说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他把医院也先天分为三六九等，同仁医院是富人医院，王建民不该去。如果我们承认法官和医院的逻辑，穷人只能认命，去屈从于所谓的“制度性安排”，我们无法想见，分属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在未来中国将如何和谐共处。
　　著名思想家加尔布雷斯曾专门探讨所谓“丰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按加尔布雷斯的说法，丰裕社会中的贫困，本来应该更好克服，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甚至都可能将穷人供养起来。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丰裕社会中的“少数人极端贫困”始终是一个顽症。其原因就在于，丰裕社会中少数人的贫困“不再成为社会政策感兴趣的对象了”。当贫困者成为少数人而且没有影响力后，为穷人说话的任何政治家与思想家，由于是代表少数而且没有影响力的人说话，使他们自己也成为少数派并且丧失了影响力。结果，政治家和学者都不再和这个社会为被贫困所折磨的成员站在一起。
　　“穷人医院”与“贫民窟”的思维，无疑是上述思想的体现。持此论调者断定：穷人自己对贫困的形成和积累难辞其咎。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穷人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包括知识水平、努力程度等等。因此他们强烈觉得穷人不配享有社会进步的成果，穷人最多只能获得保障其生存底线的一点点救济，并且应当对相关社会政策感激涕零，严格遵守社会等级划分，去“该去的地方”，否则就是越轨。
　　那位法官的“穷人医院”说法，证明上述危险的论调已经渗入某些社会精英（经济学家、富豪、医生、法官）的头脑中，并且依据此类偏见来行使手中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后果是进一步迫使穷人去遵守如此潜规则。如果我们无视歧视穷人思维的蔓延，那下一个被断定该送“穷人医院”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